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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拉迈·拉詹
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困难导致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总需求过剩或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很显然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即改变约束市场行为的制度和监管架构。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会使部分人承担代价，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使更多人的福利得到改善。经济学家们相信，可以通过政府补偿来克服少数人对改革的反对。但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很少出现，为什么？
第一个难题是，改革的收益往往是间接的，公众不像经济学家那样能看清事实。例如，取消贷款的最高利率限制，公众更容易把这一改革理解为允许贷款人收取高昂的利率。
但实际上，如果在竞争性的金融体系中取消利率上限，贷款价格就能更准确地反映风险水平，贷款配置效率将随之提高。利率上限所造成的扭曲与金融体系中的贷款人类型有关。如果贷款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银行，它们根本就不会贷款给风险水平超出利率上限的项目。这些高风险项目即使具有经济意义，也会被金融市场所拒绝。
但如果贷款人并不关心利润或没有能力评估风险，它们就会被没有财务生存能力的项目的高风险借款人彻底包围。由于贷款人不能索要超出法定上限的利率，它们可能转而利用其他方式来挑选愿意支付更高利率的申请人，例如愿意提供最多贿赂的人。通过行贿能得到最多好处的贷款申请人，恰恰是那些从事最劣质项目的人，因为他们获得的利息补贴额度最大。这样的（通常是国有性质的）贷款人不但容易发生腐败，而且会发放风险极高的贷款。
所以当存在利率上限时，无论贷款人是否追求利润最大化，都不能实现资金的最优化配置：经济活动中承担的风险要么过小，要么过大。还有，贷款人无法从贷款中获得足够多的回报，也就不能给储户支付足够高的利率，实现经济体的理想储蓄水平。
麻烦之处在于，我们需要有高度责任感和出众演讲能力的政客，来理解上述观点并将其压缩成有说服力的简明叙述，才能把利率自由化政策推销给公众。相比之下攻击放高利贷的夏洛克、主张保留利率上限就太轻松了。
倡导结构性改革要克服的另一个难题是，某些人可能要承担短期成本。例如，通过改革来降低企业解聘员工的难度，能增强企业根据需要配置人员的能力，并能鼓励企业招聘员工。在短时期内，企业会利用新的自由度来淘汰冗员。而员工由于担心改革造成的职业不稳定，可能减少消费，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然而从长期来看，给予企业解聘员工的更大自由，反而会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这或许出乎许多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的意料。
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可能分属不同的人群。经济学家们相信，如果改革在总体上有益，那么从原则上说，受益的人可以给受损的人提供补偿。假如确实能提供这样的补偿，受损群体就不会抗拒改革，从而让所有人都受益。可不幸的是，这样的补偿可能难以落实。例如，上述劳动法改革可以让企业和正在找工作的人受益，因为改革而被解雇的人则将受损。那么，对于一位热爱其现有工作却发现再也无法找到哪怕薪水更低的新工作的钢铁工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补偿呢？对于能够找到新工作的境遇较好的被解聘者，与难以找到新工作的境遇较差的人，该如何实行区别补偿，才能不损害前者寻求新工作的激励呢？员工们如何才能确信，一旦自己放弃工作，在未来需要救助的时候，社会舆论会继续支持保障他的福利？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感觉自己可能受损的人——鉴于裁员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是大多数员工的心态——会反对改革，并且他们的凝聚力将使其成为极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
尽管有上述障碍，政策制定者们仍然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4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专门用了一章来分析工业化国家在何时以及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涉及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以及外贸和税收等领域。下面是其中的若干发现和可能的解释。
第一，一段时期的弱势增长甚至负增长对改革有益，可以让民众认清改革的必要性，或者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例如，新西兰和英国在1980年代实施了深入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持续的经济困境为当时的变革提供了支持力量。
第二，在政府有一定财政空间时，改革更容易坚持到底。假如需要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补偿，财政空间可以提供这种灵活性。荷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就获得了大量的预算资金支持。在失业、医疗和残疾福利削减时，员工的税负和社会保障缴费也相应削减，使改革更易被公众接受。
第三，某些改革会对其他改革产生促进作用。例如，产品市场改革会使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更容易开展。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产品市场改革释放出更大的竞争压力时，劳工组织可能不得不担心，假如不增强雇佣的灵活性，他们的雇主将面临市场生存的风险。
第四，外来压力能提供帮助。如果某个国家的三个主要工业化贸易伙伴国都开展了改革，这个国家自身的改革往往也会提速。原因很可能是某个国家的改革会使其贸易伙伴国的企业竞争力相对下降，从而迫使它们也做出改变。所以，外来的政策竞争可以成为改善商业环境的强大推动力，而不是像人们经常提到的那样导致恶性争斗。当某个国家加入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时，这样的组织也可以成为外来压力的来源。我们知道欧盟就促进了成员国的外贸和产品市场改革，其货币联盟也促进了欧元区国家的金融市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同样是促进政策改善的全球层面的国际压力。
第五，有理由相信在比例选举体制中，小规模的利益群体往往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多党执政体制下，一个政党只需要迎合某些有足够规模的群体，就能获得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地位或简单多数地位，而无须考虑所有利益群体。这意味着在多党体制下改革更容易开展，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例如近年来实施的大量改革就发生在采用典型的多党体制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些国家最坚定的改革者都是议会中有强大多数地位的党派。
最后，改革并不总能带来收益。实际上如前文所述，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难度尤其突出，这不仅因为改革会导致增长和就业的短期下滑，而且改革成本会集中落到部分人身上。
从上述分析中能得到某些启示吗？的确如此，但我们应保持两方面的警惕：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国情；工业化国家的改革者可以充分斟酌改革的时机，但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可能没有太多选择余地，扭曲给它们造成的成本要大得多。当然总体而言，下面一些启示值得借鉴：
· 在经济下滑后的复苏期启动改革。此时是绝好时机，因为经济下滑能让民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复苏能让改革迅速产生回报。
· 利用财政盈余来赎买改革。即使在最佳时期推行改革也是艰难的，给受损者提供补偿有利于缓和矛盾，有这种能力为什么不利用好？
· 从能够尽快见效的改革起步。例如，外贸和金融市场改革即使在短期也能产生收益。如果这些改革获得成功，不但能带来示范效应，而且有助于增强竞争力，从而使后续的改革有更好的环境。
· 确保外部的支持。签署国际协定或者加入国际组织可以创造外来约束，保证改革的前进步伐。例如，中国的银行正面临提升经营水平的巨大压力，因为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外国银行从2007年开始将可以在中国开展平等竞争。
· 尝试改变选举……抱歉，请划掉最后这条。
祝各位改革愉快！
（余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