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保持年均6.5%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而2016年是新五年规划的首个年度，为达此目标，重心还是要放在改革上。

本辑《比较》的主题是结构性改革，特别推出一组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比较文章。

开篇是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的一篇短文“结构性改革为何如此困难”。拉詹鲜明地指出：“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困难导致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总需求过剩或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很显然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即改变约束市场行为的制度和监管架构。”他还简要分析了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困难，主要原因是结构性改革成本是直接的但收益通常是间接的，而且成本和收益往往分属不同的人群。以此观照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由于这样的改革并不易于推行，所以更应当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

政府职能改革方向应当是把自己的角色做好，即提供公共品，维护竞争市场，而不能去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本辑《比较》特意选取了四篇有关医保改革的文章，供读者探讨政府职能改革时参考。“后来居上：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文，主要介绍土耳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其成就。2003年土耳其推行了名为“医疗转型计划”的改革，主要举措包括：重组卫生部，加强其管理职能；医疗保健的提供和筹资相分离，以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使用；建立全民健康保险，把原有的保险项目合并到社会保险机构之下；改革医疗服务提供体系，给予公立医院更多自主性；引入家庭医学模式，整合基础医疗服务和住院医疗服务，建立高效的推荐体系。这项改革改变了原来多部门管理和社会保险体系碎片化的医疗体制，显著改善了土耳其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度认可。作者认为，土耳其的经验可以提供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成功改革需要可持续的筹资，二是要设计恰当的激励机制，三是要迅速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有力执行。

社科院经济所朱恒鹏等人的文章比较分析了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瑞士、荷兰和法国七个经济体的医保筹资模式，包括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和筹资方式。从他们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尽管各国各地区的医疗保险体制千差万别，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共性，比如都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和路径依赖，参保者一般按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缴纳不同的保费，退休人员也普遍要缴纳医保费用，医疗服务提供方呈现明显的多样化、竞争性特征，社会医疗保险也体现了社会自我管理的特征等。

目前我国已基本达成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但是也面临着可持续运行的问题。世界健康创新峰会的专题报告《全民健康覆盖：给政策制定者的建议》主要讨论如何通过政策设计来实现可持续的“全民健康覆盖”，因为这是“一个复杂、高成本并且对政治非常敏感的过程”。报告围绕着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制定全民健康覆盖的三个关键政策问题展开讨论，这三个问题是：覆盖哪些人群；覆盖的卫生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服务质量如何；公民在获得卫生服务的同时，还将得到何种程度的财务保护。报告指出，在制度设计上既要考虑公平，又要确保卫生系统的韧性，能够应对灾难性的危机和紧急事件，同时还要确保财务上长期可持续。报告还着重讨论了全民健康覆盖的融资机制以及支付机制，主张采用强制性的融资机制，支付机制则可有多种选择，比如按服务项目收费、捆绑支付、按人头收费、按绩效收费等。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医保工作组的研究报告《健康的共同责任：全球统一的卫生筹资框架》结合全球卫生体制面临的新挑战，从国家卫生系统的国内融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联合融资以及为国内能力不足的国家提供外部融资的角度，讨论了各国卫生体制和全球卫生公共品的融资问题。报告指出，医疗卫生体制的融资机制应当从个人自付转向强制预付资金池机制，强制预付机制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是税收，为此要调整税收和补贴结构，改善税收管理和税收合规，避免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为了让卫生资金得到有效利用，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要高度关注卫生体系的效率问题。报告就此提出一系列提高效率、强化问责的措施，包括：寻求最优的付费机制组合，无论是按人头付费还是按病种和服务付费，每种机制都有优缺点，应根据国民需求寻求最优的机制组合，对医疗服务提供方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要改进医疗服务优先顺序设定，将有限资源按合理的优先顺序加以利用，以公平、有效的方式在不同服务和不同群体间分配；应在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上寻求强化问责制度，将所有参与方都纳入问责制度关系网，明晰各方“对什么负责、对谁负责、如何负责”。

“前沿”栏目下的“政府的人力资源经济学”一文，旨在分析履行政府职责的个人如何影响一国的公共治理水平，三位作者弗雷德里克·菲南、本杰明·奥尔肯和罗西尼·潘德分别来自伯克利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他们以不同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报酬和福利差异为切入点，利用32个国家现场实验调查所得的数据，来分析公共部门的选拔和招聘、激励以及监督。分析发现，公共部门治理不力并不能归结为公共雇员的慵懒或者腐败，公共部门糟糕的制度架构或许才是决定性因素。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哈佛大学施莱弗教授等人的文章“程序形式主义和法院的效率”一文。作者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了109个样本国家在两个具体案件（驱逐不付房租的承租人和追索空头支票）上的解决方式，并以此对法律程序进行分析。通过编码并进行回归分析，作者发现，程序形式主义并不像原本设想的那样，比邻里模式更能保证公平公正，反而导致了极高的成本和无谓的拖延。由此，回归结果给我们一个启示，“司法改革的一个具体策略是减少程序形式主义，至少是就简单纠纷案件来说”。

个体网络借贷（P2P）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一支重要力量，e租宝等事件充分表明，个体网贷的风险不容忽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等人的文章，为了深入分析P2P业务的风险因素，搜集了3439家P2P平台的信息，其中包括1073家问题平台。通过运用非参数方法估计生存曲线和参数方法进行久期回归，获得了一系列相对稳健的结果：信息缺失严重、建立时间短、交易利率区间窄、出现极端利率水平、业务种类少和承诺保本保息等的平台风险相对较大，预期寿命也较短。这些结果使人们对最近刚刚公布的监管框架提出了一些反思，也为如何监管P2P提供了新的思路。

“反思货币和信贷创造”一文是余永定教授为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的新书《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所写的序言。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金融密集度、债务扩张和信贷创造、债务和通货紧缩等角度，剖析了书中提出的观点。他指出：“《债务和魔鬼》不仅可以帮助经济学者对被奉为圭臬的一系列经济学教条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而且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找到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学难题的灵感。”

“从攫取到共容：一个新的金融改革分析框架”一文选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等人的同名著作。作者指出，金融过度发展，会与实体经济竞争人力和资源，产生“脱实向虚”效应，使人才和资源源源不断地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部门，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构建一个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共容的高效率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和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