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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即将到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将步入第三个年头。如何在新常态下实现“保增长、促改革”，回答“中国的崛起能否继续”的全球提问，恐怕更重要的是弄清状况，找对根源，走对方向，才能走好转型之路。许多经济学家们的老生常谈，其实都是常识，背离常识、经验、比较分析，自以为可以独创一套，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本辑《比较》围绕三个重要话题：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比较制度分析与不平等，提供经济学家们的洞见和思考。
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有隆国强、王小鲁、许成钢、白重恩、田国强和埃里克·伯格洛夫。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中国也处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叠加中。他们一致认为，在此背景下，进行深层次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才是正途。隆国强强调了三点：一是转型增长的紧迫性；二是促进经济的转型增长，要特别着力推动机制的建立，包括改革国有企业、深化与专业人士流动有关的制度改革、推行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改革；三是一定要以全球视野，坚持在开放中推动转型，在开放中推动升级，在开放中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王小鲁从消费和储蓄严重失衡的角度来讨论当前的经济政策。他认为，持续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做法需要反思，政策的重点应当转到适度提高消费，降低投资和储蓄，为此应当让产业投资回归市场，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率从而减轻企业负担，与此同时促进社保全覆盖。许成钢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当下中国高企的债务问题。他强调，中国债务的性质非常危险，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和企业债，是以债券为主体在市场上发行，而中国债务的主体是银行，且大量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存在。经济下滑时，抵押贷款的价值就会下降，银行坏账率会上升，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和财政稳定。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常规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特殊问题，比如经济增速在下降，但实际利率在上升；实际利率上升，但投资回报率在下降；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却出现了通货紧缩。白重恩将中国经济分为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用这个新的“二元结构”来解释上述特殊问题。他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降低政策扶持部门的投资和扩张速度，为此，需要容忍增长率的暂时下降；从政策着力点来看，则要从刺激投资转向降低企业成本，如减税、降低社保缴费等。田国强则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够合理。因此，必须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而深化改革还是要从经济学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说起，违反经济学常识，改革只有失败。埃里克·伯格洛夫通过比较9个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找出了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经验在于转变了增长模式。他指出，要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融入全球价值链、更好的信息技术和产业、表现良好的FDI、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收入均衡、金融体系等都有重要影响。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比较制度分析。2015年7月，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并致力于推动比较制度分析与经济学交流的青木昌彦教授不幸因病辞世，为纪念和推动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研究，特别邀请了相关学者进行讨论。钱颖一教授对青木教授推动建立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演化发展进行了梳理，对他的学术贡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钱颖一在发言中指出，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特殊地位，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突显位置，远比在发达国家受到更大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斯坦福大学教授星岳雄，介绍了青木教授如何将主流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分析日本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特殊现象，既推动了日本经济学研究的一般化，还推动了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他又如何将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应用于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分析。白重恩指出，目前中国的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这样一个新二元结构，是和青木教授经济发展五个阶段其中的两个阶段有密切关系的，根据青木教授的框架，我们应该实现从G阶段到K阶段的过渡，然后再从K阶段过渡到H阶段。但是，从2008年以来，G阶段又回来了，政府在经济、在资本积累中所起的作用又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很难实现向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用青木教授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结构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青木教授的学生李波指出，我们的资本市场还面临很多挑战，在制度互补性方面做得够不够，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还需要学习什么样的配套制度，如何从制度互补性和路径依赖的角度考虑，怎样将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以及向其他国家学习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青木教授的很多研究，可以给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和制度设计提供很大帮助。周黎安从翻译《比较制度分析》的经历来讲述青木教授的学术精髓，特别是青木教授的分析把不同学科中与制度相关的概念和现象，用博弈论的语言和经济学的统一分析框架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改造。车嘉华不仅是青木教授的学生，还是青木教授最后一篇论文的合作者，他谈到，青木老师的工作有两条线：一条线就是投身实践，尤其是亚洲的社会实践当中，既有益于社会，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一条线就是他的纯学术工作，尤其是比较制度分析。车嘉华教授认为青木教授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研究日本的体制，到2001年，他又对比较制度有一个整体综合的分析，然后到生命的后阶段，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比较，更多地投身于从理论上探讨和分析制度变迁而非制度本身。
第三个话题是关于不平等。自金融危机以来，不平等问题再次引发全球关注，致使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讨论不平等的学术专著《21世纪资本论》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至今仍在引发学界的众多讨论。我们选取了四篇文章，讨论不平等产生的原因、该如何来度量、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应对不平等。雅诺什·科尔奈谦虚地将自己的文章称为是一篇“《21世纪资本论》的读书笔记”。在这篇笔记中，科尔奈充分肯定皮凯蒂在研究收入不平等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皮凯蒂使用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单一维度来分析不平等所带来的缺陷。他进而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为视角，分析了其他维度的不平等，如自由行动的权利、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工作机会和同工同酬、性别种族歧视、政府服务和福利的可及性、知识和信息的普及程度等。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是一种值得推荐给他人的分析工具。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其对立面放在一起，可以让人更鲜明和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本质特征。研究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过程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因为它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一种活体实验过程，而非人为的模拟。”他还着重剖析了技术进步和不同财富获取途径对不平等的影响、“激励→努力→不平等”的三角机制。对于皮凯蒂的政策主张，包括累进性质的所得税、提高对财富和继承的税收等，科尔奈表示认同。但是，他认为，应该全面研究这些改革对特定国家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因为他“不相信有放之四海皆能有效的良方”。
王一江教授的文章是对科尔奈“读书笔记”的解读。他从公平的内涵、公平与生产力的关系、公平与激励的关系、收入来源与社会道德、财富用途五个方面，概述了科尔奈对皮凯蒂的批评。由于皮凯蒂和科尔奈的问题与观点和马克思都有很深的渊源，他还比较了皮凯蒂、科尔奈与马克思的方法论和政治主张。王一江进一步强调，由于公平问题的复杂性和建立公平社会的艰巨性，仅在客观、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中讨论公平问题是不够的，即使在科尔奈提出的复杂客观指标体系之上，还应该加入新的主观指标，即考虑人们对公平问题的主观认识和感受。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教授的文章，基于200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发展事实，对皮凯蒂提出了几点批评：首先，皮凯蒂错误地测度了“资本”，将比重和重要性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本排除在外，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创新的理念，而非物质资本的积累。其次，皮凯蒂延续了左派们的经济学理论错误，忽视了供给方对稀缺的反应，因此其趋势预测偏离了市场的调整过程。再次，皮凯蒂的研究重点和政策建议在伦理重要性上误入歧途，从伦理上看经济学和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消除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皮凯蒂等人却执迷于以基尼系数和收入份额来衡量的相对不平等。大量的经济史实表明，自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们的时代以来，“以贸易来衡量的经济进步”已经极大地富裕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见证了史无前例的个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使人类社会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大富裕时代。大富裕时代给穷人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对富人征收累进性重税和市场管制等强制性的再分配。因此，从提升穷人生活水平的实际效果来看，关键是提高生产力水平，把蛋糕做大，并通过市场机制让穷人也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安东尼·阿特金森教授的文章选自他本人的著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在文中，阿特金森教授构建了一个税收—福利模型，来分析缩小不平等的政策举措的可行性。他以英国为例，运用税收—福利模型，对15条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定量分析。在这15条建议中，只有5条是再分配性质的，其余的都是降低市场收入的非再分配性建议。定量研究的结果表明，“税收和福利这类传统的再分配政策，效果有限”。因此，“要在采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之前，先降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更为公平的薪酬分配格局、更平等的资本所有权，是任何降低不平等策略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开篇的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规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有帮助。文章简要回顾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讨论了规制的基本目标：保证更高的竞争分散程度，从而降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同时允许企业获得公平的收益。梯若尔认为，经济中有很多领域，自由放任和随意规制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合理的经济学分析才行之有效，而“产业组织理论对我们思考经济中的一些重要挑战极为有用。它推动了反垄断和规制。它让我们认识到产业之间是有差异的，一刀切的方法不可行。它为规制者提供了大量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市场权力和政策干预的效应，也有助于企业谋划其战略。”在谈到经济学家的角色时，他说：“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必须对市场运行提供缜密的分析，要考虑个别产业的特性和规制者已知与未知的信息；另一方面，还必须参与政策辩论，而决策者和媒体也必须愿意聆听经济学家的谏言。
“前沿”栏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对2015年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所做的概述。评委会将迪顿的贡献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迪顿的研究把对需求系统的估算（也就是对不同商品之间的消费选择的定量研究）提升到成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水平，他和约翰·米尔鲍尔的“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模型”及其后续扩展，至今仍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评价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第二，迪顿对总消费的研究开创了对消费和储蓄的时间变化分析的微观计量学革命；他率先对特殊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下的个体动态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他发明了虚拟面板的方法，使研究个体行为的时间变化成为可能；他说明了研究者在理解总消费和总储蓄时为什么必须严肃考虑加总问题。第三，迪顿率先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来测算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由此，他帮助发展经济学从一门依靠粗略的宏观数据、以理论为主的学科，转变为以高质量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学科。评委会认为，迪顿“始终致力于利用娴熟的测算和统计方法，把理论和现实数据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始终致力于通过对加总问题的处理，把个人数据分析和总量数据分析更好地连接起来。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他那样在研究中借助如此广泛的方法，并极大地促进我们对消费乃至人类福利的决定因素的理解”。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斯坦福大学约翰·科克伦教授的文章《监管型国家的法治》。众所周知，美国等发达国家，向来以法治——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保护人们的政治自由——著称，但是，作者发现，美国的法治正受到来自监管型国家的威胁。他对照法治的十一个方面，从银行监管、消费者金融保护、证监会、联邦药品食品监管局、环境保护署、互联网、竞选资金、教育等领域，分析了当前美国监管型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在他看来，监管型国家的权力正在稳步增长，而且缺乏法治上的制衡。更危险的是，利用监管来实施政治控制。课以重惩的威胁和常规法治资源的缺乏，促使个人和企业必须同那些控制监管机构的政治组织或党派保持一致。因此，科克伦认为，要想及早遏制这种势头，就须改革监管型国家，“更深层次也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来保护我们的政治自由”。
“新书架”栏目是上海金融监管局廖岷为我们的新书《人为制造的脆弱性》所写的评论，他同时也是该书的译者。文章首先梳理了原书的分析框架，对该书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但同时指出，由于原书作者跟踪中国不是很紧密，对中国金融状况的分析“有失偏颇，有些结论也比较简单”。尽管如此，“本书为银行危机领域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如何结合我国金融和银行业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依然存在的问题，去客观分析总结，应是当代中国金融从业者和学者共同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