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颁布，经济转型的步伐将加快，旨在做强社保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其中尤以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最为迫切。养老金制度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对其的探索和实践已有数十年，既反映了与各国自身经济社会条件相关的问题，也展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和普遍性，比如公平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因此，世界各国的做法，都值得我们细心思考和谨慎比较。从各国的经验来看，政府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就是要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分析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从整体上厘清制度设计的路线，选对改革方案，而不是囿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行权宜之计搞各种拼盘，最终沦为深化改革的障碍。本辑《比较》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提供了学者们对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不同思考。

开篇提供三篇研究“养老金改革”的文章，观点有所不同，供读者们思考和比较。上海社科院左学金的文章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关于养老保险的理论与政策实践，提出建立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的构想。这五个支柱分别是：全民共享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自愿参加的年金和个人养老储蓄、家庭养老。他认为，这一制度设计不但可以提高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公平性、效率与可持续性，还可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促进经济转型增长。中国社科院郑秉文则讨论养老金制度向名义账户（又称记账式账户）转型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他认为，养老金制度改革不应将养老“保险”制度视同为养老“保障”制度，包打天下，更不应目标错配；养老保险的第一要义是自我平衡，不能维持自我平衡，其他什么目标都无法实现。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提高养老金制度的激励，以此来保障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根据这一基本取向以及关于养老金的“艾伦条件”，转向名义账户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可以为提高统筹层次和提升制度运行质量创造条件，实现精算平衡、精算中性、精算公平。宋铮、王一凯等人的文章则从养老金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改进的角度，讨论了四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完全的基金积累制、在名义账户制下“延迟改革”、即刻进行改革，以及现收现付制。他们认为，急于实施严格的改革会加剧代际不公平，既严重损害了当前世代的福利，对改进未来世代的福利也没有太大帮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来二十年依然有可能较快增长的经济体，这样做可能就意味着放弃了一个将资源从相对富有的未来世代再分配到相对贫困的当前世代的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讲，即使在折现率低至0.5%的情况下，在名义账户制下推行“延迟改革”方案或转向简单的现收现付制都要比即刻进行改革或推行完全基金制要好。

自1955年成立以来，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避免了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还使新加坡成为人均住房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此前的养老金改革和住房公积金都曾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但是，随着预期寿命提高、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中央公积金制度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关于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研究报告《拯救中央公积金：恢复公众对新加坡退休储蓄体系的信任》，详细分析了新加坡公积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公积金的使用与提取缺乏灵活性、储蓄不足以支付退休金以及公积金制度日益复杂，为我们更全面客观地认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特稿”栏目是钱颖一关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文章。他回顾了中国经济研究和教育的历史性贡献，着重谈到了经济学学术研究如何与时俱进。他提出，要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要理解经济学创新，特别是中国经济相关问题学术创新的含义。关于经济学研究中的“中国特色”和一般性，他认为，“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摆脱‘特例’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它应该是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他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无疑也具有发人深省的指导意义。

“前沿”栏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财政政策委员会的职能及影响”的续篇。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影响财政政策委员会有效运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法律和运作上的独立性、对政府是否遵循财政规则的合规监督、媒体曝光率、财政规则的约束力、资源和职责范围的一致性、对财政政策和财政预测的评估等。这些影响因素也为设计有效运行的财政政策委员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近七年，金融部门在去杠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许多国家的非金融债务水平已经达到历史峰值，而且仍在增长之中。国际清算银行副总裁赫尔威·汉农讨论了全球债务积压的形成及其根本原因，分析了解决债务积压问题的各种途径，并说明了央行在处理债务积压时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他警告说：“假如不能进一步缩减目前的财政赤字，控制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债务增加的趋势仍然不可阻挡，更强劲的增长也无济于事。历史数据显示，高增长很少与高水平的公共负债相伴。决策者不该自欺欺人地相信，无须严格的财政纪律就可以解决债务积压问题。”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普雷斯科特和其合作者的文章。作者们系统研究了美国民事诉讼中正在盛行的法律纠纷解决机制——高低协议。所谓高低协议是指一份合同，其中规定“被告同意向原告支付一个最低限额的赔偿金，以换取原告同意在不管审判结果如何的情况下，接受一个最高限额的赔偿金”。作者们构建了理论模型，来论证当事人达成高低协议的激励机制，并运用实证方法对此理论解释进行检验。

张斌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伴随着这种转型的是大众的价值观会从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公众对政府有更大的话语权、有言论自由、有更多的工作话语权、更人性化的社会、美丽城市和乡村等。这种价值观的转换会使大众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要求有更高的呼声和更多的发言权。此时，如果政府完全站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方，决策过程中把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放在首位，公共政策资源被集中用于对抗市场调整中必不可少的波动，短期内可能带来经济下行或者市场波动的改革措施就更难以出台，结果是资源配置改善和中长期的收入提高受到遏制甚至倒退。因此，政府要及时调整过去30年的物质文明价值观理念，顺应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面对价值观冲突和部门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大阻力，政府需要集中政策资源在众多改革方案中找到关键突破口，而不是追求大而全的改革，要提高对改革引发的市场短期动荡的容忍度。

“视界”栏目是陈清泰悼念今年7月份刚刚去世的青木昌彦教授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青木结识的过程，谈到了青木教授阐述公司治理和内部人控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如何通过在清华大学搭建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CIDEG）这个研究平台，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甚至在去世前不久，还来北京参加外国专家局的建言会，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畅谈法治和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