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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数字功能障碍是人际交往中的故意伤害。这种行为在数字世界中越来越多，玷污了数字世界。其形式主要有欺凌、仇恨言论和剥削，这种令人震惊的残酷行为在数字世界的无数案例中不断发酵。阿曼达·托德（Amanda Todd）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青少年，喜欢唱歌、艺术、动物和雪花，最喜欢紫色。
阿曼达七年级时转学到了一所新学校，通过视频聊天认识了新朋友。她会对着镜头唱歌跳舞，她很享受别人的关注和赞美。大家告诉她，她美丽又迷人。不过，一次聊天时，有人说服她发布自己的胸部闪照。
不久，当时只有13岁的阿曼达在网上收到一个陌生人的信息，信息中他威胁阿曼达，如果不继续拍裸照，他就在网上公开她上身赤裸的照片。这些照片还将被贴到色情网站上，网站链接也会发给她的网友。阿曼达开始焦虑、抑郁、恐慌。
为了躲开这个勒索者，她的家人决定搬家，在新的地方让她有新的开始。可是一年后，勒索者再次出现。他创建了一个虚假账户，用阿曼达的裸照作为主页图片，并开始联系她新学校的同学们。阿曼达说：“我每晚都以泪洗面，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别人不再尊重我……”她只好再次搬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另一所学校，可仍是不停收到威胁信息和辱骂。次年九月，阿曼达在视频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名为“我的故事”的视频，视频里尽是“挣扎、欺凌、自杀、自我伤害”的画面。
她用一系列照片，从第一视角讲述了这个痛苦的经历。视频里，阿曼达手中的第一张卡片上写着：“我决定告诉你我那漫长又痛苦的故事。”视频发布后不久，阿曼达在家中上吊自杀。
网络欺凌是在数字世界中通过短信、社交软件，甚至多人游戏发生的任何虐待或骚扰行为。在这个世界里，观众不受限制、不受控制，可以在网络上随意查看与分享内容。网络欺凌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分享关于他人的负面信息或给他人带来伤害和造成威胁的内容，通常包括分享他人的私密信息，试图造成尴尬或羞辱。网络欺凌的几个特征使其比现实世界中的欺凌更难以处理。首先是规模。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在现实世界中，欺负人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需要有必要关联），这实际上有助于限制伤害和受伤害的规模。然而，在数字世界中，一条伤害性评论或一张不雅照片可以立即与同龄人、陌生人广泛分享，只需点击或敲击一下键盘就可以了。
数字世界不仅给欺凌行为提供生存土壤，而且也给肇事者提供了容易逃之夭夭的条件。数字世界允许它的公民去做一些在现实中被禁止的事，这一切都是无时空限制的结果。数字公民看不到彼此的伤痛，也听不到旁观者的反对声，更无法得到任何权威人士的纠正——而所有这些因素都能遏制现实世界的残忍行为。由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没有做足，没能尽早教育孩子并使其明白不良行为在两个世界造成的后果一样严重，数字世界的后果有时甚至更严重。因此，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现实世界的欺凌通常仅限于特定的地点，如公共汽车站、更衣室等，而网络欺凌却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意味着当孩子在现实世界中遭遇欺凌，他们可以撤退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欺凌，如自己的家或朋友家，但网络欺凌却让他们无处可逃。通过网络，欺凌随时随地发生，根本无法摆脱。阿曼达的例子并不是个例，因为即使转移到新学校或新的州，也不能保证欺凌会停止。数字世界里，距离并不是问题。而互联网的匿名性使人很难分辨究竟谁是罪犯，这让人们更难阻止线上欺凌。
我们已经完全自满于一种数字文化，这种文化默许数字世界里的欺凌和虐待，而肇事者甚至根本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近60%的美国青少年曾在网上经历欺凌或骚扰。
令人更震惊的是，近90%的青少年曾目睹过网上欺凌，并且大多数人对此无动于衷。
网络欺凌文化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年轻人。50%以上的美国人在网上经历过仇恨言论和骚扰。
我们在每个新闻网站的评论区几乎都能发现网络欺凌。《卫报》对其网站上近150万条辱骂性评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女性和非白人男性撰写的文章始终吸引着较高比例的辱骂性评论。
即使是领导人，那些我们期望孩子视为榜样并努力效仿的人，也可能是网络欺凌的同谋者。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推文也会有一些不良信息，包括骂人、散布谣言和贬低对手私生活等。预防欺凌专家雪莉·戈登（Sherri Gordon）说：“学校里的孩子们观察着这些领导人采取的欺凌策略，然后他们也可能运用这些策略攀爬社会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