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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先抑后扬，6月起震荡升值，市场甚至兴起“升值新周期”之说。然而，我们早在2020年5月参加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委托课题时就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判断
。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价格型和数量型的货币刺激措施。其中，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已重启量宽，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还宣布了无限量宽；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均已降息至零利率，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则继续执行负利率，但未加深。
从全球看，此轮货币大放水的短期影响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2020年3月24日至5月底美股大幅反弹近40%，带动全球股市企稳。二是市场恐慌情绪和流动性紧张状况缓解。到5月底，标普500波动率指数（VIX）和泰德利差（TED Spread，即3个月Libor美元利率与3个月美债收益率之差）分别较前期高点回落67%和86%。三是新兴市场股市和汇市止跌回升。到5月22日，美联储编制的对新兴市场货币的名义美元指数较前期高点回落3%；到5月29日，明晟（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自低点反弹21%。此外，自3月以来，许多新兴市场跟随采取了降准、降息等货币措施。
中国央行自2020年2月初起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总基调下，国内货币环境趋于宽松。4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融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12.0%，创近年来新高。第一季度，宏观杠杆率环比上升13.9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上升9.8个百分点。全球货币宽松也对中国产生正溢出效应，3月24日—5月29日，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由3月10日—23日日均净流出69亿元人民币转为日均净流入23亿元人民币，股票通项下陆股通与港股通轧差后由日均净流出147亿元人民币转为日均净流入8亿元人民币。
一是杠杆率上升。境内外的宽流动性、低利率将推升国内宏观杠杆率，加重债务负担，侵蚀经济增长潜力。
二是竞争性贬值。中国作为好的新兴市场，在市场恐慌和信用紧缩警报解除后，有可能重现资本流入。在汇率更多地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大概率会出现短时期内人民币汇率较快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加速国内产业空心化。
三是资产泡沫化。全球范围内的宽流动性、低利率将推升市场风险偏好，支持国内资产价格走高。中国公共卫生相对安全，市场前景相对确定，加之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洼地效应，有助于吸引组合投资资本流入。但这同时也增加了海外金融动荡对内传染的风险，甚至不排除境外投资者利用境内外市场联动恶意做空。
四是国内物价稳定。从短期看，受经济停摆影响，中国可能主要面临通缩压力。从中长期看，中国既可能因前期流动性过多而产生通胀风险，也可能因长期受疫情压制或企业和家庭债务负担过重，投资消费需求不振，而出现通缩趋势。
五是资本流动冲击。在疫情趋向不确定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坏的情形，可能发生境外投资者集中抛售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情况。从中长期看，如果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也就意味着未来这部分资本流动如果逆转，冲击将会更大。
下大力气抓好“六保”“六稳”工作。一是按照“两会”确定的“本轮经济政策主要是用于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要求，确保中央下拨的资金通过市县基层送到受困企业和家庭手中，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状况的巡视和监督。二是抓紧落实政府减税降负、银行合理让利、自然垄断企业降低收费标准等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三是积极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措施，避免政策不落地造成的“弹簧门”“玻璃门”。四是加强经济金融形势研判，把握好宏观政策对冲的力度，避免政策救助不及时、不充分导致的市场主体经营困难、信心受挫。
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疫情导致国内企业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普遍遭受重创。建议在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健全风险分担和激励机制，用市场化手段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一是落实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的政策。二是强化地方政府的出资人角色，协调社会资本，共同帮助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三是通过财政出本金、央行加杠杆的方式，通过银行定向信贷投放。一旦出现损失，可由财政部分承担。四是通过财政、央行共同出资的方式，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与市场机构合作，直接在市场寻找项目。
进一步加快发展资本市场。有深度、广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是吸收内外震荡、抵御资本流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这也有助于从源头减少对外部融资的过度依赖，缓解国内资产泡沫化的压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为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下一步，按照《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要求，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发展债券市场，丰富债券市场品种，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加强债券市场评级机构统一准入管理。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推进金融业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金融业竞争，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进一步健全货币调控机制。由于中美两国面临的风险性质和政策空间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中国央行无须照搬美联储“零利率+无限量宽”的大放水模式。我们要保持货币政策定力，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状态；不搞竞争性宽松政策，避免杠杆率过快上升和刺激通胀预期。同时，要在加强经济金融形势监测分析的基础上，保持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特别要防止信用紧缩叠加经济下行，引发“债务—通缩”螺旋和资产负债表衰退。加快推进央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形成、调节和传导机制，通过改革方式引导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在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外汇占款不再是货币投放主渠道的情况下，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可以通过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丰富市场流动性调节工具。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既管货币投放，又管货币投向，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健全央行与市场沟通机制，合理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稳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少说多做，稳中求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坚持管道式开放、穿透式管理，探索利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自贸区、自由港先行先试的优势，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审慎推动境内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走出去”。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的宏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微观监管要在兼顾合规性、程序性监管的同时，持续加强审慎性和投资者适当性监管。在汇率市场化情况下，研究引入内嵌式的可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灵活调节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拟定极端情形下的应对预案，做到有备无患。但临时性管制是为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并不能替代必要的改革和调整，一旦形势好转，就应适时退出。在扩大开放过程中，健全国际收支统计，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加强高频数据监测分析。在提高政策和数据透明度的同时，政府和市场都要增强容忍度和承受力，以平常心看待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出入震荡。
创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运用。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减轻国际清偿能力的硬约束，降低中国对外汇储备的依赖。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更加市场化，更是从流量上解决了外汇储备的波动问题。下一步，应在总结前期国内主权财富基金运作的基础上，汲取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创新存量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分散化运用方式，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此外，抓住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低迷的时机，推动将更多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物资储备。
积极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在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时代，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再次面临升值压力，这将缩小经常项目顺差甚至转为逆差。积极地看，这显示了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成果，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脆弱性。为此，一要借中国经济加快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之际，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对服务业进口的过度依赖，增强服务业出口创汇的能力
。二要加快国内创新发展，减少对境外知识产权引进的过度依赖，在改善服务贸易收支的同时，提高中国产品附加值，培养中国品牌，增强非价格竞争力。三要在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同时，继续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四要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稳定器”作用。
稳定和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现在市场热炒的中国产业外迁可能是一种“舆论战”。我们不能自乱阵脚，而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二是健全政府权责清单，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整体营商环境，推进东部向内陆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三是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降低贸易壁垒，支持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不断加强国内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四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五是以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为抓手，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