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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或许是公共行政研究中最接近“范式”概念的理论体系了，但是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便被西蒙提出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和决策导向研究挑战，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研究建立在更为精致和系统的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也被沃尔多等继承了美国本土生发的强调公民政治的宪制主义行政研究路径挑战。对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衰落，学界已有公论，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极大地动摇了它的根基。
随着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在学界地位的削弱，西蒙和沃尔多围绕着公共行政是否应当以自然科学化为发展方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公共行政学正式演变成两个分支，即公共行政研究管理主义路径和宪制主义路径。因此，达布利克在西蒙的立场上指出沃尔多等人对公共行政研究的批判导致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
学界对此的公论则是从西蒙批判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冲击了其支配性地位，而后“西沃之争”对公共行政研究发展路径的影响来叙述的。换言之，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体系衰落和公共行政研究合法性式微的起点就是西蒙的对经典行政理论批评和“西沃之争”。
但是，公共行政研究发展路径的分异以及经典行政理论体系在学术影响力上的衰落，不能说明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就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有着天壤之别。公共行政研究自从威尔逊以后，正式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源于西方世界源远流长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传统中，并深刻地受到实证主义哲学思潮演进的影响。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是否就意味着行为主义公共行政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不存在任何观点上，乃至逻辑上的联系？更进一步来说，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是否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共享相似的价值导向、政治辩护目标和哲学基础？这个疑问需要得到清楚的解答，才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脉络。
西蒙对公共行政研究路径的革新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明确地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核心实证主义体系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西蒙也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对象与关切议题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第二个方面是相较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旧制度主义倾向，即关注正式的规则、法条、结构，转向关注实践中的政府运行，将政府过程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并将决策作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的枢纽性概念。西蒙对公共行政研究革新的目标是，将公共行政理论自然科学化，有效地提供公共行政知识。
公共行政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导向，一般被认为是建制性学科
，如果难以解释现实问题或者给出好的政策建议，那么就有可能遭到怀疑乃至批判，经典公共行政研究正是遭遇了这样的问题。
经典公共行政研究的贡献与其说是学理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它使得政治—行政二分原则在美国反国家政治和治理传统中得以登堂入室。
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基于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环式民主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给行政国家和文官政府进行合法性论证；同时将美国的民主从价值、授权机制、偏好表达机制与参与公共管理机制四个维度的丰富意涵的概念缩减为抽象价值、间接的授权机制和偏好表达机制的消极性的概念，从意识形态合法性上削弱美国民主行政和公民参与传统的价值，进而从反面来巩固行政国家、文官政府，以及封闭性、排他性的技术治理在绩效和程序上的合法性。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虽然自诩为科学，却在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相当薄弱，难以经得起逻辑演绎的批判，也难以经得起经验的检验。经典公共行政研究以官僚制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为两大主干，但是官僚制理论更多的是从组织理论的维度解释现代化的理性化倾向，是解释性的社会理论，而非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科学管理理论则更是一个经验的总结而不是经过系统性的、可重复和可检验的研究过程提出的科学理论。随着美国行政国家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规模空前扩大、职能扩张，经典公共行政的理论在实践层面上却难以提供给政府有效的指导和政策咨询。无论是在学术社群还是相关实践里，经典公共行政理论都难以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这是经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批判的现实缘由。在理论和逻辑上，经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批判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走向行为主义的一个缩影。
总体上来看，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在理论和知识上有着三个直接的来源：
第一个是作为其哲学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二个是供给其研究议题、研究逻辑、研究技术与方法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第三个是构成其组织与决策理论来源的巴纳德管理理论。
逻辑实证主义促使西蒙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议题、路径、方法引入到公共行政研究中来，改造公共行政研究，使得公共行政研究科学化。具体来言：
一是确认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微观的政治行动者，
例如公民、政府官僚、政治家或者利益集团等。
二是关心政策过程和政府过程，
关心公共政策是如何形成的，较少关心政府宪制结构。
三是高举价值无涉的大旗，
认为公共行政研究不应当关注政治价值、伦理价值等。高举价值无涉的大旗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逻辑实证主义发源自欧洲经验主义，而经验主义坚持“身决定心”的孤立的身心关系观，进而否决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自主性，认为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是生理功能的自然延伸。
这就意味着价值便不具有自主性了，那么价值同样可以被科学地控制和预测。四是大量运用实证主义的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例如实验、量化技术等。
西蒙在逻辑实证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完成了他对公共行政研究理论体系的合理重建。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在日后的演进过程中，接受了亨普尔的科学的正统解释模型，即覆盖率准则（演绎—法则模式和归纳—概率模式）
，也就是实证导向的科学研究的正统解释路径。这一解释路径构建了一个通用的研究模式，即一个普遍性的定律及其成立的边界条件+一个现实的观察陈述（在普遍性定律成立边界内）+逻辑演绎→待检验的研究假说，将待检验的研究假说与实验或者统计上的观察语句进行比较，来决定接受还是反对这个假说的权威研究模式。在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研究路径中，所谓的普遍性的定律通常是以学界所公认的接近支配性地位的宏大理论为主，抑或是某个归纳总结出的现象。这种路径被视为可靠的知识来源的唯一渠道，也是实证主义认识世界的根本途径。
西蒙给公共行政研究提供的新的逻辑起点是有限理性的行政人，而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决策。西蒙给公共行政研究划定的领域和提供的逻辑起点充分地展现出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巨大影响。将公共行政研究的重点转向到决策上，使得公共行政研究摆脱了结构、制度、文本等静态分析的钳制，能够更为全面地观察真实的公共行政世界和具体的政府过程。有限理性人也正是这一过程的逻辑起点，有限理性人的假设更为中性，也更具有弹性，容纳了可能相互冲突的动机假设，但是又以有限的工具理性作为行为假设进行整合。由此，西蒙试图以有限理性为基石，来提出一个能够促进科学决策、实现合适目标的公共决策理论模型，这一模型也以效率至上为价值目标。但是，西蒙的效率至上开始关注政府的具体产出，而这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认为组织、结构完善便能够带来效率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西蒙将经典公共行政研究产生的理论成果称为“行政谚语”。经典行政理论中奉为圭臬的原则，例如“专业分工”“统一指挥”原则，西蒙都进行了批驳。“专业分工”显然是与“统一指挥”矛盾的，“专业分工”强调的是技术权威与技术治理，通过将工作切分为存在边界的封闭性单元，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技术知识的有效积累。按照官僚制的理论设想，“专业分工”本身就可以产生较高的治理绩效，“统一指挥”原则不仅不是需要的，而且是有害的。“统一指挥”原则割断了技术权威的等级制命令与指挥、信息的传导渠道，存在非专业权威指挥专业权威的问题。但是，“专业分工”却与“统一指挥”共存于经典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观点中，西蒙认为这显然是非科学的，因为不存在任何可检验的、可复制的、逻辑上自洽的程序来判断何时遵循何种原则才能带来效率的最大化。
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研究的一系列批判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对经典公共行政研究批判的具体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向行为主义政治科学转向的宏观学术理论变迁背景下，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研究批判在逻辑上和学理上的重要性被放大了。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研究批判的缺误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看待，在学界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有待检验的根深蒂固的看法：西蒙摧毁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及其传统。但是，如果从西蒙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的元理论，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逻辑上的理论发展的脉络：经典公共行政研究所依仗的元理论，无论是官僚制理论，还是历史进步观念，基本上是早先的实证主义哲学及其社会理论所认同的观点。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研究则以第二代的实证主义哲学，即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哲学基础。行为主义政治学给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关切议题、基本解释逻辑，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本身与实证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社会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以及帕森斯的社会理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的前置性理论。宏大社会理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共同构成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观察现实世界和解释现实世界，乃至预测现实世界的“透镜”。
那么，要廓清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影响是什么，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关系又是什么，便需要将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纳入实证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才能得到清晰和全面的理解。
实证主义哲学的理论植根于欧洲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欧洲和美国现实政治需要则是实证主义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欧洲经验主义哲学为实证主义确立了基本原则、价值导向，而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则为实证主义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言说的材料以及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供给。欧洲现实政治需要给英国心理学进路实证主义和法国生物学进路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融合，实证主义的总体的哲学思潮——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化和现代自由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条件。美国现实政治需要则接纳了实证主义和欧洲社会科学传统，最为典型的便是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和价值依托、英国实证主义和欧洲逻辑经验主义作为科学研究进程的建构、德国实践的行政学传统，共同促进美国旧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发展，在进步时代美国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需要下，一系列植根于旧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理论和研究路径迅速学科化，现代公共行政学科的诞生就是典型的例子。
逻辑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并不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回到社会科学和科学本身的逻辑上，试图实现科学内部的统一性，建构一个超越语境的统一的科学解释模型，完成科学的合理重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策略是，首先，否定了导致实证主义可能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论的知识的绝对无误论，而将实证主义建立在知识可误论上，同时将科学证实逻辑替换为辩护的逻辑。其次，是通过对感知经验的重视和坚持客观中立反映感知经验，使得观察语句这一基本概念在逻辑上成为可能，被视为构筑科学解释模型的基础性概念，典型的如马赫的要素论。再次，彭加勒通过约定主义，联结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鸿沟。逻辑经验主义与古典经验主义的主要不同体现在：“1.它最终用或然性的经验基础代替确实无误的经验基础；2.它用具有一定概率的假说来代替证明的知识；3.最重要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在分析科学概念与命题时，引进了‘意义’的分析；4.它用是否有‘意义’作为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
逻辑实证主义、英国心理学进路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法国生物学进路的实证主义、进化论和功能主义分析模式等理论、观点，在美国现实问题牵引的实用主义哲学调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证主义哲学范式及其研究进路。
实用主义将知识的意义与价值视为是否产生实际功效，即“有效知识的主要检验标准是实际的应用性”
。这就使得美国社会科学表现出实用和功利态度，呈现出开放的特点。逻辑实证主义的复杂语言哲学和逻辑分析没有进入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亨普尔的正统解释模型却成为美国一段时间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研究进路的哲学基础。英国心理学进路实证主义产生的功利主义和古典经济学被美国接受，发展成微观层面的社会学和边际分析的经济学。而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在现代化的自由主义的引导下，确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目标。法国实证社会学的引入，则使得英国之前的功利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自利导向社会整体福利有了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解释机制，即功能主义的分析，共同价值观的存在制约了自利动机的破坏性后果。这些发展形成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和自信心，认为通过对人的行为控制和预测，使得科学最终能够取代模棱两可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而让人类能够迈向自由和进步，获得解放。这一观点本质上是进步主义价值观、实用主义价值观、密尔改造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的呈现。有论者认为，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取向是为了规避旧制度主义的对意识形态的维护，这一判断并不是恰当的
，行为主义的科学取向和去价值取向仅仅是现象意义的，而其逻辑是试图通过将科学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以遮掩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并为不平等社会制度辩护。进步主义价值观使得西方社会政治体系实现了价值上的正当性和优越性，而为此辩护的实证主义科学逻辑则为西方社会政治体系取得了话语上的正当性，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则融入到了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进程中，共同确立的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和研究进程的普遍性，尽管这种逻辑隐秘在科学的价值中立面纱之下，但是这种研究进程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价值导向、政治目标进行理论说明、合法性辩护和确认。
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研究理论完整地继承并发扬了实证主义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价值导向，西蒙自然认为经典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和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经典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和观点并不是通过逻辑实证主义所规定的研究路径产生的，而是一些行政经验的简单总结。但是，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在大力地批判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并自认为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完全不存在继承关系的时候，却遗忘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正是基于实证主义哲学及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之上，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是实证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19世纪产生的实证主义哲学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基础性理论和原则，但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使得实证主义哲学更多的是被作为实证主义哲学社会理论的一部分，也就是发挥在逻辑上和知识上证明其主张的社会理论的合法性功能，而不是作为一个抽象和纯粹的哲学理论存在。因此，初期的实证主义哲学并不精致，同时也非常明确地将科学视为政治的、道德的。
自然，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突出的以旧制度主义研究为特点，结构导向的、体制导向的整体为单位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路也是与当时的法国社会理论相一致的。
逻辑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哲学的重大改造便体现在，将演绎分析和归纳分析结合到了一起，并经由观察语句这一枢纽性的概念和约定主义这一桥梁性的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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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实证主义从一个经验社会理论和知识论结合的理论变成一个纯粹的知识论的哲学理论体系。逻辑实证主义不关心实践问题，关心的是词、句的语法规则和演绎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因为逻辑实证主义预设，理论或者命题的概念是由观察语句构成的，或者说可以还原到观察语句上。既然命题、理论的概念，也就是词或者某些短语已经是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的观察语句了，现实问题的讨论便是语法规则问题。如果是无法还原到观察语句的概念，逻辑实证主义将其视为无效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便成为一个中立的、纯粹的分析工具。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将自己视为一个纯粹的分析工具，不关心价值，只关心效率，这种效率并不是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所认为的上级命令，而是实际的政府行政的结果，因为这种结果是可以测量的，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逻辑中，是否有意义与是否科学是可以画上等号的，与是否可测量也是可以画上等号的。
西蒙猛烈地批判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不科学性，但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无非只是更为精致和科学化的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从价值目标上来看，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强调效率，而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研究同样如此强调；在辩护的政治目标上，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旗帜鲜明地指出，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是为了保障美国的民主，而研究政治中立的行政官僚组织是为了探索如何更好地执行政治当局的决策、执行公法。但是，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以价值无涉来保持对价值问题、政治问题的缄默，实质上也是遵循了政治—行政二分原则要求的政治中立。
在哲学基础上，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借鉴了早期的实证主义哲学及其社会理论，显得比较粗糙和简单，但是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则建基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去社会理论、去现实关照的精致的、纯粹的实证主义哲学上。相较于早期实证主义而言，其价值主张更为隐秘了，是通过规范的、受认同的、看似中立性的研究路径体现的。典型的体现是，亨普尔的科学解释模型被视为能够产生有效知识的正当路径，其逻辑是被视为普遍律则的前置性的理论（也有可能是某种归纳分析的统计结果）作为产生假设的基础和演绎规则，一个能够被测量到的现象作为某个假说能够出现的条件，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通过或然性的统计检验，来比较条件出现的情况下，假说出现的频率是否符合公认的统计标准。如果符合，可以视为成立；如果不符合，那么出现问题的便可能是假说，也有可能是预设条件。逻辑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辩护和证明分开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科学命题虽然不能够证明，许多哲学家仍然认为它是可以辩护的。辩护的途径不是寻求它与前提的关系，而是寻求它与推断的关系”
。那么，按照逻辑实证主义严格的规则来看，如果推断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与实际情况不是一致的，或者无法证实，那么出现问题的并不会是充当前置性的普遍性律则理论，而只会是条件是否满足普遍性律则发生的范围，或者是推断有可能出现了问题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要求假说应当满足一致性条件的要求，即“要求新假说符合于公认的理论”
，这对于理论创新和反思而言是一种极大的阻碍，如果任何假说都需要符合公认理论，任何异常情况都不会怀疑到公认的理论上，任何证实情况都不断地在确认公认理论，就意味着理论和知识已经是恒定的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更难以进行理论的反思和价值的批判。
西蒙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为基础，开创了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继承并发扬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导向、辩护政治目标、知识论体系，使得公共行政研究向更为科学化、精致化和表面上的价值中立方向发展，本质上是更为精致的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学界所认为的，西蒙严重动摇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传统的观点仅仅看到现象而没有触及本质，从根本上来看，西蒙依然继承并发展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在讨论西蒙继承并发展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将其转变为自然科学化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时候，也可以观察到学术研究演变同现实政治变化的密切关系。
在行政国家勃兴和文官政府初创的时候，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打出为美国民主而研究的旗帜。在这一旗帜之下，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发展出了环式民主的公共行政合法性论证方式。它正是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政治理论面向，不仅仅为不受社会参与的独立性文官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永续性进行了辩护，更为排他性、封闭性的技术治理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合法性的论证，驱逐了公民参与治理的直接民主在美国政治和政府管理中的正当地位。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受益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政治贡献，更为明确地将公共行政理论定位为“不为政治所动的”“科学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但是在逻辑上却以公共行政研究的中立性和工具性隐藏了公共行政理论辩护的政治目标和价值导向。正如逻辑实证主义将复杂的现实问题、实践问题乃至价值问题、权利问题转换为语言游戏一般，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研究则将政治的问题、权利的问题、价值的问题转换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偏好表达问题，放弃了学术研究的批判反思能力，否定了学术研究蕴含的政治性、价值性。
西蒙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在不改变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核心的价值导向、辩护的政治目标基础上，为公共行政研究寻找一个学术上牢固的合法性基石。西蒙的时代是一个行为主义向旧制度主义挑战并获得历史性胜利的时代，科学化是这个时代社会科学的共同追求。对科学化的颂扬与行政国家的扩展是异曲同工的，科学化意味着理性化、高效、消除不确定性、追求规则性和可预见性，只要能够实现科学化，便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就意味着有意义。在这种趋势下，科学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本身就是政治的和道德的。马茨·阿尔维森和休·维尔莫特在客观知识和权力关系上谈道：“任何被（不管是专家还是外行）认为是客观知识的东西，都取决于权力关系。在权力关系中，相互竞争的观念、方法和发现都可作为权威的知识形式得到发展和支持。”
西蒙所主张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以“科学化”来隐藏其对美国的行政国家背景下的多元民主、技术治理、排斥直接民主的精英政治和专家治理的辩护。 西蒙将公共行政研究奠基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之上，主张“价值中立”，主张公共行政研究的科学化。从此之后，公共行政研究社群内部的大量重要性争论围绕的基本上是公共行政研究是不是应当价值中立、可不可能价值中立，或者量化技术、实证研究对公共行政研究是福是祸，抑或是公共行政研究科学化到底是不是解决公共行政研究合法化危机的唯一道路等议题开展的，这样的议题在学术研究上虽说重要，但不是根本性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研究、讨论、解释、辩护和批判，这种学术讨论的过程本身就存在争夺话语权的一面，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就是在政治权力规制下、历史脉络塑造下、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约束下展开的，本身就是价值的、文化的、政治的。 “西沃之争”后，除开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批判理论外，大量学术讨论将讨论领域和范畴局限在学术上，而有意无意忽视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倾向、政治立场，这样的讨论很难生发出新的、有思想深度的内容，因为基于去价值、去历史、去背景的中立性学术概念之上的争论，最终都会演变为一个学术审美的不可通约的困局。
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体系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体系比起来，主要的进步在于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知识论基础。但是，无论在价值导向还是辩护的政治目标上，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承袭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导向，即效率至上的导向。在辩护的政治目标上，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以科学化为路径，建构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体系，同时将学科的合法性建基在科学化上。但是从将知识的产生、变迁视为社会结构塑造和政治过程的结果的知识社会学观点来看
，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具有双层合法性：第一层是科学化；第二层则是对美国精英民主和技术官僚统治的确认和辩护。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尽管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为结束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近乎支配性学术地位产生了相当作用，并为公共行政研究路径的分化提供了机会之窗，但是从学理和逻辑上来看，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在原则上并没有冲击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体系，反而继承和发展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
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体系的支配性地位造成学理和逻辑上的冲击，是“西沃之争”，尤其是沃尔多所继承的美国民主制行政思想并开创的公共行政研究宪制主义路径。这一路径在根本上，也就是在知识论体系、辩护政治目标、价值导向都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体系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质的。例如，公共行政研究宪制主义路径尽管没有在形式上冲击制度维度上的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但是在价值维度上却主张公务员应当承担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这一诉求无疑体现了从公务员个体到官僚组织直到整个政治—行政二分的制度原则上的体制边际改革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根本目标是，将美国带回民主制行政传统，将直接民主和公民参与从边缘位置带回到中心位置上。
表1—2 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主要内容
图1—2 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层次与结构
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仅仅是在具体观点上有一定的变化，并且发展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以哲学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更新为主要表现。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和贡献仍然是政治性的，它给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所承载的精英政治提供了更为精巧的理论辩护，这一精巧的理论辩护是通过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科学化实现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社会科学使得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辩护的政治目标、价值导向更加隐秘和不容易受到冲击。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具有强烈的政治导向和价值目标，给美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烈的、深层次的学理上的支持。
“冷战”爆发后，美国面临苏联阵营的挑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爆发了关于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论战，大量学者主张美国乃至西方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了，甚至也不存在政治哲学了，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是历史上唯一的、正当的、有前途的意识形态，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在美国的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事实上提出了。美国许多学者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观点，除了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巨大影响之外，也是为了规避苏联阵营的意识形态挑战，试图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内部仍然存在的结构性的冲突和体制上的不平等转变为经济社会利益的分配差异，以阶层冲突替代阶级冲突。
意识形态终结和政治哲学使命完成的定调使得美国的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理论迅速转向行为主义路径，也就是在承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优先性前提下，甚至在更为直接地承认美国行政国家勃兴以来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社会关系的优越性下，来解决治理问题。这一转变在比较政治学和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上也有所体现，阿尔蒙德建构的世界上第一个普遍性的政体比较理论的分析框架——“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即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制度运作机制为基础，来衡量世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这种理论体系往往以生物有机体的理论形式来言明其科学性和正当性。当今世界各国的治理发展和制度改革不自觉地将西方作为模板，不如说是将美国作为模板来看待，根本上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的支配性地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