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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式”还是“研究路径”

在对公共行政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公共行政学科一直存在着追求“范式”的行动,这一行动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是否有更好的能够替代“范式”的来规定公共行政学科应然状态的路径?第二个问题是,公共行政理论脉络应当在总体上分成什么样的类型来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和分析?

1.以“研究路径”替代“范式”

“范式”是科学哲学的概念,用以描述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具有主导性功能和支配性地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核心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及围绕这一体系构建出来的学术共同体建制。 “范式”是科学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学派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概念展现出了理论变迁的多元路径,使得理论脉络的梳理和分析能够从对经典字斟句酌的“解经”中解放出来,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通过“范式”概念得以联系起来。历史与社会的眼界、权力与斗争的视角、合法性与意识形态概念都得以进入到自然科学“纯净”而“神圣”的殿堂中,对自然科学和学术共同体形成了祛魅。因此,这一概念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极大的欢迎,但鲜有人去反思“范式”概念本身。换言之,“范式”概念虽然能够在一个侧面展现出科学革命的历程,但是“范式”概念无疑也暗含了科学需要理论和观念的大一统的价值预设。在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下,“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使用,愈来愈脱离其经验描述本意,而是成为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应然规定,即不同理论流派整合统一。当“范式”概念成为“多元观点、理论流派的统一”的时髦表述的时候,“范式”概念就回退到了其反对的“解经学”中,即知识的生产和检验有着超越历史语境的理论、程序和方法,只需要对这一理论、程序和方法进行解释并熟练掌握,就能够产生绝对正确的知识。因此,在公共行政理论脉络的梳理过程中,需要超越“范式”概念“使用大于理解”的现状。

库恩在科学史研究中提出了“范式”概念。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主要是为了回应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发展观: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一劳永逸地提出关于生产和检验知识有效性,发展理论的规范的、统一的解释模型,提出标准化解释路径,最典型的莫过于亨普尔提出的“覆盖率”准则,这一准则被视为科学的正统解释模型。 通过对科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库恩发现,科学理论发展并没有呈现出如亨普尔所提出的科学的正统解释模型,未来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模型存在。库恩为了更好地解释科学理论发展,并不仅仅是从科学哲学角度出发探讨科学逻辑本身的变化,而是将其研究触角延伸到了科学社会学领域。库恩提出的“范式”指的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 “范式”及其变迁可以描述为,一门学科内一种支配性的理论体系(以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为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以及研究准则)被另一种支配性的理论体系所取代的过程,这种支配性理论体系的变化过程即可被称为“范式”变迁。

但是,即便是库恩的“范式”概念生长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完全符合库恩“范式”更迭的理论发展进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公共行政学科领域,也没有哪个理论流派能够完成构建支配性理论体系的目标。 从经验上来说,库恩“范式”概念对于公共行政领域而言是不成立的;从规范层面来说,它也表达了这样一种企图——科学理论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理论支配权。但是公共行政理论本身以发展并实现民主理念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为目标,那么强调建立一种统一的、具有支配性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可欲的目标,这本身会抑制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内不同理论体系的争鸣,对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健康发展不利。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理论体系以及建构这一理论体系的过程,就有可能在侵蚀学术研究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追求“范式”的目标不是可欲的,而“范式”这一概念无论是在经验研究还是在应然状态构想上都与公共行政研究相距甚远。那么,应当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梳理和分析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内纷繁庞杂的理论丛林呢?有学者借鉴劳丹的“研究传统”概念,提出了“研究路径”用来描述公共行政领域内的理论演进过程。所谓的“研究路径”被用以描述 公共行政领域内共享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导向的一系列理论所构成的逻辑上关联、价值上承接的完整的、发展的理论体系。 更关注某一理论流派产生、发展、危机、变迁的过程,以及不同理论流派的争鸣和对话。因此,也采用“研究路径”概念对公共行政理论脉络进行描述和分析。

“研究路径”是替代“范式”描述公共行政研究理路和理论演进的更好的概念,它的优点在于开放和包容,同时又能够从哲学基础、价值导向乃至辩护政治目标等方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丛林进行类型学的建构。那么,公共行政研究路径分类的依据是什么?在公共行政理论史研究里,公共行政研究路径类型建构比较多样,怀特按照哲学基础的差异,将公共行政研究路径划分为实证研究、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 而斯蒂尔曼则认为公共行政学出现了六个学派,分别为重塑学派、社区学派、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重建学派、阐释学派、方法构建学派、新官僚分析学派。 37 这两种划分方式都有各自的问题,斯蒂尔曼的六个学派划分过于细化,学派之间界限不够清晰;而怀特在哲学基础上的划分,没有有效地指涉学派之间本质上的区别,而是在哲学基础上纠缠过深,忽视了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践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公共行政研究是一门高度问题导向、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的研究领域,张扬价值和特定政治目标辩护是其本质特征,是其与公共行政实践互动的结果。因此,公共行政研究辩护政治目标和价值导向构成了区分不同研究路径的依据。 在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通常将公共行政研究区分为管理主义路径和宪制主义路径 ,也有学者将其称为西蒙路径和沃尔多路径 管理主义路径和宪制主义路径超越了具体理论和观点上的差异,而关注辩护政治目标、伦理规则、哲学基础的根本不同,将整个公共行政理论发展区分成为对立的管理主义路径和宪制主义路径。管理主义路径强调精英统治、专家治国、排他性治理,以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为基础,相对地,宪制主义路径则强调民主行政、大众参与、社会自治和公平正义,以现象学—解释学和批判理论作为哲学基础。 因此,用公共行政研究管理主义路径和宪制主义路径对整个公共行政理论进行类型学的研究是恰当的。

2.研究问题

公共行政研究管理主义路径由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群构成。但是,公共行政研究管理主义路径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证成的。在学界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曾经推动‘正统论’公共行政学兴起、成长与繁荣的行政原则在一群年轻学者的批评下,被认为是‘可有可无、成对出现的格言’。” “书中有些段落也许会使人感到我们在攻讦官僚主义者,但我们的用心乃在于攻击官僚制度和作风,对事不对人。” 前者是西蒙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而后者则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包括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和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 的批判。这不禁让人有这样的疑问:如果说这三个理论都属于公共行政研究管理主义路径,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对属于自己上一个阶段的理论有着如此强烈的批判?它们之间到底是否共享相似的价值导向、辩护的政治目标和哲学基础?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廓清公共行政研究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些似是而非的提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提法认为,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进而终结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近乎学科范式的地位。之所以有如此的提法,原因在于,当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开始批判以行政原则为主要理论观点的经典公共行政理论时,“西沃之争”也在同一时期爆发。“西沃之争”的缘起是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原则的批判,并指出自然科学化是公共行政研究能够起死回生的不二法门。随后,无论是西蒙和达尔,还是西蒙和沃尔多的争论都没有围绕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进行,而是围绕西蒙建立行为主义公共理论体系的企图开展。重大学术争论爆发关系到了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和走向,但是这也对研究公共行政理论和研究路径的演变带来了困难: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带来的是对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研究路径基础根深蒂固的改变还是一时的影响?这一疑问暗含了一种有待逻辑上论证的假设, 即西蒙可能没有在根本上破坏经典公共行政理论,反而继承并发展了经典公共行政理论。

第二种提法则来自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体系的批判,这一批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学理上的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整体上以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结合推动社会进步作为根本立足点,强调建立企业家政府,将市场逻辑和竞争机制引入政治行政和治理体系中,将企业化管理策略与方法引入政府组织管理与绩效考核,促进府际竞争,以市场来实现民主。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政府改革措施、社会经济领域政策主张与美国进步时代之前的有限政府传统非常接近,无怪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视为美国民主制公共行政传统 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体系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体系的象征——官僚制政府。因此,这就产生了一种需要求证的判断: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体系及相应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哲学基础,例如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国家理论、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是不是不同的东西。对这种断言的求证隐藏着这样一种设想: 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体系相比,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是“离经”但不“叛道”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仍然与经典公共行政理论、行为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共享相似的价值导向、辩护的政治目标和哲学基础。

从公共行政研究理论发展史来看,证成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主义路径非常重要。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是公共行政研究管理主义路径的贡献,而宪制主义路径的产生也概因对管理主义路径的批判;管理主义路径蕴含着公共行政研究全部的理论问题,管理主义路径是公共行政研究的基础。因此,通过分析和解释西蒙对经典公共行政理论的抨击,新政治经济学、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体系的批判两个重要学术史节点,为经典公共行政、行为主义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寻找共同的基础,即相似的价值导向、辩护的政治目标和哲学体系;廓清公共行政研究中似是而非的提法,证成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主义路径。 JTOAgKbdH6CEe4ie5dSDclQ8pmNrEpaaer1KiQpAMF8VtFXr9U8k5KPlwRKx+t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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