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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了，下一个目的地是内科切阿，阿尔维托的一个大学同学在那儿当医生。早上的行程颇为轻松，到达的时候，刚好赶上牛排午餐。那位朋友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他的妻子却不太友好。他的妻子似乎在我们落拓不羁的做派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您还有一年就能获得行医资格，却一走了之？连回来的时间都没有确定？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她的逼问，我们给不了确切的答案，这让她有些震惊。她对我们礼貌有加，但敌意也颇为明显，尽管她知道（至少我认为她知道）最终的胜利属于她——她的丈夫不在我们的“拯救”对象之列。
在马德普拉塔，我们拜访了阿尔维托的一位医生朋友，这位朋友曾加入庇隆党，享有一些特权。而在内科切阿的那位医生则仍对激进党忠贞不贰。不过，这两个党派对我们来说都相当遥远。我认为，支持激进党永远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政治立场，这对阿尔维托来说也已失去意义，虽然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些他所尊敬的激进党领袖过从甚密。
这对夫妻留我们过了三天好日子。表示感谢之后，我们再一次骑上摩托车，驶向布兰卡港。我们感到有一些孤单，不过也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次是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也都盼望着我们的到来——十分热情而友好地款待了我们。我们在这个南部港口待了几天，修理了摩托车，还在城里漫无目的地瞎溜达了一圈。那是我们最后一段无须为钱发愁的时光。之后的日子，由于我们资金紧张，我们严格限制了肉、玉米粥和面包的食用量。如今，连面包也散发着一丝警告的味道：“以后没法儿再轻易吃到我咯，老伙计！”于是，我们就更加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们想同骆驼一样，为将来的旅行储存足够的能量。
启程的前夜，我病倒了，咳嗽而且发高烧，于是我们推迟一天离开布兰卡港。最后，在次日下午3点，我们顶着烈日启程离去，到达梅达诺斯附近的沙丘时，天气变得更加炎热了。由于重量的分布极不均匀，摩托车很难控制，车轮在沙地上不停地打滑。阿尔维托与沙地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他坚称他赢了。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成功走上平地之前，我们已经在沙堆里舒坦地休息了六次。然而，我们最终还是走出了沙地，我的伙伴阿尔维托把这当成了他战胜梅达诺斯沙地的重要凭证。
从这儿开始由我来骑车了，为了弥补浪费掉的宝贵时间，我加快了速度。有一段转弯的地方覆盖了细沙，只听到砰的一声——这是整个旅程中最惨烈的事故。阿尔维托看起来没受伤，可是我的一只脚被夹住了，还被汽缸给烫伤了。伤口很难愈合，我的脚留下了一道丑陋的伤疤，很久之后才消失不见。
一场滂沱大雨迫使我们找了个农场来避雨，但到那儿之前，我们得经过一段300米的满是泥泞的崎岖小道，途中我们被甩飞了两次。农场的主人极为热情，但第一次在没有铺沥青的道路上行驶的情形让我们心惊胆战：一天摔了九次。躺在行军床上（从现在开始我们唯一的床），挨着蜗牛般的“家”——“大力神Ⅱ”摩托车，我们依然热切地遥想着未来。我们好像能够更加自由地呼吸清新的空气了，空气中满是冒险的气息。遥远国度里的英雄事迹和美丽女子，在我们狂飙的幻想中盘旋不去。
尽管非常困倦，我却强忍困意。眼中有一对绿点在旋转，一个代表着我身后早已抛却的世界，一个象征着我追求的所谓自由。穿越世界上山河大海的时候，它们为我的非凡征程提供了精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