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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学丛书》总序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那边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8年间,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无可讳言,那正是大陆越来越走向紧张与禁闭,终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旧”的岁月,所以在那种命悬一线的危殆情况下,若不是中国总还保留了那么个角落,仍然活跃着对于文化传统的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曾经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据说在历史中从未中断过的学脉,可能就要面对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场景了。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兴奋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刘东
2020年6月24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tgCVscYwm6lAXr6UpoUv3yZYh9O2znIJdsZPnT4+APsdvv0aDTjtp3iqY/qYRJ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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