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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彬先生，是研究中国东南岛屿的专家；因为《隋书·东夷传》“流求国”条的流求，有人说这是今日的台湾；有人则说这即是今日的琉球，而梁先生正是后一主张中的健将，曾为此发表了不少字数的文章。我对这一问题，平日既不曾留心，且很信服梁先生文史分途、学文学的人不会懂史学的主张，对于“专家”间的争论，是不敢赞一词的。但关于梁先生在论证中对唐施肩吾一首诗的解释，因关系到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所以想提出来略作商讨，希望梁先生指教。
梁先生在《论〈隋书〉流求与琉球、台湾、菲律宾诸岛之发见》（以后简称“原文”，见《学术季刊》六卷三期）大文的注释十中说：
清《台湾县志》及《澎湖厅志·艺文》内，又曾收唐施肩吾《题彭湖屿》一诗，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连雅堂又据以入之于《台湾通史》中，且谓施肩吾挈家来澎湖列岛。后之作者更有据连氏此说而更加渲染，谓施氏曾率族来台。笔者核查施肩吾此诗，原题名“岛夷行”，系见收于《全唐诗》第八函第二册中，其最早则系收在施肩吾之《西山集》内，列于《西山静中吟》一诗之次，不知何故被《澎湖厅志》改题为“题澎湖屿”也。……笔者自张瑞京表叔处借读该《西山集》，自首至尾，多咏儿女私情，及平康女色，淫靡纤巧，固可睹其绝无雄心为海外扶余；而澎湖各岛，平坦无甚奇景，素有多风岛之称，亦当非施肩吾所愿卜居终隐之仙灵窟宅。……再查清《嘉庆一统志·南昌府古迹》云，施肩吾石室，在新建县西。……是肩吾终隐鄱阳湖（彭湖）侧之西山，信而有征。或者其诗原有小注“题彭湖屿”字样，遂又被后人误为题台湾之澎湖。才子作诗，但求神韵之佳妙；在其心目中，“海边”与“湖边”无别，“咸水”与“浊水”无殊（原注：以声韵故），因“彭蠡”一名，出于《禹贡》，而《禹贡》有“岛夷”之语，肩吾遂称彭蠡之民为岛夷。即唐柳宗元亦称广西柳江为“海”，称湖南永州之民为“夷”矣（原注：肩吾各诗有以长江称海之例……）。至于“鬼市”一词，今人每有误解作“海市蜃楼”者，实则未合古人观念，尤不合仙家观念，谓“海市”为“神市”尚可，谓为“鬼市”则绝无。而“腥臊海边”，更不能形容海市蜃楼。笔者谨按，鬼市一词，为唐人惯用，为黑市，秘密贸易之义。……唐代澎湖群岛，人市尚且无之，安得有鬼市！若有人，则肩吾不致怪其居处无乡里；若无人，则岂尚有生犀？独不知修台湾及澎湖志者，何所据而收此诗入《艺文》也。嗟乎！有学者常为无学者所欺，岂不信欤？（原文十三至十四页）
按梁先生的目的，是要证明宋以前中国人没有人到过澎湖，施肩吾是中唐时人，自然也不应当到过澎湖，因而不应有《题澎湖屿》的诗。梁先生既已查出《题彭湖屿》的诗，在《西山集》中原为《岛夷行》；又在《西山集》中找不到施肩吾有迁澎湖屿的痕迹，则将《岛夷行》改为《题澎湖屿》，乃出于后人的附会，梁先生的目的是达到了。梁先生若要进一步为己说求根据，则应考证此一附会之所由来，以揭穿附会者的底蕴。但梁先生却由《西山集》中多儿女私情的诗，以见其“绝无雄心为海外扶余”，来作施肩吾不曾到澎湖的立说根据，这是从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上找根据。殊不知中国人对于海中岛屿感到兴趣，并不是来自想为海外扶余的雄心，而是来自求仙求药的幻想。《全唐诗》中所录施氏的诗，固然有一部分是儿女私情的诗，这是唐时一般文人的习气，但更多的是求仙学道的诗；《全唐文》中录了他九篇文章，内有六篇也是同性质的。假使行为的动机，有助于此一问题的解决，则施氏去澎湖的可能性，无宁大于不去的可能性。这恐怕是此一附会之所由来，假定是附会的话。梁先生避开求仙的显著事实不说，而另设一与本题无关的行为动机来为己说求反证，这是自掘陷阱。不过动机不一定成为事实。我认为施肩吾有海外求仙的动机（见后），但在他的诗文中没有积极的到过澎湖的证据，则梁先生以施氏不曾到过澎湖之说，仍可成立。可是梁先生却又无端假定“或者其诗原有小注‘题彭湖屿’字样”，因而断定施氏所题的鄱阳湖，而“被后人误为题台湾之澎湖也”。这便更有问题了。梁先生为了证明施氏所题的是鄱阳湖，首先说此诗是“列于《西山静中吟》一诗之次”。西山在南昌，在鄱阳湖侧，此诗既是紧接《西山静中吟》而作，即可暗示施氏此时正在西山，他所题的彭湖屿自然是鄱阳湖。但事实上从《全唐诗》所录的施氏的诗来看，立可发见他的《西山集》并非严格按年月编定的；最简单的证明是把《忆四明山泉》的诗，编在游四明诸诗之前；照道理讲，必先有“游”而后有“忆”的。并且列在《西山静中吟》之次的诗是《天柱山赠峨嵋田道士》，又其次是《夜岩谣》，又其次才是《岛夷行》；由此可见梁先生查书并不细心，而“列于《西山静中吟》一诗之次”的话，完全失掉了作用。
再就诗的题目讲，彭蠡泽、鄱阳湖都是耳熟能详的名称；若施氏所题的是鄱阳湖，何以又称为“岛夷行”呢？梁先生的解释是“因彭蠡一名，出于《禹贡》，而《禹贡》有岛夷之语，肩吾遂称彭蠡之民为岛夷”。并以柳宗元“称湖南永州之民为夷矣”作旁证。不错，柳宗元在《道州毁鼻亭神记》中，曾说“明罚行于鬼神，恺悌达于蛮夷”的话；但这是因为当时的道州、永州，仍是华夷杂处；所以柳宗元在《代韦永州谢上表》里面说：“俗参百越，左衽（夷）居椎髻（人民）之半。”因此他有时以“夷”称之，乃实有所指。鄱阳远较永、道开化为早。未闻当时有夷居于湖中，情实不符，何可以彼例此。至于《禹贡》中称岛夷者有两处，一是冀州的“岛夷皮服”，这当然与鄱阳湖无关。二是扬州的“岛夷卉服”，固然与彭蠡同在一州之内，但若施肩吾是读《禹贡》而又是能通文理的，同样的，也难将岛夷和彭蠡扯在一起，以致他不用现成的彭蠡或鄱阳而用上岛夷；因为两者在文字的脉络上距离得太远了。兹将《禹贡》此条原文抄录在下面：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砥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就原文的文理来看，如何能把“岛夷”扯到彭蠡上去？所以孔《传》只能把此处的岛夷解作“南海岛夷”；而郑《注》、王《注》，则以“岛一作鸟”，《汉志》正作“鸟夷”，是更与彭蠡无涉。把鄱阳湖的居民无端称之为岛夷，施氏未免太荒谬得不近人情了。
至于把鄱阳称为“彭湖屿”，我觉得也值得研究。鄱阳湖的名称是隋代成立的。在以前，称为彭蠡泽；由彭蠡泽而又简称为“彭泽”。此后随时代，随地域、方位，而有种种名称；但是除了《水经注》有一处称为“彭湖”以外，所有史乘地志，皆不见有称彭蠡为“彭湖”之文；因此，我怀疑《水经注》这一仅有的“彭湖”之称，恐系行文时偶然的省笔或误笔（或系传写之误），编《辞海》的人，或因此而致误；不然，一个固有名词，仅一见而不再见，似乎是不可能的。《水经注》称“彭泽”者五：“《山海经》曰，赣水出聂都山，东北流注于江，入彭泽西也”（影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十五卷十七页）；“又北过彭泽县”（同上，十九页）；“庐江水出三天子鄣，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同上）；“王彪之《庐山赋》叙曰，庐山，彭泽之山也”（同上）；“彭泽西是庐江之名”（同上）。称“彭蠡”或“彭蠡泽”者四：“刘歆云，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同上，十八页）；“其水下入江南岭，即彭蠡泽，三天子鄣也”（同上，二十页）；“其水总纳十川，同凑一渎，俱注于彭蠡也”（同上，十九页）；“临彭蠡之泽，接平敞之原”（同上）。称“彭湖”者一：“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由此，可知梁先生谓“鄱阳湖又适原名彭湖”的说法，除此处之认证外（《辞海》之本身不足为证）再无他证，已有问题。而将鄱阳湖称为“彭湖屿”，则在文献上更无证据。所以仅就诗的题目来说，不仅“岛夷行”与鄱阳湖无干，即使在《岛夷行》下注有“题彭湖屿”四字，也很难与鄱阳有涉。何况“题彭湖屿”四字，是出于想象呢？
梁先生既把施氏《岛夷行》的诗，说成是咏鄱阳湖的诗，于是，把明明白白说的是海的，硬认定说的是湖。梁先生的解释是“海边与湖边无别，咸水与浊水无殊（原注：以声韵故）”。又引“唐柳宗元亦称广西柳江为海”，及“肩吾各诗有以长江称海之例”作旁证。我无法同意梁先生这种解释。第一，柳宗元在柳州的诗中有用到“海”字的，但我不曾发现指的是柳江。假使梁先生有此发现，恐怕是在字句的解释上发生了问题。至施肩吾《及第后过扬子江》的诗，连“海”字都没有一个。第二，诗人常凭想象力而将事物加以比拟、夸饰；但这要顺着实物有关的性质去展开的。如果把江的故事用到海上面去，把形容海的特性的藻饰用到江上面去，这便是不及格的诗；所以比拟、夸饰，有一种自然的限制、范围。何况“海边”、“咸水”都是指实的用语，而不是比拟夸饰的用语；在指实的用语上，任何诗人，不能指鹿为马。第三，施氏这首诗是拗体诗。假定他所咏的真是鄱阳湖，则径直把“湖边”说成“湖边”而不说成“海边”，把“浊水”说成“浊水”而不说成“咸水”，与声韵有何影响？如果为了声韵而至于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把“湖边”说成“海边”，把“浊水”说成“咸水”，这还配作诗吗？第四，唐人用“鬼市”一词，无不与海有关。鄱阳湖边，亘古及今，找得出一点鬼市的痕迹吗？第五，施氏与鄱阳居民，可以称为同乡共里，怎么会称他们为“岛夷居处无乡里”？况且梁先生自己说“若有人，则肩吾不致怪其无乡里”，假定把梁先生对此句诗的解释应用到鄱阳湖，岂不把鄱阳湖说成了无人之地，连岛夷也称不上？这句诗分明是指海中的流浪者而说的。第六，“黑皮少年学采珠”，有何理由可以称鄱阳湖的少年为黑皮？有何证据在鄱阳湖曾有采珠的事。对文献上文字的解释，是考据求真的起码工作。梁先生这样的文字解释，可能引起人对梁先生考据的误会的。读梁先生的文章，总令人感到他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例如原文中引赵汝适《诸蕃志》中“流求国”条有“土人以所产……豹脯往售于三屿（梁先生注：案在今菲律宾）”的话，大概因为现今之琉球，并无熊、豹等物，于是赵氏所说的流求，有说成今日台湾的危险，所以梁先生便说：“其熊、豹等物，当是琉球人自寒带地方输来而贩售于热带地方（原注：三屿）。”（原文三页）在帆船时代，远越海洋去输入熊、豹，作成干肉（脯）后，再越海去贩卖，古今中外，恐怕很难找出这种商业买卖。又如梁先生以台湾不能称为“东洋”来证明在隋代台湾不能“列于东夷”的证明（原文六页）。试问“东洋”与“东夷”，有何不可分的关系，而可以作二者“有则同有，无则同情”的证据？孟子已经说过舜是“东夷之人也”的话，这与“东洋”一词有关系吗？东夷在《隋书》上只不过泛指当时所能知道的海外东方之夷。里面有没有台湾，与后来台湾称不称东洋，在常识上是不能发生关连的。这不过就梁先生的大著随便举一二例子。
其实，施肩吾的诗，若没有确证证明他曾到过今日的澎湖（这是要进一步去追求此一传说的来源才能解决的），则解释为他在浙江的海边，看到远来贸易的岛夷情形而作的，倒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事。因为从《三国志·孙权传》“亶州在海外……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市”的纪录来看，则唐时有海外岛夷（我以为“岛夷”一词在当时只不过是泛指海外之人，有如今日称“洋人”），到浙江宁波一带来贸易，这是很寻常的事。在施肩吾的诗中，有《同诸隐者夜登四明山》、《越溪怀古》、《宿四明山》诸诗，可见他因为求仙的动机而到过今日浙江的宁波一带的。并且他还有《海边远望》的诗，发求仙的幻想。这首诗说“扶桑枝边红皎皎，天鸡一声四溟晓，偶看仙女上青天，鸾鹤无多采云少”。所以我说他有向海外求仙的动机者以此。他既因求仙而分明流连过宁波一带的海岸，则他看到越海贸易的岛夷而作一首《岛夷行》（行乃歌行之行），所以他通首所说的，都是海边所看到的情景，还有什么理由值得怀疑而需要扯到鄱阳湖去呢？
梁先生所以要把可以不参加“琉球论”或“台湾论”论争的一首诗，作这种惊人的解释，恐怕主要是因为《海防考》中有隋陈棱经略彭湖的记载；这与《隋书·东夷传》“流求国”条及《陈棱传》曾征伐流求一事，无形中实互为呼应；若陈棱曾经略过彭湖（澎湖），则《东夷传》中之流求国为今日之台湾，遂得一确证证实，对梁先生的论点是很不利的。但梁先生的工作，不集中指向《海防考》本身之可靠不可靠，却硬把《海防考》里所说的彭湖，说即是江西的鄱阳湖；把“海防”的“海”硬改成湖防的“湖”，难说著《海防考》的人，也认为海与湖无别吗？梁先生原文注释十：
连雅堂的《台湾通史》……曾引《海防考》之说，谓隋虎贲中郎将陈棱，曾于文帝开皇三年经略彭湖三十六岛……其事全不见于《隋书》，考之《陈棱传》及《流求传》则无稽……又考之于隋朝历史，文帝恭俭爱民，而于开皇九年始平陈；岂有于未统一中国之时，即遣将经略澎湖之理。……笔者按，隋文帝、炀帝两代，鄱阳贼屡起，而鄱阳又适原名彭湖（原注：彭泽，北人称湖为泽，南人称泽为湖，可参《辞海》），陈棱是庐江人，与鄱阳邻近。奉命平鄱阳湖贼，是或有可能者。《隋书·炀帝本纪》及《棱传》有此迹象也。鄱阳湖滨为牧牛羊之地，湖内岛屿甚多。清龚柴《江西考略》及齐召南《入江巨川编》，皆云彭泽湖汇章贡诸水，巨浸弥漫；湖中有凡山、黑山、甲山、苕荛山、马几山、屏风山、沙洲、鞋山等岛屿，复有大烈山、康郎山之峙立。是《海防考》或误以江西之彭湖为台湾之彭湖（原注：澎湖群岛原名彭湖岛），未定。据《海防考》谓陈棱经略彭湖“其屿屹立巨浸中，环岛三十有六，如排衙，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皆似江西之彭湖（原注：鄱阳湖），而绝异于台湾之彭湖（原注：澎湖）也。
梁先生在这一段里说“未定”、“皆似”，皆自己留有余地，这都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他在这一段中的论证方法，似乎还是大有问题。兹略述如下：
一、《台湾通史》引《海防考》只说是“隋开皇中尝遣虎贲陈棱……”查开皇共二十年，“开皇中”的“中”字，可以包括从元年到二十年。而梁先生却将“开皇中”改为“开皇三年”，于是来一段“文帝恭俭爱民，而于开皇九年始平陈；岂有于未统一中国之时（按即指开皇三年），即遣将经略澎湖之理”的考证。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考证。我看到有的先生多用此种考证方法，但以梁先生的学养，不应有此。若《海防考》原书系开皇三年，而连氏误引，亦应当特别注明。因梁先生这段话，主要对连氏而发。
二、梁先生说《海防考》的话，“考之《陈棱传》及《流求传》则无稽”，并且引清朱景英《海东札记》“考《隋书》陈棱琉球之役，在大业中，而《棱传》亦无经略澎湖三十六岛之词”为证；但是仅凭年代的合不合，不足以断事件之真伪；《史记》有一事而年代前后歧异之例甚多。若《隋书》所说的流求，正如台湾论者所说的即系今日的台湾，则澎湖正为用兵台湾之中间站，而《海防考》陈棱经营澎湖之说，正可谓“考之《陈棱传》及《流求传》而‘有’稽”了。所以梁先生不能以《陈棱传》、《流求传》来否定《海防考》，而只能由《海防考》成书之年代及其内容之互证方面想办法。
三、在《隋文帝本纪》中，找不出鄱阳贼屡起的痕迹，不知梁先生何所据而云然？至《炀帝纪》中，有大业“十二年十二月癸未，鄱阳贼操天成举兵反……自号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壬辰鄱阳人林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庐陵郡”的记载。查彭蠡湖至隋改称鄱阳湖，“以鄱阳山而名”（清《嘉庆一统志》“饶州府”条下）。而秦汉置有鄱阳县，三国置有鄱阳郡，隋因而未改，则《炀纪》之所谓“鄱阳贼”、“鄱阳人”，在常情上只能解释为“鄱阳郡（或县）”的贼、的人；而不能解释为“鄱阳湖”的贼、的人；因为鄱阳湖不是一个政治地理单位；假定指的是鄱阳湖里的贼、的人，则“湖”字不能省掉。史书上凡是仅称“鄱阳”的，都是指的郡或县，并且他们起事以后，一向豫章郡，一向九江庐陵郡，毫无以鄱阳湖为根据的痕迹；陈棱要平贼，也只能指向豫章郡和九江庐陵郡，何能指向鄱阳湖呢？何况这年“九月丁酉，东海人杜伏威、扬州沈觅敌等作乱，众至数万，右御卫陈棱击破之”（《炀纪》下），是陈棱的军队，此时正在东方，与鄱阳相隔千余里。且如下所述，炀帝恰于是年七月幸江都，陈棱的军队，即以江都为中心，未曾远离。所以决无向鄱阳平贼之理。
又大业十三年“鄱阳人董景珍以郡反”（《炀纪》下）。此条与上两条比较，是说明前两股是反向旁的地方去了，而此股则是就以鄱阳郡为根据地来造反。另一点是说明以“郡”反，而不是以“湖”反，所以不能把与此有关的军事行动扯到鄱阳湖（梁先生所谓江西的彭湖）里去。同时，《陈棱传》于陈棱率兵至江都，袭破杨玄感之子让后，接着说：“后帝幸江都宫（按系大业十二年七月），俄而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众各数万。帝遣棱率宿卫兵击之，往往克捷。……复渡清江击宣城贼。”据此，是江都当日为群贼所包围，而陈棱则是以江都为中心，率炀帝宿卫之军，内线作战，以图打开被包围的形势，不能远离；所以炀帝被弑后，宇文化及召他守江都，并为炀帝发丧。鄱阳乱事，皆在炀帝幸江都之后，亦即陈棱不能离江都远去之时。而梁先生不从文献上找一点具体证据，仅以“陈棱是庐江人，与鄱阳邻近”的理由，遽然断定陈棱“奉命平鄱阳‘湖’贼（按此‘湖’字是梁先生自己凭空硬造出来的）。是或有可能者。《隋书·炀帝本纪》及《棱传》有此迹象也”。查隋庐江郡治今之合肥，打开地图一看，没有人能说它是与“鄱阳邻近”；且陈棱是庐江人，并不能因此断定他一直是在庐江做事；等于梁先生是广东人，不能因此便断定梁先生一直是在广东教书一样的道理。因此我觉得在《炀纪》、《棱传》中，找不出陈棱曾经奉命平鄱阳湖贼的迹象。
四、梁先生把《海防考》所说的彭湖情形，来与鄱阳湖相比，并引证鄱阳湖里的山名，来印证《海防考》的“环岛三十有六”，认为“是《海防考》或误以江西之彭湖为台湾之彭湖”。但“三十六”是个实际数目字；清光绪《台湾通志》引魏源《圣武记》：“台湾地倍于琉球，其山脉发于福州之鼓山，自闽安赴大洋，为澎湖‘三十六’岛。”又引《厦门志》：“澎湖岛屿，大小相间，有名号者‘三十六岛’。”由此可知三十六岛总是与澎湖连在一起。梁先生所举出的鄱阳湖的岛屿，是无法顶用“环岛三十有六”的。而且《海防考》中说彭湖居民“推年大者为长”，这是说明他们尚没归入到中国政治系统以内，所以没有官吏的设置。鄱阳湖分属于沿湖郡县（清《嘉庆一统志》则分属于饶州、南昌、南康、九江四府），其中居民甚少，从未闻有因在化外而自成部落之事。
五、《海防考》所叙述陈棱经略澎湖的情形，与《炀纪》、《棱传》叙述陈棱讨贼的情形，两相比较，便可知《海防考》上所说的没有一点讨贼的痕迹，所以怎样也附会不出《海防考》所说的，是陈棱奉命平鄱阳湖贼的事。
《炀纪》下：“九月（大业十二年）丁酉，东海人杜伏威、扬州沈觅敌等作乱……右御卫将军陈棱‘击破’之。”“三月（十三年）戊午，庐江人张子路举兵反，遣右御卫将军陈棱‘讨平’之。”
《陈棱传》：“杨玄感之作乱也，棱率众万余人‘击平’黎阳；‘斩’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帝遣棱率宿卫兵‘击’之，往往‘克捷’……”
《海防考》：“隋开皇中，尝遣虎贲陈棱略彭湖地。其屿屹立巨浸中，环岛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苫茅为庐舍，推年大者为长，畋渔为业（按梁先生将此二句略去，大约因对他的立说不利之故）。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棱至‘抚’之，未久而去（按梁先生也略去此二句，理由大概与上相同）。”试将《海防考》之“抚”字，与前面的“击”、“讨”等字比载，则《海防考》所说，如何能解释为“平鄱阳湖贼”的事？
我绝不参加《隋书·东夷传》“流求国”条的琉球论、台湾论之争，因为我对此无兴趣。但梁先生是受有求真的科学方法训练的人，而我只是一个主张读书应细心，字句要弄清楚，居心要诚实，立说要有证据，推论要合逻辑的人，没有科学方法的训练，所以特提出一二点来向梁先生请教。我希望梁先生在指教的时候，采用针锋相对的方法，即使我怀疑了梁先生一些什么，梁先生便一点一点地提出证据来反驳；而不要绕圈子，说题外的话，则我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益处。我再引梁先生在原文注释十收尾的两句话，来作本文的结束，以表示对梁先生的敬意：“嗟乎！有学者常为无学者所欺，岂不信欤？”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十卷第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