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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我不是诗人，和陈含光先生无一面之缘；同时平生对于无法过问的东西，只要是对国家社会的关系不太大，便从来不为这些东西去白费脑筋，所以在我的脑筋里面根本没有学术奖金这类的问题。但因读到马先生这篇大文，对于李辰冬先生清算陈含光先生一事，却想说几句话。
我想说话的动机，并不自今日始。在两三年以前，《自由人》上有位先生对王静安先生之死，大加攻击，因而牵涉到对王静安氏学术上的评价，当时我看后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对于一个人所作的人格上的批评，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尺度，即是某人作某种行为的目的，是否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假定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则在任何好名词掩护之下，这种行为对于他的人格决无所增加；假定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则纵使他的行为是愚蠢错误，只要不因此而损及他人的直接利益，则这种行为对他的人格并无所减损。一个人宁愿牺牲一己的生命，来贯彻他的所信，来填补他自己感情上的矛盾，和人生上的空虚；而这种牺牲，只作为自己一个人的事，决无意拖累到社会；则这种死，纵然从时代上去作客观的衡量，而认其一无价值，甚至是一种错误，但就死者个人的立场看，他的灵魂是可由此而得到干净，得到超升的。我们纵可以从社会的立场，从时代的观点，对于这种死不加以鼓励，但总可与以同情的谅解；这即是中国俗语的“除死除走”的道理。更如何能牵涉到这个人在学问上的成就？因此，我看到拿王静安先生这种悲凉而干净的死，来作为射击王氏学术成就的箭镞，真觉得这种人是别有肺肠；若这种人居然以文艺作者自居，即他在文艺上的成就不难想见。
说到李辰冬先生拿“遗老自居”、“怀恋故国”、“反抗革命”、“仇视民国”这些政治口号来清算陈含光先生，除其中夹杂有二万元的奖金问题外，和某人之以政治观点来攻击王静安，在问题的本质上，并无二致。下面我就李先生的说法，稍述我的若干感想。
第一，一个诗人的感情，常常是因物起兴，情随境迁的。诗人所要表现的只是因某物而所兴起的当下感情；此种感情，并非与诗人的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作文学批评的人，只应当批评他所抓住的当下感情，表现得够不够诗之所以为诗的水准，而不必由此当下感情的流露表现，便去推测他的行为，衡断他的人格。行为应当由行为本身去论定，人格应当由他整个的人生去论定。譬如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读者只能由此诗而领略作者当时因桃花所引起的一副惆怅感情；假定有人因此而推断作者过去曾经在此处调戏良家妇女，有伤风化，硬要把作者送到警察署里面去，那岂不是大笑话？以陈含光先生的家世，遇着与他家世有关的对境，假定他无感物兴怀的题咏，那他才是块然无情之人，或者是深怀世故，别有用心之人，怎么还会成为一个感情深厚纯朴的诗人呢？从行为上说，陈先生没有做满清的官，没有以遗老的身份去沾润一点余惠；八年陷敌，闭户坚守，没有与伪满通过丝毫声气；李先生从他感物兴怀的片断诗句中，罗织他是遗老，再由遗老而向下去推，这和抓住“桃花”、“人面”的作者硬说他是调戏良家妇女，有伤风化，有什么分别？
第二，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是因为他经常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经常用一颗纯洁的心来观照世界，常常感到世界的缺憾，因而发出补救缺憾的呼声。中国在二千年专制政治压迫之下，虽然此种呼声表现得过于曲折，过于微弱，但仅仅是歌功颂德之流决不能成为诗人，这大约也可得到一般人的共许。民国成立以来，可悲可痛的事象，不可以一二数；对许多可悲可痛的事象，若竟无一二诗人，由感发而形之篇什，这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情感已经枯竭了。至于对现实有所讽刺，并非即等于要推翻现实，并非即是要造反。《诗》变风、变雅中，很露骨的讽刺现实，甚至于是咒骂现实的诗，不在少数；孔子删《诗》，都要把这一类的录而存之，使人便于讽诵，这种精神上的奖励，未必轻于物质上的奖励。由此，可知李先生对陈先生所罗织的“反抗民国”等罪名，是没有丝毫的根据；这种用心和手法，是不够光明正大，有伤李先生自己的人格的。况且论学术，本不应和现实政治纠结在一起。假定学术审议会诸公，意识到陈含光先生在诗中对民国，甚至是对现政府有不少的批评，而依然根据学术的成就，把奖金送给陈先生，这适足以证明现政府诸公的伟大，而李先生的挑拨，更近于无聊了。
第三，就文艺的本身说，我平时没有读过陈先生的诗，此次因马君之文，因而找到陈先生《论诗绝句》二十首急读一过，深感即此《论诗绝句》，已经够得上得奖金而无愧。因为严格地说，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诗论”。而陈先生在《论诗绝句》中，对诗的本质，了解得深切，表达得明白，为前人所未有，可以此为奠立中国诗论的基础。我试引下面一段话以资证明：
哀乐是情，是非分别是意。情与意常相生而绝非一物。诗家之要，即用情不用意耳。人以哀乐不得已而有啼笑，亦以哀乐不得已而后有诗。质言之，即诗者所以表啼笑也。太史公改“诗言志”为“诗言意”，又言“诗以达意”，此实颇误后人，因此遂谓作诗首贵立意。夫立意者，文之事也，诗则一涉意，即不佳矣。
情与意之别，乃千古卓识。又自序中谓“来台后倡诗人合一之论”，此与法人Buffon（1707—1788）“文章即是人的本身”（Le style l’homme meme）的名言，不谋而合，此非得诗文三昧者决不能道出。李先生治中国文学史，只简单用“仕”和“隐”的两个外缘条件来区别我国二千多年的文学，还未达到走进文学自身里面去以区别文学的阶段，所以不能了解陈先生在诗论方面的造诣，而只想到两万元身上去，以致多此一段纠葛，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四月十九日编者于灯下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民主评论》第八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