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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松先生看了我在《华侨日报》上所刊出的《现代艺术的归趋》一文，在八月廿九、卅两日《联合报》上，以“为什么把现代艺术划给敌人”为题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是一个好现象。我非常感谢。
在未正面答复以前，首先借此机会说几句我为什么会写这一类班门弄斧的文章。因为我的太太、女儿，都曾提出这种疑问，我当时只是笑笑。
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在世界文化背景之下来讲中国文化。所以我在东大开《文心雕龙》的专书以前，最大的准备工作，便是摘抄了约三十万字的有关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东西。但这只是讲堂上的准备工作，自己承认对于这一方面完全是外行。
去年我到东京，住定后首先跑到神田一带的书店去看看，看到日人所翻译的五光十色的有关现代思想方面的书，这是一个不懂英文的我，在台湾所无法接触到的，所以便先把自己预定的研究计划放下，收集、阅读（只是尽可能地）这类的材料，其中当然也包括艺术、文学的新东西在里面，以恢复我对现代文化世界的感兴。过了些时以后更作为一个智力劳动者对于人类前途所引起的不断思考的材料。关于第一篇对现代艺术的批评性的文字，是我在京都看完美展后所写的《毁灭的象征》的一篇通讯。唐君毅先生说那篇通讯写得不坏，但我没有继续写。今年，我每周抽出一点时间出来，阅读现代思想文化方面的新东西（包括文学、艺术），每读完一种，便写篇短文章以代替过去的抄录。一方面可以骗点稿费，一方面可以增加点常识。我常感到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真是负担太重了。但我有一点癖性，任何有分量的东西，从脑筋里经过后，在走路吃饭的时候，总要回头去想它、追问它到底为什么。这种业余的工作，我希望还能继续一年两年。不过，我知道自己的货色不行，所以不敢在台北标卖，而把市场寄望于香港。
对现代艺术问题，我和刘先生不同之点，在于刘先生是专门研究它，好比大馆子里的名厨，我却只是把专家研究所得的结论来加以了解、思索，只算是上馆子点菜吃的人。所以班门弄斧，也没有多大关系。以下把刘先生提出的问题分项简答。
首先，我说现代的抽象艺术家，不会提出“现代艺术到底会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我是从现代抽象艺术家的基本精神上讲。“会走到哪里去”之问，是一个“理性的推理”之问。而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是彻底反理性、反合理主义的。他们在精神上，是尼采所说的第四阶段的虚无主义，连“为什么”也不应当问。Duchamp说：“决不考虑艺术，决不考虑构成。”像这类的话还很多；那末，还会考虑到艺术将来的归结吗？第一义地讲，现代艺术是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的解放运动，所以它是“纯粹的一个automatism（无意识的活动）”（以上见芳贺檀的《诗与超现实主义》）。他们认为一切理论的东西，都是虚伪的，也即是非艺术的。而我们若向他们的工作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这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无意味的、不相干的问题，连刘先生的大文中也流露出这一点。因此，当我说“并且可能认为凡是提出此一问题的，即是不懂艺术，即是破坏艺术”的话时，乃是根据他们的基本性格推论下来的。我诚恳地答复刘先生，到现在为止，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什么“虚心”之处。至于刘先生说的就他“经验与所知”，恰恰和我相反，我没有意见。
刘先生说：“现代的抽象艺术到底会走到哪里去呢？除了现代艺术家自身外，别人提出来，对艺术的本身来讲，是毫无用处的，不知徐先生以为何如？”我想，这站在刘先生的立场，是可以这样讲的。不过，就一般来说，艺术、文学的批评，常常对作者而言，可能是不相干的，但并不会因此而取消了批评者的地位。我的短文，乃是把现代艺术，当作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而加以反省。我的反省对象，是当前人类的命运。至于对艺术本身有用处、无用处，这不是哪一个可以断定。而作为一个文化批评者，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他的思考的。费多勒和庇卡尔特，便对抽象艺术，作了全面的弹劾（日译有费多勒的《艺术的命运》）。去年日本的诗人兼评论家宇佑见英治特别到瑞士去访问得过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塞（Hermann Hesse），在他们的谈话中，赫塞除了恭维中国诗以外，知道日本也流行抽象艺术，赫塞便很激动地说：“糟糕啊。诗也好，画也好，没有对象的东西，是空虚的啊！这里涂上颜色，那里涂上颜色，从自然离开，实在是可悲叹的。”（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朝日新闻》）站在批判精神的立场，没有动不得土的太岁，这是我平生的一点信念。虽然我尚无此能力。何况抽象艺术家们，否定了除了孤独的自己以外的一切，为什么又能反对旁人对他的批评呢？
我说“形象是艺术的生命”，又说艺术的形象是“主客合一的创造品”，同时，我又追问抽象艺术为什么要完全破坏形象。这本是极普通的说法，我不知刘先生何以认为这是“自己前后矛盾”。关于艺术是要显现自然的形象，艺术所显现的自然形象即使是标榜科学的艺术家，实际也是主客合一的，其中并无矛盾，这在卡西勒《人间论》的“艺术”一章中，说得很清楚，用不上再费篇幅。抽象艺术所追求的不是主客合一的创造，而是“有主无客”的创造。他们的创造“是在自己孤独的决意之上成立的。这种决意，不仅把关系于艺术家生活的各种条件加以切断，并且把关连于艺术创造的一切关系，也非加以切断不止。面向自己的对象，都一切加以拒绝”。“外界视觉的实在性，立体主义以后，都被破坏为微尘。”艺术构想的据点已经不是外界视觉的实在性，而只是“指向自己本身之中”（以上均见富永惣一的《摩登艺术》）。我由主客合一的传统艺术，而怀疑抽象派有主无客的艺术，似乎也没有什么矛盾。
至于我用陈胜、吴广来比拟抽象艺术在历史中的任务，这只是一个比喻；是说抽象派今日的否定一切，破坏一切，乃是为新艺术的建议而开路，有它历史的意义。但不论如何新法，不会停在抽象之上。这是从艺术本身来看它的归趋，仅是我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当然为抽象派的先生们所不喜。但从我的比喻中，导不出“成王败寇”的观念。而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常常有先破坏，后建设的情形，似乎也并不“非常滑稽可笑”。谷川彻三在《二十世纪艺术》一文中说：“它（抽象派）分明使人想到这是呈露一个文明末期的荒废征候。但一个东西的终结，常意味着另一个东西的开始。在那里，使人可以远远想见未来的更健康的艺术。”像这类的说法很多。而现在的艺术界自身，也有不少的人认为“抽象画的路已经走穷了。二十世纪后半的艺术，应当是代替抽象，再成为具象绘画的时代”（见一九六一年八月七日《朝日新闻·海外的绘画前线》）。因此，刘先生可以不赞成我的意见，但我的意见并不是随便说出来的。
我站在政治社会的观点，认为这些超现实、抽象的艺术，在现实上是“无路可走，而只是为共党世界开路”，这几句话才是引起刘先生写文章的最大动机，所以他的大文的标题便是“为什么把现代艺术划给敌人”。这里要先有一个语意上的厘清工作。我说现代艺术为共党世界开路，并非等于把现代艺术划给敌人；有如我说过分愚昧自私的人，实际只是为共党开路，并非把过分愚昧自私的人划给共产党。当然更不是给他们戴红帽子。我平生似乎还没有这样作过。所以刘先生的标题似乎应当修正一下。本来由这种语意混淆所发的议论与拙文全无关系，可以置之不理。但许多人只要听说是新东西，便闻风慕义，而不愿问其所以然；为了希望引起有思考力的人们的反省，所以下面再伸说几句。
站在一个抽象主义者的立场，根本没有为谁开路不开路的问题存在。人家说他为谁开路，他也只付之不屑不洁的一笑。刘先生现在提出这一问题来和我讨论，乃是离开了抽象主义当事者的立场，而将这作一客观问题来加以讨论。等于一个人在埋头创作时的心理，和搁下笔来自己对自己所创作的东西加以检讨的心理，实系经过了心理转换的两种状态。因此，我希望刘先生也暂时站在现实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立场来反省这一问题。
对于现代的机械艺术，而“有不安的艺术、危机的艺术、分裂的艺术。从达达到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与抽象主义，是来自两条线索，而系同一精神、同一性格，故二者常可以互摄）的一连贯的艺术，包含在它周围相牵引、相反拨的东西，分明是以‘西欧的没落’为其社会心理的基盘”；“把这看作资本主义体制的崩溃过程的现象，则在西欧以外，也可以看出它的追随者，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前引《二十世纪艺术》）这是一种很平实的看法。刘先生承认抽象主义是反传统（但也有人说它是新石器时代的传统），而共党的艺术却是传统的；这话有一部分是对的，我不详细去分辩。但是，抽象艺术，不仅是反传统，并且反社会，反一切。他们“否定一切知性的活动”，“以一切秩序为虚妄，而不能不加以破碎。先要去掉给人以条理的人间的理性”；“否定一切既成的观念、价值”；“要成为中心的丧失、统一的崩坏、秩序的混乱”；“对于一切，都取反逆之要”；“摩登艺术，分明是一个否定。向文艺复兴以来五百余年的一切精神构建，宣布一个‘否’字。把一切的观念、价值，都成为一个‘无’。‘神已经死掉了’”；“吃尽一切牢不可拔的古典价值之一切的摩登艺术的犬牙牙根，是虚无主义的肉。它的顽强，是虚无主义特有的反抗与破坏的力。”（以上皆见前引的《摩登艺术》）这一股否定理性的，从深层心理所喷发而出的暗幽浑沌的力量，常以“大决断”、“命令的顽强”，发了出来，若不从艺术创造来讲，要从社会政治来讲，它到底会冲向什么地方去呢？在两大阵营对立之中，自由世界的一切精神武装，在抽象艺术之前，把械缴得干干净净，这到底会为谁开路呢？法国戴高乐上台后，没有宣布共产党非法，却逼走了一个实存主义者（在精神上与现代艺术是同一根底的）的萨特，这正说明在自由阵营的观念世界中的绝大的悲剧，值得大家彻底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我的话不要引起其他的误解。最后，外行在内行面前讲话，当然会有许多错误的。请刘先生原谅。
一九六一年八月卅日于东大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三日《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