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社会性问题

一

艺术的社会性，可以说是很古老的问题。但因时代和个人思想背景的不同，对于此一问题便常有不同的看法。我在这里介绍斯本达的《社会目的与艺术家的态度》一文，是想借以说明当前处于两种对极的世界中的两种对极的艺术，在艺术的社会性问题上，也正处于一种窘境。

斯本达（Stephen Spender，1909—1995）是英国现代的诗人和评论家。他在上述的文章中，首先指出，创造艺术的意识，是一面受到社会的影响，但同时又是站在社会影响之外的意识。所以他认为“作为个人的艺术家或鉴赏家，是处于社会之内，同时又是处于社会之外。一面是由社会给与以条件，但有时又与社会相对立；一面是表现社会，但同时又否定社会；一面适应社会的要求，但同时也拒绝社会的要求”。

在艺术的早期历史中，多半是为宗教服务，好像它完全是受宗教的支配。但斯本达认为艺术不仅有把神加一多样化的倾向，并且“艺术的自身，有创造出成为神的东西的倾向”。所以“自由的艺术，对于旧的时代的一神教的信徒们是麻烦的存在，好像今日艺术成为社会的单一意识主义者的眼中针一样”。这即说明了艺术在过去表面上是处于宗教的附庸地位，但它也能站在宗教社会的外面来发挥它自身的特色。

二

斯本达氏更进一步指出：“社会是能任意支配艺术的。但这样代价，乃是艺术的消灭。没有艺术的地方，共同社会的精神健康情形，便会陷于危险。何以故？因为知觉的感性的表现被压迫死了。”不仅如此，“连要使作家把某种特定理念实现于作品之中，即使某种理念是如何正当，是如何的急需，也依然潜伏危险”。“毕加索画及佛朗哥的绘画，他是在与社会的理念或政治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关连之下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毕加索依然是以自己艺术意识来画自己的画。“一切艺术，是由个性化的行为所成立。”因此，艺术的历史，是“艺术家想创造自己的视觉的历史。从历史来看，艺术的发展，为主是采取扩大写实主义的方向”；换言之，很少关系于当时社会的理念。

他也承认古典希腊艺术，是在当时哲学理念影响之下所产生的艺术，也是最承受了社会进化责任的艺术。但他认为他们是“通过素材的征服，以最高的美，来表现其理念”。并且，他认为“媒体（素材）与艺术家的感受性的统合，是艺术独立的基盘”。在此种基盘之上，不仅古典希腊艺术，有其社会意识以外的独立性；即使是为教主、为帝王所驱使的艺术家，依然在教主、帝王的意识之外，有艺术家的独立意识王国。因而，今日共产阵营中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以一个统一的意识，要求于艺术家，其违反艺术的本性，是不待多说的。

三

斯本达不仅认为艺术在共产阵营中受了统一的社会意识的损害；即使在由物质进步而默默地将人统一向某同一目标的自由社会中，也同样会给艺术以威胁。其中“理想主义的物质主义”（即利他主义），较之“利己的物质主义”，对于艺术成为更大的危险。

不过，斯本达又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像极端的抽象主义这类走向极端主观主义的艺术运动，固然是为了“要从现代社会意识的洪流中守住艺术”；但这些带有“秘教性格”的流派，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实在同样是一种反动，是“同一个纪念章上的两面”。他们常常是以表现完全的主观思维来表现自己的自由；或者用之来攻击给我们以自由的社会。“结局，注意到物质进步给了人类以利益的人们，会把主观的反社会的西欧艺术，看作是颓废而无责任的东西。”所以在斯本达的心目中，也决不认现代抽象艺术这类的东西，走的是健康之路。

总之，斯本达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强调社会与艺术，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意识。他认为“社会——社会的发言人——是随着历史的尺度而思考；而艺术——艺术家——则是随着生死限制的感觉生活的尺度而创造”。非历史思考、社会思考的人，一定会在与未使的关连上来思考事物，以完成现实的进步。在此种思考中，思考者常超越了自己，把自己弃置于遥远的后方。他们的不朽性，乃在于把他们自己化成为历史过程中的“境界标志”。而“艺术家的不朽性，乃在于一个人，具有能同化于另一人的经验的能力”。即是艺术家向鉴赏家所提供的作品，有如一个旅行家把自己在旅行中所获得的新奇印象，说给听众一样，使听众也能获得相同的印象。斯本达称这是“把艺术历史化为地理的一种”，并由此而说明“所谓艺术者，一面是在社会尺度之内，同时又是与之相对立的个人尺度的最高实现。艺术是由人间的、个人的尺度发生作用，并描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认真地说，斯本达并没有了解艺术中个人与社会的既互相超越而又是“相即”、“相融”的关系。所以在他这篇文章中，依然是陷在个人主义的泥淖中来谈艺术的社会性，便不免含有许多矛盾和浑沌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