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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的艺术，为一种重大的文化现象。我在《现代艺术的归趋》一文中，指出站在艺术自身立场，这是为新艺术开路的先锋；它破坏了传统艺术，但它本身还不能代表艺术建设性的一面；所以它有如陈胜、吴广一样，能亡秦而自身并不能立国。这种说法，搞这一派艺术的人，当然不愿接受。但历史是无情的，现在抱着此一见解的，决非我一人，这只有等历史来决定。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界，派别之多，兴亡之速，为过去所少见。这一切，可以说为正在苦闷中摸索的现象。摸索的本身是可贵的，但摸索的成果便不一定是可贵的。不了解这一点，便无法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
我站在政治社会的立场，认为现代艺术可能是为共党世界开路；这一说法，引起了台北信奉抽象主义的人们的反感，认为我是把他们“划给敌人”。这种由性急而没有好好了解我原有的语意，因此而引起语意上彼此不相对称的混乱，我在答复（见九月二、三两日《联合报》）中已简单指出了。这里再稍从正面来说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
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觉的积极的影响。所谓自觉的积极影响，是文化工作者把自己所说的或所创造的，当作人类或国家民族的一个理想，而希望大家共同去追求。他们的起点，当然是对现状的不安不满；但他们在观念已突破不安不满，而自己已经另找出通向可安可满的一条通路。历史上最大的例证，即是近代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它是为近代自由民主世界开路，或者说是为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开路，这大概不会引起人们反对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喜欢说德国的哲学，尤其是德国的黑格尔哲学，是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开路，甚至有人说是为希特勒执政开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中，把普鲁士人的地位提得太高了。尽管这说法未必全对，德国人听了，更不会以为然的，但其中不会全无道理。
另一种是不自觉的消极的影响。所谓不自觉的，是说文化工作者并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影响，更不希望发生与他希望相反的影响。所谓消极的，是说某种文化，只发生了否定性的作用，而不能发生积极性的作用。但人类社会，不是能在纯否定中生存发展的。所以只发生否定性作用的文化，常常是为另一文化开始。最明显的例子，有如俄国大革命前的虚无主义。这类的思想作品，只是有很锐敏的时代感觉，把时代的苦恼、烦闷，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去，再把它表达或表现出来，而不另外追求突破苦恼、烦闷之道，因此，它的自身，对时代而言，也只能是消极的。在绘画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如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达里，在一九三四年所画的对内乱所预感的酷烈残暴的形象。
以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为中心的现代艺术，是对现代的苦闷与绝望的象征。我想，他们对于现代的苦闷与绝望，似乎认为这是西方文化自身所得出来的苦果；最低限度，他们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不出能突破苦闷与绝望的通路。因此，他们便否定整个的文化，并否定由文化所建立的生活秩序。日人谷川彻三在其《二十世纪艺术》一文中说这种艺术，是以“西方的没落”为其社会心理基础，大概也是从这里着眼。他们不仅背弃了自然，背弃了文化，并且也背弃了社会；他们是在“孤独的决意之下”，来开始他们的活动。这是“否定精神”的力的表现。否定的归结，只有走向虚无。从欧洲的文化说，从欧洲的社会讲，这种否定，并不是没有它历史上的意义。为了要“生新”，必须先“去腐”。但他们自身最后所能把握的，只是面对着一个不可测度的深渊，不可测度的虚无世界。人生、社会，不可能在这种深渊，在这种虚无世界中安住下去；因此，它本身的命运，只会不自觉地、消极地给政治社会以影响，亦即是为其他的东西，做开路的工作。或者它不一定是为共党世界开路，但在现实上，磨拳擦掌，窥伺在自由世界一旁的，正是共党世界的强大力量；我在自由世界中，还发现不出可以与共党世界相颉颃的新生的文化力量。假定自由世界的一切都被成功地否定了，继之而起的到底会是甚么呢？我不是艺术家，站在纯艺术的立场，我用不着反对甚么。我说现代艺术，可能为共党世界开路，其着眼点乃是在告诉对自由世界有责任感的文化人，应面对与世运有关的文化、观念问题，是如何走到了穷途末路，必须有最大的反省，作最大的努力。
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