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事业的另一危机

八月廿二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了李春昱先生《中国科学的危机》一文。在当前发出这种呼声，可谓能见其大。文内所提出的七种危机，及所开的七种药方，也都值得同情。不过，我读完这一论文以后，觉得除李先生所举的七种危机以外，另外还有藏在科学工作者自己身上的一种危机。此一危机，到处流露，而李先生论文的本身，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证。所以在药方上，恐怕要再加上一味。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这个弱点，若允许借用黑格尔的名词来说，就是在主观精神方面的成就较多；而将主观精神，加以客观化，使其发展为客观精神，则有所不足。此一事实，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个人道德的修持，未能转化为国家社会共同的规范，于是中国智识分子，常缺乏具体的国家意识，不能通过理性的自觉，主动地走上建国之途。另一方面，是学术上的成就，缺乏一种严密的思辩过程，与论理的表达形式。对于各种问题，常常挟着感情的看法，而出之以笼统的语言。问题的客观性，常为感情所歪曲。问题的客观尺度，常为笼统所模糊。于是中国智识分子，便缺乏以实证方法与合理主义为骨干的科学精神，不能产生近代真正的科学。

各国科学的进步，固然多靠政府与社会，对科学事业，能作积极的推动，与适当的安排。但稍一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便可明了并非先安排好了环境，才有科学工作。而主要的是由若干把自己沉浸于求知之乐的人士，很冷静地、客观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筚路蓝缕地探出一线曙光，然后再得到外缘的助力，而遂发扬光大。科学者这种内在的力，及由这种内在的力所形成的工作态度，总括地称之为科学精神。科学者的科学精神，好比植物的种子。而工作环境，则好比水土日光。没有适当的水土日光，种子会或枯或烂以死。有适当的水土日光，而根本没有选得好的种子，也只好听其荒烟蔓草，一无所成。中国科学的前途，关系于科学工作环境的改良，同时也关系于科学精神的接种。

可是，抗战以来，因为智识分子生活的艰难，而大多数的人，又缺乏一种自制自反的气力。于是感情的激动，与概念的笼统模糊，以及工夫的苟简粗放，常在所提出的问题上，加倍地发挥了传统精神的弱点。因大时代的反映，也经常能提出应当提出的问题。但涉及内容，则多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甚至诡诞浮嚣、歪曲事实。只求感情暂时的发泄，却不肯因此而多费半点工夫，感到丝毫责任。问题是提出了，而提出的内容，却又自己把自己取消。一言以蔽之，抗战以来，本来在中国尚未生好的科学精神，弄得愈离愈远，遂形成了今日言论界浮嚣混乱的风气。报章杂志上的文字，多半是属于此一类型。《大公报》则可称为此一风气中的旗手。

李先生这篇文章，决不像上面所说的严重。并且他的动机和着眼点，也可以说是大体不差。但不幸的是，他也一样地受了目前言论风气的感染。因之他本是在为中国科学打算，而使人读了他的文章，却不觉为中国科学的前途捏一把汗。

他首先举出“研究机关的穷困”，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他说：“中央地质调查所……现时总所有研究员和职员一共一百一十人。而它的经常费，直到今天，每月仅有七千六百万元，抵不过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一百一十人的机关，就李先生的文章看来，在民国三十七年的八月，只有七千六百万元的经常费，仿佛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经费，这叫人如何可以相信？一个机关的经常费，抵不到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个机关和普通工人，都是在一个国度里同时存在，又怎样是常识所能许可？也许这个数字确有根据，而只是构成全部预算的一部分，则仅仅举出这个数字，显然不能表示一个机关的真实收入情形，把它拿来和工人一月的工资比较，可说毫无意义。但这确是谈科学的人所写的文章，而且是《大公报》的星期社论。这只有在今日感情的、笼统的言论风气之下，才可得到解答。又如说：“甚至外国朋友赠送仪器，也有无力接收之苦。”苦到这种程度，那真可以成为历史故事中的奇谈。本来政府不够重视科学事业，科学事业机关的穷等等，都是事实，而且是值得提出来，也有适当的材料可以提出来，呼号责难，以求解决的事实。但时下风气，以为不在事实上与以夸张渲染，便不足以发泄感情，且对读者不能发生拍案惊奇的作用。所以穷既是真的，则穷的分量，形容得越厉害越好。形容词不够用，更以数目字补充之。至于数目字正确不正确，完全不完全，横直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在中国人看来是毫无所谓的。殊不知横在这种想法的后面，完全是与科学精神相反的传统精神的弱点在作祟。以这种态度来提科学问题，等于在自己本身上先取消了科学问题。这种作祟的东西不能克制，则形成科学命脉的科学精神，便无法在中国脑子里生根，于是科学工作的环境坏，固然没有成绩。就是环境好，也不过多点表面文章，一样的不会有真正的成绩。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应首先以自己的科学精神，主动地站起来，在最低的条件下，发挥最高的效能，以争取环境的改善，适应环境的改善。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成就，大半是通过此一历程得来的。中国有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也确是和这样一样地干。科学精神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而工作环境则仅系外缘。目前许多智识分子，对于每一问题，多半是只注意外缘，一切都推到外缘上去，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自己没有什么责任，自己也不须有所作为。这正是暴露智识分子本身的没有气力。所以他除了随着环境转、等待环境变以外，自己决不能，甚至也决不想，首先从环境中竖立起来。于是一切问题，谈来谈去，找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起点。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智识分子本身的悲剧。

或许有人觉得李先生所提出的是政治性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所以立言无须那样的严格。但政治也是一种科学，谈政治性的问题也一样地要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谈，把是非得失，弄得真切恰当，不夹杂私人情感意气于其间，然后能形成一个客观的尺度，发生真实的影响。社会科学之所以能成立，以及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其基本条件，还是由于科学精神的发挥。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然科学是完全一致的。离开这个出发点，而以偏激的感情、笼统的概念，去谈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本来目的，不是真要谈什么问题，而只系借题发一己的牢骚，或标榜个人的姓字，在“聊以快意”及迎合社会趣味的心理之下，觉得不妨信口开河、诪张为幻，而不知这种以糊涂骂糊涂，以混蛋骂混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方式，是最没有效、最没有出息的方式。年来舆论的不发生作用，当然主要是因政府的颟顸，但现时舆论的本身，也应该有反省的余地。所以我认为今日大胆地提出问题，是智识分子的责任。而根据科学精神，很严密地、合理地提出问题，更是智识分子的责任。这是偶由李先生的小小缺点，而追索时下言论界的风气所连带写出的，决非对李先生有什么恶意。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南京《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