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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公报》在十二月三、四两日的第二版上，发表了王芸生先生《一统与均权》的大作。我读了以后，心中总感觉不安。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尝慨叹地说：“古无不学之天子，而今有不学之相臣。”船山以此觇世运之升降。今日则不仅有不学之相臣，而更有不学之智识分子。不学之智识分子，偏要拿出学人的面目以文饰而张皇之。此其得失，不在一二人之本身，而在虚伪不学、欺世盗名之风尚所给与国家民族的影响。所以情不自已地把读王先生大作后的感想写作出来，与他作一商榷。同时因为王先生大作的目的在政治，而政治的论据则在国防，所以我也偏重在国防一面。
王先生对一统的高见，是由王船山《宋论》所提出的“历史线索”导出来的，所以他的宏论，无形中可以得到王船山地下的支持，而益显其言之有物。他所引的《宋论》是：
自辽海以西，迄于夏、朔，自贺兰以南，垂于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骑射，好战乐杀，以睥睨中土者，地犹是地，族犹是族，自古迄今，岂有异哉？三代之治，千有余载，天子不以为忧，其制之之道，无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战国，中国自相争战，而燕、赵独以二国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虑关东，而以余力捍卫西圉。……及秦灭燕代，并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汉竭力以御之，而终莫之能抑。至于灵、献之世，中国复分，而刘虞、公孙瓒、袁绍不闻有北塞之忧。曹操起而抚之，鲜卑、匈奴皆内徙焉，吴、蜀不相闻也。晋兼三国，而五胡竞起。垂及于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内扰。及安、史之乱，河北叛臣各据数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蓟、云之烽燧不闻者百年。
他引了上面这一段文章后，便为他大作上一个结论说：“当国家分裂，中央无能时，中国少有外患。而到国家一统，中央强大时，则外患大起，甚至亡国。”于是便认定一统为国防上之大禁。但我首先要说明王船山对于历史上这一现象所得的结论，与王先生的结论，决无相同之点。假使把船山的文章，斩头削足，断章取义，以壮自己的声势，而使这位在生时历尽艰屯，死后姓名亦沉没百余年之久的伟大民族思想家，还要在地下接受旁人所栽诬给他的一条尾巴，这真要算是一件残酷之事。
船山的《读通鉴论》，是以“其事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的精神，来表达他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至于《宋论》，除了与《读通鉴论》同一出发点以外，还多一层更深切的隐痛。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明代之亡，是亡天下，这点与赵宋相同。船山对明代之亡，特别感到痛切，特别觉得非要想办法不可，所以《宋论》的主要精神，多是以宋例明，而特着重在民族大防这一点上。王先生所引的一段文章，可以说是《宋论》的结论。文章的开始便说：
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这与顾亭林所说的亡天下完全符合。为要守住民族大防，遂不能不从历史中，检讨出一个国防上的教训，他检讨的结论是要“觌文匿武”。所以谓“匿武”者，是“藏之也固，用之也密”。如加以解释，便是就国防的需要，因人因地，步步为营，中央不加以猜忌掣肘；即他所谓“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赡也，士马自简也，险隘自固也，甲仗自营也。无巡边之大使以督其簿责，无遥制之廷臣以掣其进止，虽寡而众矣，虽弱而强矣。”其理由是“用之专者物莫能胜，守之壹者寇莫能侵”。历史上有边地狭小，如燕、赵等国，而能抵御外患者，并不是因为分裂得好，而是因为他与外夷接壤，故能“专”能“壹”。宋以一统之局，反不能抵御外患者，只是因为“猜忌之私”，“姑息之逸”，“厚疑攘臂之仍”，“深怀尾大之惧”，不能“因地设防”，“因人仕事”。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在边境上切实讲边防。
于是关南、河北数千里阒其无人。迨及勍敌介马而驰，乃驱南方不教之兵，震惊海内，而与相枝距，未战而耳目先迷于向往，一溃而奔保其乡曲。无可匿也，斯亦无能竞也。
可见这非一统之过，乃一统而不善讲边防之过。一统而能不能讲边防呢？据这一文章里说：
东汉之强，不敌西汉，而无北顾之忧者，有黎阳之屯在也。天宝以后，内乱方兴，不敌开元以前，而无山后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
向令宋当削平僭伪之日，宿重兵于河北，择人以任之，君释其猜嫌，众宽其指摘，临三关以扼契丹，即不能席卷燕、云，而契丹已亡，女真不能内蹂，亦何至弃中州为完颜归死之穴，而召蒙古以临淮、泗哉？
可见一统并非与边防势不两立。且船山在这一文的结尾说：
天地之气，五百余年而必复。周亡而天下一，宋兴而割据绝。后有起者，鉴于斯以立国，庶有待乎！
这分明是摒割据而贵一统意思，岂有认一统与国防有势不两立之理？宋代军制，全系召募。其主力军为禁军，集于京师，其厢军等地方性之军，则有军之名，无军之实。所以变成京城有兵，地方无兵。一旦有事，必须调京师骄卒，以驰赴千百里之外，违反在边境设防的大原则。加以在行政上，亦重内轻外，无有力之将帅，亦无有力之州县，与汉、唐异其趣，所以一统中以宋为最弱。明代末叶，亦复类是。可见船山之论，是含有历史的具体内容的。近代国家实行义务兵制，人人皆兵，根本解决了船山所谓“以其地，任其人”的问题。而军事营区的划分，全系根据国防的需要，以别择其轻重，更根本解决了船山所谓“以其人，守其地”的问题。凡此，都只有在一统的国家内所能讲求的措施。船山并不曾因一统未讲国防，而主张倒走向分裂割据上去。历史也是在一统的进程中，来解决国防的问题。我把船山这篇文章仔细体认，并发现不出以分裂来解决国防的意义。王先生却说“王船山所指出的分裂则无外患，一统则外患大起”，不可以此厚诬船山，不可以此厚诬历史。
其次我要说的，王先生由他的结论所敷陈的中国一贯的历史事实，是毫无其真实性的。船山所引燕、赵之例，是证明“专”与“壹”之效，而非证明分裂割据之效。历史上，有不专不壹之一统，亦有不专不壹之割据；有能专能壹之割据，亦有能专能壹之一统；而能专能壹之一统所蓄积之力量，必大过于能专能壹之割据所蓄积之力量。中华民族，立国数千年，中间经过无数灾难，而仍能屹立及今，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们的祖先，不断为我们留下了广大的生存空间。而生存空间的扩大，都只有在一统的时代才有可能。这是历史上铁的事实。假使中国没有几个一统的时代，去向外争取生存空间，则我们民族能不能保持现在的岗位，会使人发生疑问。所以就国防一端而论，一统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远超过分裂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这是一条起码的常识。中国历史，对外夷的关系，决定于几种因素。有一种是我们正在纷乱，而外夷也正在纷乱，如春秋战国时候者是。有一种是我们前代所给予外夷的打击，而后代受其功，如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者是。有一种是前代所种的祸根，所留下的积弱之势，而后代受其害，如宋承五代之后，国民政府承满清及北洋军阀之后者是。还有最多的一种，是外夷并不很强，但因中国分崩离析，引其觊觎之心，如晋有八王之乱，而五胡乱华；明有流寇之乱，而满清入关者是。综合上列各种因素，再加上其国防之措置是否得宜，以衡量王先生所引述的许多历史的现象，判断其何者为主要因素，何者为副次因素，乃能切近历史事实。而王先生一口断定说“分裂则无外患，一统则外患大起”，古今中外论史者，均找不出这种魄力。王先生引“民国的例”说：“一统规模，在北伐之后，越三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可见九一八事变爆发，乃北伐统一之罪，而非日寇蓄意侵略之罪。假使中国继续北洋分裂割据之局，则照王先生“分裂则无外患”的逻辑，日本决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纵使发动在分裂之下，也不消要八年苦战，早就把日本降服了。这种妙论高见，除了王先生“常想了这个问题”才想得出以外，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人。
当然，王先生的本意，不是在谈历史上的国防，而是在借此以反对秦始皇式的一统，要以均权来救秦始皇式的一统之病。但一统与分裂作对比，均权应与集权作对比。王先生文章的内容，本来是将一统与分裂割据对比的。他所引的史例，都是封建割据的史例。可是王先生却把封建的割据，说成是均权。而又把这种均权说成民主，所以他认为只要把春秋时代诸侯并立的局面，“各邦议定若干条办法，大家永不打仗，有了问题便以政治方式法律条文解决”，那末，“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便有了一个实施宪政的联邦。”“相信均权的理论，必然产生于东亚，而不会导源于西方；而中国为民主联邦，大致也略等于北美与瑞士。可惜历史滑过了这个阶段。”在这里，很可以看出在王先生的史学眼光中，我国春秋的列国，其本质是等于瑞士和美国的联邦。可惜者，乃向戌的弭兵运动没有成功，所以较之瑞士、美国，只差一个弭兵的联邦宪法。其实，欧洲也有同样的例子。欧洲中世纪，相同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各国林立。因各国林立所造成互相砍杀的惨剧，也曾引起过几次教会的弭兵的运动。但欧洲中世纪的弭兵运动也一样的不曾成功，也一样的没有因此产生民主的联邦宪法，也一样的经过一个一统的专制王朝以达到现代国家的阶段。而欧、美的历史家，从未如王先生为“滑过了这个阶段”而深长太息，也从无一人会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假使只有了一部弭兵的联邦宪法，其社会性质便同于现代的瑞、美。这其中，还是因为只有王先生才目光如炬，烛照千古，所以旁人都看不到？而或者还有其他的重大因素，使一般历史家不敢于发此奇想？大概要靠历史常识来解答这一问题了。
同时，在一个单位之内，视其权力分配的状况如何，于是有集权与均权之说。权力集中于中央一点者，谓之集权。权力散于地方四肢者，谓之均权。只有在一个单位内，才能作比较。所以有集权的一统，也有分权的一统。若王先生所引的历史分裂割据之例，则在一个空间之内，已分为许多单位，便根本无从比较，根本说不上均权与集权，因为比较的大前提已不存在了。所以历史上的割据，在本质上不能混同于近代的均权，不容以均权的名词来掩饰割据。而在逻辑上，也不能把近代的均权，和一统来作对比。因为只有一统才能集权，也只有一统才能均权。谁能说瑞士和美国是分裂割据的国家呢？
其次，王先生说秦始皇式的一统有毛病，这当然不对。但历史上的利害得失，应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比较。把秦始皇式的一统，来和近代式的一统作比较，不仅有毛病，而且根本要不得。但王先生把它来和春秋时代的分裂状况作比较，而认春秋时代“人才之盛”，是我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犹觉心向往之”；及秦统一六国是“绝对是私的，坏的；在客观上，也全无好处”，所以中国历史，因一统而“停顿了两千多年”；顶好是继续春秋分裂之局。这种看法，也是超出历史常识以外。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的第一篇文章论秦改封建为郡县的结果说：
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船山的意思是说，秦始皇的一统是出于私，是不好的。但以之与分裂割据的春秋战国相比，则又是较好的，是进步的。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统一王国的出现，难说不较中世纪的分崩离析，前进了一步，而为欧洲近代的文明，准备了一个前提条件吗？即就学术发展这一点而论欧洲文艺复兴，引导了意大利半岛本身的逐渐统一，引导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样，秦代的一统，从另一方面看，可以说是春秋战国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严格的身份限制被摧毁了，知识的范围被扩大了，于是人与人、地方与地方的界线，也自然一天比一天淡漠，而要求有一个更大的空间生活。所以大一统的观念，几乎是诸子百家的共同愿望（老子的小国寡民，是对于氏族社会的憧憬，而不是主张封建制度的保持）。王先生认为割据便有“人才之盛”，而一统便学术衰微，我想原因不会这样简单的。
假定王先生这一大文里混杂不清的许多观念，例如是均权与割据同科，民主与封建同类等混杂观念，只是由于强不知以为知，或者是词不达意的结果，而其本意，不是在真的反对一统（因为只要称之为国家，则国家这个名词的基本涵义，便是表示一群人共同生活的统一体。所以春秋战国，对各国称国，对各国之总和称天下。称国便一定是一统的，称天下则范围广泛，可以不一统。王先生未反对国家，所以在逻辑上，也无从反对一统），而是反对一统里的集权，所以要“用均权的药医治之”，这在逻辑上倒可以说得通。但集权、均权是政治上的问题；即使在政治上，也不是那一方面便能代表绝对的真理。因为均权既不能同于割据，所以集权也不能混于独裁。均权的例子，王先生举了瑞士、美国。但除瑞士、美国以外，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王先生既不能概括名之曰均权，想亦不能一概抹煞为秦始皇式的一统。集权有集权的各个具体内容，均权有均权的各个具体内容，任何国家，不能仅以这样一个空洞名词来解决他的一切。中国假定是须要均权，但均权有何前提条件，有何特殊内容，都应该有进一步的研究。民国初年以来，均权之局，并不算少，但无人能在这种场合中，画出中国的远景。我并不是反对均权，而是发现不了“均权”两字在政治上有这样大的神秘意义，在过去，在现在，竟可以包治百病。
尤其重要的，政治上尽可主张均权，但站在国防的观点，并不能以政治的均权来否定军事上统一集团的需要。而王先生全文的精神，恰是以军事渊源，为其均权的骨干的。王先生所以这样看，当然有他的原因。但即使瑞士和美国，在军事上，无不要求统一，无不要求集权。在二次大战以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举苏联、英国、法国，凡是可以称谓一个国家的，无不如是。第一，要有统一的军制。第二，要有统一的教育。第三，要有统一（标准化）的武器。第四，要有统一的策划机构和行政机构。最后，要有集中到中央的指挥大权。其所以如此，乃军事本身发展的结果。现代战争的规模，不仅不是一个地方的力量所能应付，而且因为现代交通武器的发展，军事机动性的加大，动员的迟速，指挥的巧拙，补充的适否，立刻影响到战局的安危。假定不谈国防则已，若尚谈国防，则谁能儿戏国家的生命，来抹煞血的教训？至于军事独裁，主要是政治条件造成的，而不是军事制度本身造成的。只要政治民主，则军事的统一集团，决不会走上军事独裁的路，且也决不妨碍政治上的均权。
年来政治无能，民生痛苦，需要大家，尤其是有力的舆论机关，起来对现局加以批评，加以推动，加以督责。但我们需要守住国家民族的大防，在这个大防内来批评，甚至于来革命。可是近来许多倾向，许多事实，是想在各种口实之下，以达到支解国家民族的目的，冲破国家民族的大防，而来谈国家民族问题，认为国家分裂以后才可以得救。吾为此惧，并非敢有所厚责于王先生。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京《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