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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之所以成为有清一代的大史学家，不仅在于其《廿二史考异》等著作的精勤业绩，尤在于他对史学本身的观点。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有似于继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后而兴起的兰克（Ranke），把史学从观念的纠缠中澄清出来，归还到客观事实的忠实叙述之上，使史学得到实证的基础。
我国史学传统“《春秋》一字褒贬”之说，所给与史学的纠缠与歪曲的影响，殆有类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朱元晦虽已认为：“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语类》八十三）但他作《纲目》，仍落入“书法”、“笔削”等观念的窠臼，而不能自拔。钱氏虽不否定《春秋》褒贬的说法，可是，他根本不相信孔子是以“书法”、“笔削”来实行褒贬，如书崩、书薨、书卒、书死等，与善恶等并无关系。他认为所谓褒贬者，只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因为他认为“史者纪实之书”（同上），“纪实”即是史学家的最高任务，犯不着先从预定的观念出发，把观念作叙述时笔削的标准，以致流于武断歪曲，甚至以为历史事实，不过为某种观念实现之一例，致使历史成为不是人自身的历史。
我在这里不能详论钱大昕的史学，而只想指出钱氏在史学上的实证态度，对于历史的了解，常比观念论的史学家，更为深切。他处在异族专制鼎盛的时代，已明白指出：“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与国人交’，天子之视庶人，犹友朋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大学论上》）又说：“《大学》论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帝王之能事毕矣。”（同上，《大学论下》）他对于我国历史中的政治问题，可谓已探骊得珠，无形中说明了过去的甘苦，同时也指出了将来的方向。真正有史学修养的人，一定能把握历史问题的关键，所以也一定能论史。钱氏文集中的史论，皆精透可读。我这里特提出他《梁武帝论》（同上）一文来作一个例证。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业，在位四十余年，修礼正乐，祥瑞毕臻。迹其生平，无大失德，而终于国破身亡，为天下僇。史臣以为耄年委事权幸之故”，亦即因听信朱异而纳侯景之故。但钱氏认为“权幸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奸。武帝博通经史，洞尽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皂帐，食无鲜腴，五十外便断房室，不可云淫与侈”。这种人因自身健全，一切会自己做主，所以“谓一异足以亡梁，非笃论也”。钱氏根据他丰富的历史知识，而在政治上归纳出一条铁则：“讳疾而不慎者，身虽强必夭……拒谏而自矜者，国虽安必亡。”由此而断定“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他指出梁武帝“临御日久，旧臣凋落，以为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恶人之谠言”。对于当时贺琛之谏，“武帝口授主书，诮让几二千言。曰贪残，曰奸猾，则诘其主名；曰深刻，曰烦费，则穷其条目。必使之谢过不敢复有指斥而后已”。
钱氏觉得这种拒谏的结果，并不仅在于不曾接受进谏者所说的内容；因为进谏者所说的内容，纵如何切当，也不过指的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而已。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即使如何地坏，也不遽致于亡国，亡国乃在于拒谏的这一事实的本身。所以他说：“夫琛所谏四事者（贪残、奸猾、深刻、烦费），虽中当时之弊，犹不至于亡也；病在自以为是，而恶人之言。……以四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这种看法，比一般人已深进了一层。
拒谏的本身何以必致亡国？寻绎钱氏之意，可以分两点说明：第一是“谠言不至于前，则所用者皆容悦谄谀之徒，无有为梁任事者”。“无有为梁任事”，以今语释之，即是没有一个人肯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切实负起自己所应负的责任。宰相也等于三等科员，大将军也等于副官差遣；大家在仰承鼻气之下，有如马戏班的动物表演，整个的政治机构完全瘫软，所以钱氏便断定“而梁之亡形成矣”。第二是“正人者，朝廷之元气也。无直言，则正人之气不伸，而夸毗体柔之徒，进而用事，虚美熏心，实祸闭塞”。这便完全变成了鬼混、鬼打架的世界。这种世界，“虽无侯景，亦不免于祸。何也？元气衰，则百病皆得而杀之，不必痈疽之能杀其身也”。所以纳谏与拒谏，不在于谏者所指陈的一二事情的得失是非，而在于由纳谏或拒谏的本身所形成的整个政治的本质。这才算说到了问题的核心，增加我们对历史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人君必须纳谏，拒谏必致亡国，凡是认上百字以上的中国人，都可以接触到这种道理。古今许多读书人，做官以后，常常匍匐于一人之下，恣睢于万人之上。并不是这类读书人没有明白这些起码的道理，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天下不是自己的，亡不亡，与自己无大关系；只好用上谄下傲的方法，固宠希荣，以便在天下未亡之前，好捞些油水，这也情有可原。至于梁武帝，则博通古今，并且做了皇帝，天下是他自己的，为什么连这种起码的道理也不懂吗？钱氏对于这一点也有十分扼要的分析。他说：“以武帝之聪明才略，岂不知为其身与国计？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讵知祸之一至于斯哉！”用现在的话说，梁武帝认为自己的经验比旁人多，对于事情的内容比旁人清楚，大家不听他皇帝的话，而偏偏要说东说西，说的又多言过其实，这当然是有意与他皇帝为难，有意丢皇帝的国家的丑。这简直是“家贼”，家贼比侯景还可恶，他自然会“拒之甚力”了。
可怜的梁武帝，你把问题完全弄死了局。纳言受善是舜、禹，饰非拒谏是桀、纣；直言极谏是忠贞，阿谀逢迎是奸佞。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定论，你怎么可以做得了翻案文章？并且如前所述，纳谏不仅在一二事情的是非，主要是培养政治人物的人格与责任心，转移政治风气，且以此来与社会通气，使朝廷能与社会站在一起，以得到政治的力量。因为皇帝自己不会变出什么力量，力量是要从社会来的。仇恨舆论（谏）的朝廷，实际就是仇恨社会。社会不可能与仇恨它的人合作，于是皇帝便会名符其实地成了“寡人”、“独夫”。“寡人”、“独夫”无不亡国之理。所以，钱氏在这篇文章的收尾处沉痛地说：“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自由人》第四四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