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在日本

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日本学者兼政治家同我说：“日本人真倒霉，真无出息，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几十年来，却偏偏在中国身上打主意。可是在失败的困难中，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中国人才亲切。这次何应钦将军来日，日本人借此机会，把这种潜伏的感情，尽情地发挥出来了。希望中、日两国，今后基于共同的文化感情，有真诚的合作。”另外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我们日本人这次对于何将军的诚恳招待，可以说是竭其所能。除了天皇未接触以外，上自亲王首相，元老名流，下至社会各个方隅，各种岗位，在这几个月中，形式上、情绪上，都给何将军以最大的敬意。”真的，何氏这次在日本的几个月，虽然没有什么伟大惊奇的场面，可是其接触方面之广，与融洽程度之深，不是寻常国际应酬可以比拟于万一。我可以这样地说：麦帅在风雷震撼中，赢得了日本人最大的感激；而何将军却在风和日暖中，赢得了日本人最厚的温情。感激在空间的波动上，是表现其壮阔；而温情在时间的浸透上，是表现其久长。这都是历史上可贵之一页。

何氏之所以能如此赢得日本人的温情，当时有其具体条件。日本投降时，蒋总统对日以德报怨的广播，曾使日人感激涕零，因而引起日人对中国政府的许多期待。可是过去中国的驻日代表团，是以统治者的姿态而出现的。中国人做官既会摆官僚架子，一旦作为异国统治者，自然也会摆统治者的架子。这种架子，日本人应该忍受，却也未必甘心忍受。加以中国多年来外交官选择的标准，多半是懂外国话而不懂外国的文明，是中国籍而不懂中国的文化，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有文化才为合格。代表团大概也是这种大人事方针中之一部。这种人，既不知道人家，也不是知道自己。自然谈不上互通款曲之情于外交仪节之外。这样一来，使日本人在反省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亲切之感，却找不到发纾的对象。何将军在中国是仅次于蒋总统一等的人物。在代表受降中，力之所及，总是尽量给日本的侨民与俘虏以便利和安慰，绝无普通人矜夸浮薄之气。他这次在日本，一本他平日乐易而带一种天真自然的态度，与日本人士相往还。日本人士，在何氏的态度上，得到了对中国平日所希望的感情上的满足。于是把对中国亲切之感，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可以说是自然之事。

但是，何氏在日本友谊上的收获，不能说仅是个人的收获。这实在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背景。有一位地位相当高的日本朋友曾慨叹地对我说：“朝鲜人对于我们日本的仇恨和报复心理，简直可说是无可挽回。日本降伏后，在日的朝鲜人纵横跋扈，几乎令日本的秩序无法维持。现在朝鲜的战事，共产党方面不待说；即使在南韩方面，许多人都和我说，假使日本有兵到朝鲜去帮我们打共产党，我们便要先打日本。所以日、韩的关系前途，绝对是悲观的。”这一段话，引起我许多感想。首先是感到日本过去对朝鲜统治之酷，必然会有今日的结果。但是另外想到日本在中国八年的残暴行为，何尝减于朝鲜？而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在方法与时间的长短上，与朝鲜也约略相同。中国人对于日本军阀的种种罪行，当然永矢弗忘；但日本投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因悲悯而同情之念，远超过因愤恨而想报复之念。中国内地是如此，台湾的人们也是如此。即以我个人而论，在日本最强盛的时候，是一个最热烈的抗日者。但当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却躺在病床上，对于日本民族的各种长处，和日本倒下去以后东亚局势的艰难，一齐涌上心头，不觉万分慨叹。我想，这不止是我个人特有的感觉。由此，我体认到中国伟大的文化，常常把中国人的感情，在紧要关头上，总是从直接的利害中推扩出去，从仇恨中转出人类真正的爱来，这便是中国五千年不断凝结融和，衰乱而不消亡的真正原因之所在。数十年来，日本人研究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要周密百倍。可惜却不曾将此段精神研究出来而加以肯定，以致造成今日东亚的大悲剧。我希望日本人士，不要因为今日中国局势的困难，而对中国的这种精神，再度加以误解。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真能吸收中国的文化。但在维新以后，一方面是举国趋向于欧洲智性的文化，沿流而不知返。一方面，少数的汉学家，承清代考据的余风，日精密而日趋末梢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反愈离愈远，以致“受用”之学，多为炫耀之学。今天的日本人士，不仅对中、日的关系，应有所反省，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化尤应有所反省。则日本今后文化的受用，自然会更深厚笃实。而中、日的关系与共同的责任，自然会由何应钦将军此次来日所获得的友情，建立起新的基础。

何氏此次来日，自称全系陪夫人医病，毫无政治使命。这从种种迹象看，可以断定是真确的。不过，照庄子无用成其大用的说法，则何氏此次正惟是没有使命，所以能真正完成其使命了。

四月三十日发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华侨日报》，署名司托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