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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在日本

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日本学者兼政治家同我说:“日本人真倒霉,真无出息,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几十年来,却偏偏在中国身上打主意。可是在失败的困难中,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中国人才亲切。这次何应钦将军来日,日本人借此机会,把这种潜伏的感情,尽情地发挥出来了。希望中、日两国,今后基于共同的文化感情,有真诚的合作。”另外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我们日本人这次对于何将军的诚恳招待,可以说是竭其所能。除了天皇未接触以外,上自亲王首相,元老名流,下至社会各个方隅,各种岗位,在这几个月中,形式上、情绪上,都给何将军以最大的敬意。”真的,何氏这次在日本的几个月,虽然没有什么伟大惊奇的场面,可是其接触方面之广,与融洽程度之深,不是寻常国际应酬可以比拟于万一。我可以这样地说:麦帅在风雷震撼中,赢得了日本人最大的感激;而何将军却在风和日暖中,赢得了日本人最厚的温情。感激在空间的波动上,是表现其壮阔;而温情在时间的浸透上,是表现其久长。这都是历史上可贵之一页。

何氏之所以能如此赢得日本人的温情,当时有其具体条件。日本投降时,蒋总统对日以德报怨的广播,曾使日人感激涕零,因而引起日人对中国政府的许多期待。可是过去中国的驻日代表团,是以统治者的姿态而出现的。中国人做官既会摆官僚架子,一旦作为异国统治者,自然也会摆统治者的架子。这种架子,日本人应该忍受,却也未必甘心忍受。加以中国多年来外交官选择的标准,多半是懂外国话而不懂外国的文明,是中国籍而不懂中国的文化,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有文化才为合格。代表团大概也是这种大人事方针中之一部。这种人,既不知道人家,也不是知道自己。自然谈不上互通款曲之情于外交仪节之外。这样一来,使日本人在反省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亲切之感,却找不到发纾的对象。何将军在中国是仅次于蒋总统一等的人物。在代表受降中,力之所及,总是尽量给日本的侨民与俘虏以便利和安慰,绝无普通人矜夸浮薄之气。他这次在日本,一本他平日乐易而带一种天真自然的态度,与日本人士相往还。日本人士,在何氏的态度上,得到了对中国平日所希望的感情上的满足。于是把对中国亲切之感,集中到他的身上来,可以说是自然之事。

但是,何氏在日本友谊上的收获,不能说仅是个人的收获。这实在有一个伟大的民族背景。有一位地位相当高的日本朋友曾慨叹地对我说:“朝鲜人对于我们日本的仇恨和报复心理,简直可说是无可挽回。日本降伏后,在日的朝鲜人纵横跋扈,几乎令日本的秩序无法维持。现在朝鲜的战事,共产党方面不待说;即使在南韩方面,许多人都和我说,假使日本有兵到朝鲜去帮我们打共产党,我们便要先打日本。所以日、韩的关系前途,绝对是悲观的。”这一段话,引起我许多感想。首先是感到日本过去对朝鲜统治之酷,必然会有今日的结果。但是另外想到日本在中国八年的残暴行为,何尝减于朝鲜?而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在方法与时间的长短上,与朝鲜也约略相同。中国人对于日本军阀的种种罪行,当然永矢弗忘;但日本投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因悲悯而同情之念,远超过因愤恨而想报复之念。中国内地是如此,台湾的人们也是如此。即以我个人而论,在日本最强盛的时候,是一个最热烈的抗日者。但当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却躺在病床上,对于日本民族的各种长处,和日本倒下去以后东亚局势的艰难,一齐涌上心头,不觉万分慨叹。我想,这不止是我个人特有的感觉。由此,我体认到中国伟大的文化,常常把中国人的感情,在紧要关头上,总是从直接的利害中推扩出去,从仇恨中转出人类真正的爱来,这便是中国五千年不断凝结融和,衰乱而不消亡的真正原因之所在。数十年来,日本人研究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要周密百倍。可惜却不曾将此段精神研究出来而加以肯定,以致造成今日东亚的大悲剧。我希望日本人士,不要因为今日中国局势的困难,而对中国的这种精神,再度加以误解。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是真能吸收中国的文化。但在维新以后,一方面是举国趋向于欧洲智性的文化,沿流而不知返。一方面,少数的汉学家,承清代考据的余风,日精密而日趋末梢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反愈离愈远,以致“受用”之学,多为炫耀之学。今天的日本人士,不仅对中、日的关系,应有所反省,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化尤应有所反省。则日本今后文化的受用,自然会更深厚笃实。而中、日的关系与共同的责任,自然会由何应钦将军此次来日所获得的友情,建立起新的基础。

何氏此次来日,自称全系陪夫人医病,毫无政治使命。这从种种迹象看,可以断定是真确的。不过,照庄子无用成其大用的说法,则何氏此次正惟是没有使命,所以能真正完成其使命了。

四月三十日发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华侨日报》,署名司托噶 /MXuL4vdfZma9XvK6oak8yptD8Mpkfx7DG6tJ6Zw+7uShA4OtuoxBHuS5h9FCy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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