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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住在台湾中部的人，把赴台北称为“北上”，把赴台南、高雄，称为“南行”。对照大陆的空间，使用在大陆时所惯用的名词，实含有讽刺、悲哀的意味。我来台的岁月，已算相当长久了；对于台南市，则至今还在可望而不可即之中。因此，东海大学此次以团体名义，向台南、高雄有关的学校、工厂，取得联络，仿佛我们也是被招待出去旅行参观一样的。这对我来说，依然是带点新鲜的感觉来看，我所能看到的东西，因而发生若干连带的感想。
十一月廿三日下午一时出发，第一站是打扰成功大学。因为我在台中、台北所看到的“大学”，虚浮、混乱、委琐、自私，早把我看腻了；所以对于这一站，在我的心理上，早有些尴尬。到达后时间不早，参观的部分不多。但我发现，他们每一建筑里的安排，都是针对着某些问题，而赋予以解决的意义。就此，拿眼前的事情来说吧，过去成功大学曾为了校外打弹子而闹了一次乱子，现在弹子房便添设在学生中心。侨生多半来自亚热带，好动成性；现在侨生宿舍的后面，便是一个游泳池。图书馆里的线装书不算多，但年年在添置，而且每一部书经过整理，安置得有条不紊。食堂一百八十元一个月的伙食，学生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和阎校长谈起来，知道他根据许多想法在那里一步一步地推动前进，使人感到成功大学里面，是有一股生命力在跃动；比我经常所看到的大学，它确实是在进步之中。因此，我想，只要一个人诚心诚意地向好处努力，而又能离开政治中心稍微远一点，总能收到若干好的效果。这在目前，已算是难能可贵了。
成功大学因为得到了美援，年来增加了许多建筑物。阎校长和我们谈到建筑设计的经过，倒也非常有意思。成大是有建筑系的，设计的责任，当然落在建筑系的先生们身上。这些建筑系的先生们是要把自己所怀抱的“现代的”艺术理想，借此机会，充分发挥出来。今日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见了“现代”两个字，脚便吓软了。可是成大此时有位美国顾问，却坚持经济适用的原则。但这位顾问不是学建筑的，不足以说服这批胸怀大志的专家，于是想方法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建筑学者，才把“现代的艺术性”打一个折扣，让艺术要求与经济要求得到了调和，使问题得到了解决。我常常想，凡是学有根底的人，常常是从各种实际因素关连中，勾画出蓝图的主导方向。沾到一点皮毛的人，却常常只想在时间上抢“尖新”。这用在私人创作上，也原无不可。一切的艺术创造，都是先由匠心独运的尝试，而渐渐成熟，渐渐得到社会承认的。但在公共的建筑物或他人的建筑物上，来试验自己尚未成熟的尖新理想，而未经过使用者的研究、承诺，这便多少有点近于诈术了。至于结成团体，以“骂”的方式胁迫社会接受自己的尖新，那便是一种无赖。因为艺术家有创造的自由，社会则有欣赏、选择的自由。许多艺术家为了创造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宁愿孤独、穷苦，而不采用结伙胁迫的方式。这是艺术的高贵品格，透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使他不能不忍苦，以保证艺术的高贵性。
现在有许多人把台南市称为“古都”，并且有的商店或商品，居然拿“古都”两字作起店名或商标来了。我一看到，总禁不住身上起栗。南宋有位诗人写了“熏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两句诗，吐出了他无穷的感慨。但把杭州当作汴州，还多少有点谱。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却把台南市称为“古都”，这未免太没有谱了。我恳切希望，台南市只是台南市吧，从意识上要把台南市装扮成“古都”的角色，这真滑稽到了残酷的程度。
虽说如此，全台湾恐怕也只有台南市才有些古迹。我不愿承认这里是“古都”，但我决不抹煞这些古迹的意义。于是孔庙、赤崁楼、安平古堡，都匆匆地巡礼一番了。听说在中、日战争期间，一位日本人的台南市长，冒着当时日本军人的非议，对台南市的孔庙，倍加修理护持，所以在今日看起来，依然完整洁净。台湾的孔庙，在台北的系私人（辜姓）所有，我没有去看过；新竹市的，已经拆掉；彰化的，经革命者涂满了革命的标语。台中市第一任非党籍的民选市长杨基先，花了七十万台币，买一吴姓巨宅，准备改作孔庙；后来的三届党籍市长，再无人对此事问津了。说孔子的思想对人类没有影响，而台湾的孔庙，却多建筑修葺于日治之时。说他尚有影响，在今日却沾不上一点膏泽的余惠。原因很简单，现在是西化的时代；西化得红色满天飞，西化得太保匝地滚。
赤崁楼、安平古堡，原来似乎有点布置，但布置时已没有“古”的气息。而在现代市政管理之下，杂乱残破，和日本人保管“文化财”的情形，在我心目中成一非常严酷的对照。因此，我又联想到，台湾这些年来，在美援之下，出现了许多新建筑物。但对各种旧建筑物，却很少做过保护的工作。譬如一进台南市公园的凋敝，立刻使人感到这即是所谓满目荒凉。一栋国民小学，不知何年何月掉了几片墙板，谁也无法断定将于何年何月把它修复。贫民与破落户，应当有种分别：贫民是干脆没有，破落户是有了，却没有能力保持。崭新的建筑，怎样也敌不过触目皆是破落户所给予的凄凉印象。假定这是说明新旧事物的更替，那倒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民族真正的生命力，既会表现为开创，同时也会表现为持续。开创与持续，在本质上是一而非二的。没有持续力的民族，其新的开创，可能只是由经济上打吗啡针而来。靠打吗啡针维持活力的人，这不是证明他生命力的加强，而是证明他生命力快要枯竭。我又急切希望，美援之对于我们，并不是打吗啡针的意义。
到高雄，主要是参观几家工厂。铝厂、石油厂，是国营；水泥厂，是由国营改为民营。这三个厂，在规模上，在设备上，在组织上，都够得上称为现代化。台湾在实行土地政策后，出现了四大民营公司，其中的水泥公司，是获利较丰的一个；其余的，一直到现在，似乎还说不上站稳脚。谁能相信每一个人非用不可的肥皂、毛巾、卫生纸之类，经过十六七年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在今日的台湾，却还赶不上离开上海时的水准呢？经营企业，要有“企业精神”。所谓“企业精神”，是一切决定于技术要求的精神，是一切服从于“经济原则”（效率）的精神。企业精神，是铁面无私，一毫不苟的；是以货真价实去作合理竞争，并甘受优胜劣败的淘汰的精神。一个建设性的政府，主要是从各方面来助长这种精神，而决不从各方面来加以阻扰。我个人的看法，今后台湾工业的前途，不是决定于美援，而是决定于这种精神的成长。
我平日从刚进公营工厂去作高一的大学毕业生口中，听到了许多公营工厂中的问题。但是，这次我们所参观的公营工厂，却要算工作已经走上了轨道的工厂。假定它们也有问题的话，则多是存在于工厂以外的问题。近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利润，更进一步则是利润的合理分配。公营企业的最大问题，便在于缺乏这种利润的刺激。然则台湾的公营事业，到底走哪一条路呢？就我这种外行人来看，在增加效率、减少浪费中，去提高员工的待遇，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负责经营者心目中的合理，未必能得到主管部的支持。主管部的支持，到了上级机关的科员、组员手上，又可能完全加以否决。这种上级事务官否定政务官的决策，并以官僚的心理、作风，去衡量生产技术、经济经营的问题，大概不算十分妥当吧！
不过，走进这些有规模的工厂以后，我所得的最深印象，还是对我的教育上的意义。凡是用头脑的人，他所担负的第一课题，是要了解自己的生存的“现代”。一切的研究，一切的思考，有形无形中，都是以自己所了解的“现代”作基础。而事实上，我也是不断地从书本上做些了解现代的工作。不过，把现代移向书本上，这已经是事实的观念化。观念与事实之间，总不免有些距离。所以我前年在日本，每进一次大百货商店，总觉得好像得到了从书本上无法得到的东西。但我当时最大的忽略，是不曾想办法参观他们现代化的工厂。现代化的工厂，才能直接呈现出“现代”。现代的性格，是由工厂到商店，由商店到农村，走着递减的法式；即是农村中所看到的现代，已经是现代的末梢了。当我一走进铝厂时，顿时感到，由高热、高速度的机械所展开的组织活动，它正在征服一切，改变一切，使被征服、被改变的东西，不能有丝毫反抗或徘徊，这才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力的世界。人在这种机械的、力的世界面前，一方面是非常渺小，同时，因为不断生活于这种暴烈气氛之中，要便是被这种暴烈气氛完全压服，而彻底成为机械的奴隶；要便是受这种暴烈气氛的感染，使自己的性格也暴烈化，并可能进一步而要求以同样暴烈的手段去改变他周围的社会。
这种情形，在精制工业制造中，可能有些改变。譬如炼油厂的指挥中心，便把各种巨力的活动，化为一种图表式的反应与指挥的系统，这便使人感到轻松得多了，而炼油厂还不能算是精制工业。但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气氛中，它更是极端的组织化、集中化、高速度化。随工业势力的扩大，而把人们的生活，一步一步地都纳入于上述的三“化”之中，于是越是现代化的社会，便是生活得越忙的社会，忙到人好像是随着轮带转的机器一样。正因为这样，所以自由的呼声、人文的憧憬，又从这种社会的底流中发了出来，感到“现代”反成为人类精神的枷锁。此一矛盾的解决，我简单的想法是，从各种活动集中到工厂，这是人文精神走向机械主义，将工厂的生产品流入于各个消费者手中，应当是机械主义让位给人文精神。以机械主义去生产，以人文精神来支配，来享受，或许是今后可走的一条道路。但许多人却要把生活的一切、人生的一切，逼向机械主义上面去，我想是大可不必了。
从工厂走到大贝湖，我们的情绪真的轻松了，把在工厂中努着的嘴、睁着的眼睛，都换成了笑容笑语。大贝湖的风光，可能在日月潭之上。一个人，能在这种地方住上一两天，大概可以减少许多时代的病症。因此，我希望这里能出现像我们这种人也能住得起的旅馆。日本的小旅馆，是洁净、幽闲、亲切，使客人走进去，好像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假使台湾现有的普通旅社，也能采用这种经营方式，使一般人观光的威胁能够解除，则观光的事业也自然会进步的。
十一月廿七夜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五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