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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决不会希望核子大战。只要是常识丰富的人，决不会相信靠两方面的核子武器竞赛而可以阻止核子大战。
在杜勒斯的时代，美国不断地运用战争边缘政策。但经杜勒斯偶尔说破，便一时舆论哗然，群起反对，因为那是在玩火，而玩火终会是自焚的。杜勒斯死后，太空竞赛的优势转到苏联手上，举世惶惶又来应付苏联的战争边缘政策了。从战争的边缘走进战争的中心，只是手脚稍稍滑进一步的事情。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便掌握在这手脚稍稍滑进一步之间。
在上述情势之下，举世的政治家忙于拟策略，举世的军事家忙于作计划，举世的科学家忙于造武器。假定在三者之外，还有所谓思想家，亦即广义的哲学家，到底有没有一分任务可以分担呢？说到这里，大家便可以想到英哲罗素所领导的请愿。假定思想家的任务便是请愿，思想家便未免太可怜了。同时，从报上来看，罗素积极性的意见，似乎是要英国完全放弃核子军备，美国则在与苏联未达成裁军协议以前，依然会保持核子军备。其用意揭穿了说，是希望平时英国倚赖美国的核子力量以保持自己的利益，万一打了起来，则让保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美、苏互相毁灭，而英国则藏在夹缝中间，幸免池鱼之祸。假定思想家的用心便是如此，这未免太阴狠自私了。除罗素所表现的以外，思想家在目前局势之下，便毫无其他可尽的任务吗？
当代科学史的权威萨顿，在其大著《古代中世科学文化史》的序章中指出：希腊文明的失败，不是缺少了知性，而系缺少了人格、道德。欧洲中世纪的停滞不前，是只强调了神的仁爱，而缺少了对现世的知识的活动。因此，他的结论是“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是同样无价值，是同样危险的”。
若把萨顿的话，应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缺陷是强调了仁爱而忽视了（不是反对）知识；近二百年来，却连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也失掉了。西方文化，则成就了知识，而忽视了仁爱。因为西方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文化，所以整个世界的文化危机，便暴露在有知识而无仁爱之上。
知识成就科学，科学的自身是没有态度的。科学对人类的造福或贻祸，不是决定于科学，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给予于科学发展、运用的方向。今日科学成果的核子武器，据说，可以在三十分钟内毁灭人类，实际则是当前人类的意志，要在三十分钟内毁灭自己。此之谓“自作孽，不可活”。如何从自作孽的人类中拯救起人类，使科学的方向，不向杀人方面发展，而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这才是当前思想家的真正任务。而此任务的实行，是要在西方文化中，建立仁爱精神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西方了解道德的价值，而体认得最深切的，无过于康德。但康德虽强调动机中“善意”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扣紧仁爱方面来作为道德的内容。“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无间于古今中外，而可当下加以证验的。但康德必须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费这大的思辨力量，以证明道德理性的存在。这是说明西方文化的习性，不把人当下可以证验的道德事实加以承认而肯定其价值；却必须通过理智思辨的形式，以建立与事实有距离的概念，在概念上去辩论有无是非。于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其应有之价值地位，而退贬于无足轻重之列，致使人性中最宝贵的这一部分，被抑压泯没，不复在人生社会中发生应有的作用。
当代的思想家们，对人生问题，我希望不必再玩弄什么概念的把戏，而只抓住人心当下一念所自然呈显出来的不忍人之心，亦即是仁爱之心，确定其为人生根本价值之所在，并承认这是一切价值之价值。顺着此仁爱之心的自身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加以扩充，而不加以阻塞，则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面，都涵融着整个的人类，而与之休戚相关，科学便自然会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而不会向杀人方面发展了。
但面对两大阵营的生死斗争，而欲在精神中求解决之道，是否有点像执《孝经》以御黄巾，过于迂阔可笑呢？诚然，仁爱并不能发生谈判的效果。但自由世界之内，存在有多少为仁爱之心所不容的问题？思想家们，应当先提倡以仁爱精神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化不平等为平等，化对立为融和，则自由世界的本身，将由此道德力量而加强了现实的力量。铁幕内部依然是人，依然有不忍人之心。铁幕外的不忍人之心，汇成洪流，以与铁幕内部的不忍人之心相呼应，则核子威吓的形势，或可慢慢软化下来，为人类另开辟一崭新的局面。最低限度，比静坐请愿，总会更有意义。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