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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少夫兄忙完了阳明山会谈后，又记起来信向我要文章，并出一道题目是“马谡与廖化”，这是《三国志》或《三国演义》上的出典。我不是专门研究《三国演义》的，对少夫所出的考题，只好交白卷。记得王渔洋题蒲留仙《聊斋志异》的诗是“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想因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哭时”（因手头只有手抄本的《聊斋志异》，而《渔洋精华录》中，对此诗又未加收录，没有这首诗，单凭记忆，文句恐有错误），在回忆中，觉得这首诗很有点意思。不过我现在的“话鬼”，并非出于东施效颦，而系我过去在分尸案一文中，提到少年时曾看见过鬼，于是有的朋友当面问，有的朋友写信来问：“你真看见过鬼吗？”其中有些朋友是不曾相识的。我的答复都是“真的看见过，让我有机会写了出来”。现在便借《新天》一角之地，向许多朋友了此宿诺。
“见鬼”的故事太短了，让我先从“梦鬼”的事说起吧。离我家一里多路远，有两条小河相会，乡下人便称它为“乂河”。乂河原有两家铺屋，后来都歇业了，离两家铺屋不远，靠在一个坟山的旁边，有个独立房屋，一共有七间房子，这在乡下，算是相当大的。因为生计困难和人口不兴盛的原因，被我忘记了姓名的房主，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便成为没有人住的空屋，我父亲就利用它作私塾之用。我没有进县城的高小以前，固然有两三年在这里读书，即在我进了高小乃至进了武昌的第一师范以后，寒暑假也多半呆在这里。这是和我的童年少年结缘最久的一个房屋，后来我们把它称为“学屋”。我要说的故事，主要是以此为中心的。
从我家向左手的青龙嘴走去，绕过这一个山坡，便是一个山凹，我们称之为“大凹”，这是到学屋去必经之路。大凹的山道上首，有一座从来没看见有人祭扫过的相当大的古坟，早晚从那里走过时，多半是低头急走，总有些胆怯。有一天，正是快要黄昏的时候，我从学屋回家，走经大凹，看到古坟前面，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大约三四十岁，一个只有十四五岁，想来是相依的母女。穿着明朝的衣服，静寂寂地凝眺着我。我停下脚，走上几步，彼此攀谈起来，中年妇人说了她的乡里籍贯和她丈夫的姓名，及全家殉难于此的故事，她清丽阴沉的脸上，不时淌下眼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只静静地在旁呆坐着，不出一语。接着，她两人送我回家，送到青龙嘴上坐下来，又叮咛了一番，似乎是希望我能为她们改葬。我快走进大门时，回头去看，她两人还是神情凄楚地站着望我。做这个梦时，大概我有十三四岁。醒来后，幼稚的心灵，感到十分的惆怅。一直继续许多年，对此梦印象的明确，故事条理的清楚，还时时从脑筋中涌起，使我宁信为真，不愿说它是梦。过了三十岁以后，渐渐地模糊起来，今日偶加回忆，却只能重现两人凄清的影子，和我当时惆怅的感情，再记不起她所说的旧事的内容了。在我们村子附近，有一个村子称为“金家冲”，现在住的人们是姓陈，但陈姓祖宗的牌位后面，却供的是金姓的祖家牌位。另有一个村子，称为“杀二万”。古老的传说，或者是元末明初，或者是明末清初，有姓金的在金家冲起义，在杀二万战死，因为当时被杀了两万人，所以便称为杀二万。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在杀二万的山上玩，偶然发现一块岩石上刻着“金将军死难处”六个字，再找，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一块岩石上刻着“金小姐死难处”六个字。两个岩石大部分都埋没在土里面，字形约有两寸大小，刻得深而形体整齐，似为仓卒间刻成。当时我们没有历史知识去稍加发掘，看有没有其他遗物，或年月的记载。但这一点，却可以证明故老相传的故事，是有其真实的来历，而我们附近，是曾经过一次大劫难的。可惜地方史乘缺略，今日无从查考。然则我的梦，如何能一定判断它是幻呢？但即使是真的，连自己将来葬身何处，尚不可知，又如何能为她母女二人践改葬之约？
大概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已上了武昌第一师范，过了元宵，我还在乂河学屋里温习功课。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在学屋吃晚饭，吃完晚饭后，在右首一间长套房里，和我父亲隔着条桌对坐谈天，我便站在条桌的头边静听。这间长套房，中间摆着四五个条桌，成一直线形。靠右手向外有两个窗子，每一个窗子下面放一张方桌。靠左首，又是两间较小的套房。隔着谈天的条桌是这一排条桌的第一张，条桌头边点一盏油灯，我在油灯的背面，灯光射向一排条桌的另一端，并照到另一端的窗下的方桌。我正站着听父亲和客人闲聊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上一紧，看见方桌底下，有一个小孩，好像是在地下捡字纸。我心里想：“真正有鬼呀！”集中精神地去看，但舌根好像有点发僵，不能出声。黑影子在桌子下大概活动了分把钟，突然向上一掠，没有了，我的舌根也恢复了原状。过了一下，父亲要我到堂屋另一边的套房去读书，我说：“我害怕，一个人不敢过去。”“怕什么呢？”父亲很惊奇地问。“我刚才看见那一张桌子底下，有一个小孩子捡字纸，一下子，又不见了。”“你为什么不喊？”“我当时舌头僵了，喊不出来。”“胡说，是你自己的眼睛放花。”客人补充说：“可能是狗子。”于是拿起灯来四处照了一番，没有看到狗。父亲便坚持眼睛放花的理论，送我到对面去读书了。
一张方桌规定坐两个学生。那张方桌坐的一个姓樊，名字已经记不清楚，另一个姓陈，名字叫做春生，头上蓄着半月形的头发。第二天，陈春生没有来，说是病了，我听说，心下一冷。过了两天，陈春生死了。因为有这样的巧合，我便一直相信是见过鬼。
十七八岁的时候，乡下还在过年，邻村的夜晚唱花鼓戏度岁，父亲是不准我们去看的。哥哥偷偷去看，半夜回来，不敢从大门进，小声把我叫醒，从我睡觉的后房进来。我为他打开后门，让他溜走后，翻上床去再睡。不一会儿，突然后门哗啦的一声响，我心里着急想：“怎么忘记闩上门让狗进来了呢？”接着便是一阵女人木跟底鞋的走路声音，笃笃的，一步一步向我的床面前走。我心想：“这才糟了。”赶快把身子侧着睡，把两膝弯起，双手握拳，拱卫在胸前，作迎敌准备，但紧紧闭起眼睛，生怕看见了什么，吓坏了。说时迟，那时快，木跟底鞋的声音走到床前了，仿佛有一阵风掠过，便从我脚上一直向身子的上部压下来，快压到胸口时，我便两拳奋平生之力，向上猛突，身子随着坐起，寒毛简直根根竖起，汗水也流了出来。此后更不见动静。大概经过了两三点钟，我疲倦极了，要睡又不敢睡。突然，又仿佛一阵风掠过，笃笃的木跟底鞋的声音，奔向后门去，哗啦一声后，便寂静下来，恰巧开始了叫晓的鸡声，我迅速躺下睡着了。大天亮跳起来去看后门，却是闩得好好的。这似乎是听到了鬼。
看见鬼，听到鬼，都是非常讨厌的事。但年轻时一共两次梦见的鬼，却似看过了两次感人极深的电影，形成了我少年时代艺术生活的宝贵的一页。二十岁以后，再没有见过鬼，听过鬼，连梦也没有梦过。这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灵性汩没得太多，因而与灵界完全隔绝了。也或许是鬼的世界，已经与人的世界合了家，所见、所听的都是鬼，反而不觉其为鬼，更用不上形之梦寐了。（九月九日寄）
一九六一年九月廿三日《新闻天地》
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决不会希望核子大战。只要是常识丰富的人，决不会相信靠两方面的核子武器竞赛而可以阻止核子大战。
在杜勒斯的时代，美国不断地运用战争边缘政策。但经杜勒斯偶尔说破，便一时舆论哗然，群起反对，因为那是在玩火，而玩火终会是自焚的。杜勒斯死后，太空竞赛的优势转到苏联手上，举世惶惶又来应付苏联的战争边缘政策了。从战争的边缘走进战争的中心，只是手脚稍稍滑进一步的事情。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便掌握在这手脚稍稍滑进一步之间。
在上述情势之下，举世的政治家忙于拟策略，举世的军事家忙于作计划，举世的科学家忙于造武器。假定在三者之外，还有所谓思想家，亦即广义的哲学家，到底有没有一分任务可以分担呢？说到这里，大家便可以想到英哲罗素所领导的请愿。假定思想家的任务便是请愿，思想家便未免太可怜了。同时，从报上来看，罗素积极性的意见，似乎是要英国完全放弃核子军备，美国则在与苏联未达成裁军协议以前，依然会保持核子军备。其用意揭穿了说，是希望平时英国倚赖美国的核子力量以保持自己的利益，万一打了起来，则让保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美、苏互相毁灭，而英国则藏在夹缝中间，幸免池鱼之祸。假定思想家的用心便是如此，这未免太阴狠自私了。除罗素所表现的以外，思想家在目前局势之下，便毫无其他可尽的任务吗？
当代科学史的权威萨顿，在其大著《古代中世科学文化史》的序章中指出：希腊文明的失败，不是缺少了知性，而系缺少了人格、道德。欧洲中世纪的停滞不前，是只强调了神的仁爱，而缺少了对现世的知识的活动。因此，他的结论是“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是同样无价值，是同样危险的”。
若把萨顿的话，应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缺陷是强调了仁爱而忽视了（不是反对）知识；近二百年来，却连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也失掉了。西方文化，则成就了知识，而忽视了仁爱。因为西方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文化，所以整个世界的文化危机，便暴露在有知识而无仁爱之上。
知识成就科学，科学的自身是没有态度的。科学对人类的造福或贻祸，不是决定于科学，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给予于科学发展、运用的方向。今日科学成果的核子武器，据说，可以在三十分钟内毁灭人类，实际则是当前人类的意志，要在三十分钟内毁灭自己。此之谓“自作孽，不可活”。如何从自作孽的人类中拯救起人类，使科学的方向，不向杀人方面发展，而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这才是当前思想家的真正任务。而此任务的实行，是要在西方文化中，建立仁爱精神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西方了解道德的价值，而体认得最深切的，无过于康德。但康德虽强调动机中“善意”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扣紧仁爱方面来作为道德的内容。“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无间于古今中外，而可当下加以证验的。但康德必须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费这大的思辨力量，以证明道德理性的存在。这是说明西方文化的习性，不把人当下可以证验的道德事实加以承认而肯定其价值；却必须通过理智思辨的形式，以建立与事实有距离的概念，在概念上去辩论有无是非。于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其应有之价值地位，而退贬于无足轻重之列，致使人性中最宝贵的这一部分，被抑压泯没，不复在人生社会中发生应有的作用。
当代的思想家们，对人生问题，我希望不必再玩弄什么概念的把戏，而只抓住人心当下一念所自然呈显出来的不忍人之心，亦即是仁爱之心，确定其为人生根本价值之所在，并承认这是一切价值之价值。顺着此仁爱之心的自身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加以扩充，而不加以阻塞，则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面，都涵融着整个的人类，而与之休戚相关，科学便自然会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而不会向杀人方面发展了。
但面对两大阵营的生死斗争，而欲在精神中求解决之道，是否有点像执《孝经》以御黄巾，过于迂阔可笑呢？诚然，仁爱并不能发生谈判的效果。但自由世界之内，存在有多少为仁爱之心所不容的问题？思想家们，应当先提倡以仁爱精神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化不平等为平等，化对立为融和，则自由世界的本身，将由此道德力量而加强了现实的力量。铁幕内部依然是人，依然有不忍人之心。铁幕外的不忍人之心，汇成洪流，以与铁幕内部的不忍人之心相呼应，则核子威吓的形势，或可慢慢软化下来，为人类另开辟一崭新的局面。最低限度，比静坐请愿，总会更有意义。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华侨日报》
编者先生：
我对于影剧全系外行，然对日人之演中国史剧，则主张极力加以鼓励。盖由此而多少可有助于世人对吾民族之注意也。对历史剧本之编定，鄙意应根据两大原则：第一，大轮廓、大纲领，须是历史的；穿插于轮廓、纲领之间的细节，则不妨戏剧化。第二，出现之历史人物，须大体与史实相符，但其中之虚构人物，则尽量戏剧化。就我的观点看，日人所编的《秦始皇》剧本，就是戏剧化太过，历史性不足，不算理想的历史剧本。不过日前贵报电影版内所刊出的我方向日方所提出的四点意见，真有令人莫测高深之感。提出的第一点意见是“秦始皇是西方游牧民族，骠悍而残暴”。按：秦先世虽窜处西戎，但其本身并非西戎；当时西戎亦未必同于北方之游牧民族。秦所居者为周室旧壤，早以农耕为生。故商鞅变法，即以“耕战”结合，形成生产与战斗之统一体，此乃其所以能富强之本，何尝有西北游牧民族之事实乎？孙卿当日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王前，荀卿对秦军事之叙述谓“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而所谓秦之锐士是“其生民也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人人皆民，故众。与耕相结合，故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以上见《荀子》卷十五《议兵》篇）。这是当时军事情形最可靠的材料，在何处有游牧民族之铁骑纵横痕迹乎？且以戏剧之意识而论，外族征服华族，乃并不光荣之事实。今无故将秦人虚构为西北之游牧民族，则是秦之统一中国，乃外族之征服中国。此种虚构，其所以自己诬蔑自己历史者，为稍有良心者之所不忍出。果如此，则是当日凡游仕于秦者，将皆为北走胡、南走越之汉奸也。如此虚构，果系何居心乎？
提出第二点为“秦始皇收天下兵器，只收去铜器，铁器则未收去；故后来民间用铁制兵器打败了官方的铜制兵器”。此点尤为荒谬。由近年中国古代铜利器之发现，及地下之发掘，中国铁器之使用、流行，较之过去一般人的看法，提早很多，这里不去说它。《禹贡》九州中，只有梁州贡有铁及镂（《孔传》，钢铁），这正在秦国领土之内。在一部《诗经》中，只有《秦风》中出现，这与铁有关之两事：一是“铁驷”（铁色马）；必先有铁，而后人会以铁的颜色命马之名。另一是“虎镂膺”，郑笺之镂为“镂刻金锦”，但镂依然是钢铁。在铁的使用材料上，《秦风》与《禹贡》不谋而合。由此我们不难断定，秦虽然不是最先使用铁的地方（西周初年已开始使用；据《左传》，晋也使用到铁），但它确实是很早便用铁器的重要地方之一。因此，日人关野雄在《中国初期铁器文化之一考察》一文中，认为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是因为它首先大量使用铁兵器。此种说法，虽未免夸张，但秦之使用铁兵器，决不在其他各国之后，则可以断言。何以必须完全违反历史事实，而虚构出当时民间以铁兵器打败秦官方使用铜兵器事实乎？且在戏剧之意识方面而论，铁兵器利于铜兵器。虚构出民间铁兵器打败秦之铜兵器，这实在是一种“唯武器论”。在贾谊《过秦论》中述陈涉起兵情形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又谓“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此乃是在暴政下人民起义之实际情形，电影上何以不可反映此种实际情形而须虚构一军事之唯武论？此岂仅违反历史事实，实亦抹煞人民起义之意义。站在唯武器论之立场上，吾人果有何希望乎？其他数点，不值多费笔墨。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征信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