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的忧郁

当十八世纪末英国正经历着产业革命的时候，新机器不断地出现，工厂制的工业代替了传统的小手工工业。一方面是生产力飞跃上升，一方面却因劳资对立，贫富悬殊，使社会问题显得非常尖锐。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高道文（William Godwin），在一七九三年，发表了《政治的正义论》，一七九七年，又公布了《研究录》，认为只要改革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便可以驱逐一切的罪恶与贫穷，人和社会即可达到完全的状态。他的立足点在于对人类理性的无穷信赖，认为通过人类的理性，这种改革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高道文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看法，给当时英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影响。但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一七九八年，和自己的父亲作了一场辩论之后，出版了有名的《人口论》的第一版，认为人口若不加以限制，便会以几何级数的比例而增加，即是以一、二、四、十六的比例而增加。人类所必不可缺的食物，则只能以算术级数的比例而增加，即是以一、二、三、四、五的比例而增加。此种增加比例的不平衡，成为人类贫困与罪恶的不可克服的根源，与高道文所说的社会制度没有关系。马尔萨斯人口论问世后的世界情势，在科学进步的西欧，否定了他的预言；在科学落后的地区，却大体合乎他的估计。他提出了人类问题的一面，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高道文们所提出的另一面。

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后的一百五十二年，即是一九五〇年，英国著名的评论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氏，在其《主题与变奏曲》中，对人口问题，又提出了更崭新、更为忧郁的警告。十年以来，渐渐形成新人口政策的动力。

据赫胥黎氏的看法，世界正面临着两重的危机：高次元的危机是政治经济，低次元的危机却是人口学的、生态学的危机。不解决低次元的危机，只有使政治经济的危机更为恶化。他针对“丰富中的贫困”的口号，而提出了“贫困中的贫困”的口号。所谓丰富中的贫困，是许多人以为地球的资源，可以供给增加的人口以充足的衣食和快乐。当前人类陷于悲惨的原因，乃在错误的生产方法与错误的分配方法。只要将这种原因除去，全地球便可成为一个广大的“糕饼之国”。但赫胥黎氏认为一个人的食物便需要二点五英亩，所以就现时可利用的土地来养现时人口，已经大有问题，何况人口在十年间约以二亿人的比例增加，这怎能不说是贫困中的贫困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生长粮食的土地却一天一天地变得贫瘠。他完全同意雪巴特在《食物与饥馑》一文中所说的，原子战争可以破坏文明母体的社会环境，而土壤侵蚀则可以破坏文明基础的自然环境。“若是土壤侵蚀不能加以防止，将使任何文明的可能性归于消灭。”赫胥黎更严肃指出，在现时人口过多地区，拼命榨取土地的生产力，本来是为了保存自己，但实在是破坏自己。他于是大声急呼地说：“人类，即是他自己的火星人。”“由这种火星人入侵的悲惨结果，不是由任何急进的革命所能解消的。”

因为问题是这样的严重，所以赫胥黎氏觉得西欧的人们虽然发展不出可以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哲学，但很容易找出一个积极的、现实的、普遍而有魅力的政策——这即是缓和人类低次元的危机，限制世界的人口，恢复并增加地球的肥沃度的政策。若是苏俄对此一政策采取合作的态度更好，否则民主主义国家方面，可以把此一政策作为强力的外交、宣传上的武器。纵然因此而不能保证我们这一代的和平，“但在近的将来、远的将来，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人口问题在世界上也并不是一样的。据赫胥黎说，在西欧和北美，这五六十年以来，全体的出生率正急遽地减少。因为死亡率低，所以出生率的减少尚未成为人口总额的减少。到一九七〇年，西欧人口，较之现在，大约要减少九百万，但苏俄则大约可以增加五千万。全亚洲，当然更会大大地增加。

并且在出生率低下的国家另外还有一个可怕的共同倾向——即是愈有教养、愈有才能的人们，出生率减少得特别大。所以他认为“将来西欧与北美的人口，大概是由现时住在此一地域里智能程度很低的人们的子孙所构成”。现时英国极有权威的心理学家巴特，认为在本世纪告终时，英国有学问才能的儿童只能有现在的半数，全人口的平均智能指数要减低百分之五。其他，西欧各国，乃至北美，随着出生率的减少，同样还有质的降低。

由上可知，限制人口政策，对于亚洲是全面的要求，对于西欧、北美却特别要找出可以促进有智能的人多多生育儿女的方法。但他认为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是廿世纪真正有力的宗教，这是妨碍实行人口政策最大的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需要长期的努力。同时，为了恢复并增加地球的肥沃度，他提出了三个方案，也是须要世界性的长期奋斗的。

最后，赫胥黎氏，对于人口问题，他指出了一种难以避免的矛盾——即是“从生物学、历史学方面说，大家族较之小家族为正常。生五六个小孩的女性，较之以人工限制而仅生一两个小孩的女性，更近于自然。出生率迅速降低的国家，在这四十年间，精神变态这类的病有显著的增加……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限制生产而来的性生活、家庭生活的形态，常对大人、小孩给与以某种意味的非常不满。生物学的正常行动成为近代文明的牺牲时，我们缺乏调整均衡。然而，若保持生物学的正常行动，则我们更将陷入于饥饿，更缺乏自由，更卷入于战争与革命的危险”。所以两害相权，他主张依然选择限制人口的一条路。

不过，我感到赫胥黎的高见是否也和马尔萨斯一样，以为人口问题可以掩盖其他社会问题，亦即可以作为现时抵抗苏俄攻势的一个盾牌呢？是否含有西欧、北美对于亚洲人口增加的恐惧心理呢？所以他的意见，只有抽去上面两种政治因素，才在一定范围之内有其意义。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