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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前，听说有些先生们受了某种刺激，想把藏在台湾的故宫名画，也好好地选印一番的时候，便常常有些念头在脑筋里起伏：第一，自由中国，毕竟还有不少的有心人，这是难得的好现象。第二，此次一定不会像四十三年所印的《中华文物集成》那样糟；因为那一次是自己的作风，而这一次却有其他的对比。第三，假使自己能购下一部，使干枯的生命，也能得到一点艺术的滋润，那将是莫大的幸福。但价钱恐怕很贵。
以后一有机会，便打听消息。接着，听说计划实行了，并且实际负业务之责的黎子玉先生，经常任在台北的《民主评论》分社，努力于业务的推进，更增加我对此一盛举的信心。但是麻雀想吃天鹅肉，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一看到孔圣人时，便向他建议：除整装以外，最好还发售零幅；同时希望发行预约，减轻购者的负担。我的理由，虽然说是为了使社会大众也有分享一脔的机会；而实际，则在社会大众中藏着有自己的面影。但这类的意见，不会引起理事先生们的认真考虑的，所以还是要作更实际的打算。
去年下季，东海大学决心要办《学报》，并且《学报》的文章，有一百二十元到一百五十元的稿费；而文章又可以长到三万字。于是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听说这次为了印行《故宫名画》，虽然向政府借了十万（或者是十二万）美金，但和日本商人是以六万美金订约；理事长王云五先生，现在既不是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无妨推想定价不致太高；假使我能写恰恰长三万字的文章，而《东海学报》又能给我以最高的稿费，这岂不是一个现成的如意算盘？问题是每周五天中要上三种课，我的经验，教课和写文章，很难并行不悖；至于不满一个月的年假，又常在人事匆忙中过去。所以卖文章也并不简单。
转瞬年假已到，台北有位本家，在旧历正月二日结婚，希望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于是灵机一动，临时请太太带着小孩，顶我的名字前往；我便从平日的人事圈子中逃避出来，关上门写《〈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这个题目，如果只抓住一部分来写，一、两万字也可以写完，但稿费一定不够买画的需要。如果就我当时所展开的内容——几乎涉及传统文学基本理论的全部——而加以充实，并且把引用的许多材料，多引用一点，也可以写成一部十万字左右的书，但写成了一部书，能向什么地方卖稿费呢？我平时提笔写文章，从来不想到稿费问题，但此番却常常想到稿费，打算字数，因此便写成了分析得相当深细，而表达得不够条畅，连我自己也不喜欢的文章，虽然它在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上或许有点贡献。这篇文章的内容，有若干点似乎不曾被时贤发掘过，所以写的时候，相当的费力，整整写了十天；计算字数，却超过三万字的三分之一以上，还加上七十条附注。假定没有《故宫名画》的魅惑，有如年青人追求一位已被她陶醉了的小姐一样，则这篇文章能否写成，真是难说的。最难过的是，当我坐在书桌上，听到门铃声响，女工用假话挡回山下远来贺节的少数亲友时，觉得我既不曾做过官，如何也变成装腔作势，了无人味的东西了呢？
文章写成后，并非就没有烦恼。第一，怎样也打听不出《名画》的定价来，叫人不能作确切的打算。第二，万一《名画》印出在先，而发稿费的时间在后，将会遇到至亲好友，赊欠免言的困难。五月下旬，我特地跑到文物保管处去，打听一个确实消息，并问能否以批发价钱为东海大学图书馆及我私人各买一部。这次才真正问清楚了，画已印就，六月底可以到台，定价美金一百五十元，台币则是五千四百元。理事会不直接发售，以六折批发给香港马千里先生主持的什么开发公司，和台湾由王云五先生所创办的华国书店。批发价钱买是不可能的，但或者有其他相宜的办法。我怀着满腔的喜悦回家来把这些消息告诉太太。
真是无巧不成话，当《名画》到台之日，亦即《东海学报》以四万七千字发给我的稿费之时。杭立慈老弟，昨天为我从台北把两函六大本带了回来，据说，相宜的办法不行了，我即遵照华国书店经理王德芳先生照定价打九折的厚意，把款子汇去。不值钱的文章，和无价宝的《三百名画》，两相抵补，居然还能剩下一点稿费来为儿女们买冰淇淋吃，在这一刹那间，我确实感到东海大学的伟大。
《名画》到手，我只以暴发户的心情，读完两篇序文，并和太太忙忙的翻弄一遍，即把它放下，有如小孩子怕把口里的糖一下子融掉了似的，好像舍不得细看。
这次《三百名画》的得以印行，当然首先要感谢王雪艇先生。他早岁是北大系的名教授；没有这一点，他便无法和这些古物发生关涉。后来他又是达官显宦，而近年来却稍受了点蹉跌；不如此，便打不通非打通就寸步难行的人事关节，并不能留下一些闲空时间。同时他更是业余鉴赏家，使他对此感到浓厚兴趣。为了印这批名画，不仅上述的这些条件，缺一不行；并且即使由数大绅士分领这些条件，也难合作得浑融无间。集必不可缺少的这些条件于一身，这在王先生个人，固然是生命中的偶然；即站在国家的文化政策上讲，也是千载尚未必能一逢的幸运。我希望能手此一篇的先生们，知道我们并不仅是花钱买了一部名贵的画册，而实是花钱参与了千秋的盛会。我认为这比以前花钱捐监生，买封诰，实在光荣得更多。大家想到这一点，当和我同样的以感激之情来看待此一伟大成就。
不过，在感激之余，也有一点轻微的感慨。
首先是关于选择问题。外人没有机会看到一千三百余精品的全部，只有信任王先生们的鉴赏能力。但在王云五先生的序中说“然其最精品，殆鲜遗漏”，王雪艇先生的序中说“故可目为现存清宫名画之最精品”。这种说法所给与人的印象，是未经此次选印的只是一些次等货色，因而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中国人对名画流布的责任，已由诸公一肩挑尽，后人可不必再作努力。这种说法，未免宣传得太过分，过分到不惜贬抑古人来抬高自己了。从常识上说，艺术品的鉴定，图章款志的考证为一类，纯美的鉴赏又为一类。两者各有其本身的困难和极限，所以应互相补助，缺一不可，但又极难兼备于一人之身的。这次选画的阵容，似乎是偏长于前一类的人物；因为其中没有一位有直接的体验，也没有一位具备点近代美学的知识。比较具备传统的两类条件的如溥心畬、张大千诸先生，都未曾设法借重；何况其中还夹杂有小聪明型的假内行人物，这能尽鉴定之能事吗？再就事实说，我有两次曾躬逢选美之盛。一次看到假内行拿着作品会心微笑，而真内行却在侧轻轻地摇头；假内行正绉鼻摆头，而真内行却在侧沉吟不语；这一切，都经过得非常匆忙，更没有讨论。而假内行的决定力量，常大过于真内行，这能不使人担心吗？另一次是我和彭醇士先生同去，当王雪艇先生从印章款志上解说某一幅画的真伪时（我不记得是什么画），彭先生立即提出反驳；一位是中国式的名士，一位是英国式的绅士，两人当然不能相互讨论问题的。但我当时直觉到彭先生的理由比较充足，因为他的反证，合于中国人由名取字的传统习惯；虽然我并不怀疑王先生是假内行。从这两件小事看，我觉得王先生们只能说到“尽现在的力量，只能先印行这三百幅，希望将来能继续选印下去”。我虽然在私人方面十分佩服这两位王先生，但在对文化的良心上，我应指出没有人能断定这次印行的三百幅名画，便能概括一千三百余件中的最精品。我应对天下、后世，喝破真实中的虚妄，使天下、后世，知道在这一方面还要作更多的努力。
其次，从美学的观点来评鉴画，是要在它的统一体中领会其风格神味；画的每一构成部分必须在其统一体中取得其地位、价值，这是一般所共同承认的常识。因此画的设色与不设色，并不同于一位漂亮小姐有时穿华丽的衣服，有时穿朴素的衣服。因为衣服与小姐，本非同体，所以可以互相调换而不致影响到小姐本身的美。但一位伟大的画家，假定在他的画中设色，则他所设的色，实为构成他的艺术统一印象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在表现气氛神味上形成它主要的部分，这不是可以随意和其他的部分分开的。所以把设色画印成水墨画，这在艺术上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原系用水墨作画的，水墨即其精神、技巧之所寄；原系用彩色作画的，彩色即其精神、技巧之所寄。所以印出的真正水墨画，率皆明净、生动；而把原系设色，改印成水墨的，率皆晦暗、呆滞，精神面貌，大大地打了折扣。现在印刷技术，已经进步到能将设色加以套印了，这是对艺术品流传的一大贡献。我们应当尽量利用此一贡献。虽然套色的工本要贵得多，但这次可以说是以政府之力来作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凡是设色画，应该尽量保持它的设色。即使因此而把向政府借来的钱，全部投资下去，也应当是值得。至于定价方面，姑从宽估定此次一千五百部的成本为八万美元，以六折批发出去，约可获净利五万五千美元（此等数字皆系以大冢影艺社六万美元得标估定，实际当小有出入），则即使投下全部财力，而仍照现时价钱出售，也可获净利三万余美元，而在原作品价值的保持上会收到更大的效果。但套色制的只占十分之一：唐代的二十五幅设色画，只套色六幅；五代的十五幅设色画，只套色六幅，北宋的十六幅设色画，只套色七幅。这便在三十幅套色中占了十九幅。套色的重点放在唐、五代、北宋上面，是非常合理的。但对于这种极难保存的珍贵设色画，实应全部加以套色。剩下的十一幅套色版，分配三幅到帝王像方面去了；南宋、元、明、清四代，只占八幅，这种分配算得合理吗？其中有不少设色的花鸟画，十分之九，也用珂罗版印，何不干脆选印水墨山水画呢？中国画的人物，本不长于写实而长于传神，所以这一方面的成就是仙佛、隐逸、仕女。至于帝王像，选一两幅聊备一格，已经很够了，但居然选印了十一幅，并占了套色版的十分之一，可以说是浪费。这次《名画》的印行，在自由中国是一件大事，几乎是一遇而难再遇的。我不知道这一代的先生们，何以在实际作为上，远不及在宣传上的气概？
至于五千四百元台币的定价，和两巨函、六大册的成品对照，应该不算太贵。问题只在台湾的购买力，而台湾的居民，也一样有欣赏的愿望和权利的。因此，我始终不明了何以不在台湾以批发价钱发行预约，并且把定价守秘到最后？以批发价发行预约，可以使台湾各公私学校的图书馆及一般艺术爱好者，减去经纪商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剥削，使自由中国的人士，多一点购买的机会。这对理事会有何损失，有何困难呢？同时，我对于总统府、行政院、教育部、外交部的高级官吏，可以用五折购买，是无条件的赞成，因为这合于收入多的负担轻的传统习惯。但最低限度，各重要军事单位的图书室，可否也能享受这种优待？而对金、马前线的将士，可否各赠送一部？因为如果王雪艇先生在序文中所指陈的这些名画对人生的效用，是可靠的话，则我感到今日自由中国最需要这种精神食粮的人，当莫过于前方的将士了。我决不相信时下流行的说法，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多是看上不看下、看己不看人、看外不看内的三看三不看的特性。我希望各位先生多作一点考虑。
我虽然有上面的微末感慨，但决无损于我以感激之忱来庆贺此一盛举的成功。并希望这些先生们肯作继续的努力。
七月一日灯下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十卷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