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九五九年元月二日一大早，便接到少夫催文章的信，信里并指定这样一个“开笔不利”的题目，使我预感到一九五九年是一个晦气年。但纳闷了几天以后，想到中国民间神秘哲学“说破了不灵”的话，觉得既已经遇着了这样的一个晦气题目，便只有把它“说破”，使它再不会灵验。
照中国读书的传统，论史即所以论今。当前我所恳切希求的是，精神上的宁静，所以决不再来“论今”的玩意。“托孤”恰好是专制时代的把戏，与“今”是绝不相干的；因此，我现在不仅是在为《新闻天地》写“旧闻”，而且是在《新闻天地》的一个角落中，以怀古之幽情，唱中郎的往事。这是想先交代清楚的。
共产党一开口便骂中国历史是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它正高高在上地作末日的审判。其实，就政治压迫这一点来说，则专制甚于封建，而极权又甚于专制。例如政治的领导地位问题，在专制之下，某人做了皇帝，他的儿子是太子，可以接着做皇帝，这是为大家所公认，不必另外多费手脚，因而社会也少受池鱼之殃的。但极权政治，是以一个独裁者为中心的政治。即使是在极权国家里，某人可以根据法理取得政治元首的地位，但他的法理并不规定他应当独裁，并且反独裁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为了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只有把国家自然形成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一概打倒，而代替以自己所豢养的走狗型的奴才。社会在此一过程中，便会剥掉几层皮，抽掉几条筋，使社会完全变成一种在奴才统治下的下流的社会。这是在专制政治中所能避免的。尤其是一个人当了父亲的奴才，未必一定就肯当儿子的奴才，除了极少数的无耻到了极点的人以外。假使在极权政治之下，而仍要“传子”、“托孤”的话，势必又要在自己所养的奴才中干掉一大批，再为儿子养出些更幼稚的哈巴狗型的奴才，方能作用。于是社会在剥了皮之后再剥皮，抽了筋之后再抽筋，下了流之后再下流，这还成何世界？幸而史达林的儿子只当到空军中将，而史魔已死，毛泽东的儿子则死在韩国战场。不然，那还有得瞧的。所以，在今天，民主国家不会托孤，极权国家不能有托孤，这正是人类前途之所系。“托孤”才真正是历史的古董。
古董尽管是古董，但我们只要想到历史上皇室里孤儿寡妇的惨剧，便知道托孤是如何的困难，是如何的一件大事。所以曾子把“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称为“君子人也”。刘备将“阿斗”托给诸葛亮，不仅换得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且连他的儿子诸葛瞻，也战死绵竹，真是一门忠义。而阿斗对诸葛亮，不仅推心于生前，实也置腹于死后，实践了“父事”的遗嘱。若就托孤这一事而论，实为周公旦以后唯一的历史佳话，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奇迹。但周室的托孤，主要应归功于周公旦一人；而后汉的托孤，则实由刘备及诸葛亮两人共济其美。并且有了刘备，才能发挥诸葛亮的志节。所以在政治权力的关系上，刘备更为难能可贵。难怪陈寿《三国志》称他“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是陈氏经历过了汉魏之际、魏晋之际的孤儿寡妇的惨局，由悲恸的情怀中所发出的真诚赞叹之声。
说到托孤，当然首先要想到知人的问题。被托孤的人，必须具备三大条件，“有良心”、“有能力”、“有权柄”。大凡奸猾出身的开国之主，到了他的末年，一定把有能力的人杀个干净，有如刘邦、朱元璋，只留下毫无能力的奴才，作他的看家狗，所以他们身后都遭遇到家庭的惨变。到了守成的衰世，权力自然会落到外贼、宦官、奸雄三种人手中，孤儿寡妇，只有被玩弄在这般人的股掌之上。从整个的历史看，诸葛亮才真是自周公旦以后，俱备了上述三大条件的值得托孤的唯一人物。
但是刘备能使诸葛亮鞠躬尽瘁，并非仅靠他的知人之明，而是靠他由性情宽厚（陈寿称他是“宏毅宽厚”）中转出来的对个人权力的开明态度。因为他有由宽厚而来的开明态度，所以他之对诸葛亮，绝不同于刘邦之对张良、萧何，没有半点猜嫌意味夹在里面。张良、萧何，决不是造反型的人物，但他两人在晚年是用最大的心机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还说得上什么作为？这非刘邦知人之明不及刘备，而是刘邦那种性情刻毒的人物，太重视私人的权力、私人的产业，自然会对人发生猜忌之心，自然会觉得一切人都不可靠；你既猜忌他人，他人便在心理上发生本能的自卫反应。韩、彭一连贯的惨案，都是因对私人权力抓得太紧而来的猜忌心理所造成的。刘备对于陶谦、对于刘表，在权力的紧要关头，颇能从容进退，表现出陈寿所称的“宽厚”，所以在私人权力上比较看得开，因而猜嫌之心也较少，使诸葛管乐志，不受到无谓的干扰。也正因他把权力比较看得开，所以他的托孤并不是完全注重在要诸葛帮自己的儿子守住自己留下的产业，而只是顺随当时的情势，要诸葛担当起这一分“讨贼”的责任。他对诸葛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初看，这好像是无可奈何、情不由衷的话；但看他在《遗诏敕阿斗》中说“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说得是如何的恳笃！把他两段说的话合起来看，便可断定“君可自取”，是他出于对私人权力的一种开明态度的由衷之言。陈寿说他托孤是“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真是良史的特识。“心神无贰”，是形容他在托孤时无半毫猜忌之心。“诚君臣之至公”，是形容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责任，而且无私人权力的观念。因为是至公而无私人的权力观念，所以才能托得心神无贰，诸葛也便可受之不疑。诸葛的人格与事业，陈寿用“公”与“诚”两字加以概括。所以他说“公诚之心，形于文墨”，又说他的治略是“开诚心，布公道”。但任何人的公与诚，在愚昧自私、猜忌阴狠的气氛中，不仅不能发挥，并且一定要受到摧毁。可见有“君臣之至公”，才能有刘备和诸葛的鱼水结合，才能有白帝城的托孤。白帝城托孤，本是一个历史悲剧，但这却是纯洁而高贵的悲剧，这才使偏安一隅的短命政权，依然有其历史上的光辉，也使阿斗的结局较之曹氏子孙的结局似还稍胜一筹。假使刘备在托孤时，稍存疑忌，则淡泊明志的诸葛，虽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自己的公与诚，但刘备的疑忌之心，一定会给阿斗的心理以暗示，阿斗就不会那样死心塌地地“父事”诸葛，政治上的问题便多起来了。读历史的人，若没有体认到陈寿所说的“诚君臣之至公”的“至公”两字，岂但不能了解到白帝城托孤的历史价值，便也理会不到历史上祸福兴亡的契机，而一任“后之人哀后人”了。
一九五九年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