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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夫兄来函为《新天》索稿，而山中仅有旧闻，辄闲话数则奉寄，其出于赖债之情也明矣。
六月二十九日于大度山东大
两个月来，不知有多少朋友问我看过《胡适与国运》没有，我总是摇头。最近又有朋友以质问的口气问：“现在《续篇》都出来了，难道说你还没有看过？我送一本给你看好吧！”我的答复是：“天气热，最好请我吃一块西瓜。书桌旁的字纸篓总是满满的，何必麻烦我？”
其实，我之决心不看《胡适与国运》，第一，并不是假装学者的臭架子，认为没有学术性的东西便不看。庄生已经过说：“道在屎尿。”谁能断定什么有学术性，什么没有学术性？第二，更不是认为胡适系神圣不可侵犯，他的思想言论，无可批评，或不应批评。我的决心，是来自不服这口气。
今日是什么国运？毫无疑问的，是亡国的国运。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人居兴天下之功，固然是僭窃；以一人负亡天下之罪，也近于诬罔。何况胡适之也不过是一介书生，并无三头六臂。假定他一个人能单独肩起了亡国的国运，则我们这般昂藏七尺之躯，岂非形同木偶？即使把我们这些区区不说在话下，那又将置我们伟大的领袖总统蒋公于何地？我们伟大的领袖总统蒋公提挈国家的全力，以驾御区宇、奔走海内者凡三十余年，真所谓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其以理论、文学、词说、技艺效其忠贞者，都万千百数。顾乃让一介书生如胡适之者“偷天换日，断送国运”，而莫可奈何，则我们领袖的伟大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我觉得，出刊《胡适与国运》的先生们，以中国之大，五万万人口之众，而竟一切抹煞不顾，心目中只有胡适一人，纵使忠贞之士不为之切齿，区区不才，总有点不服这口气的。或曰，此事乃一小旧军阀而冒充斯文者出资为之，盖将以是为再进的羔鹰。果尔，亦见其弄巧反拙也。
昨天接到邮局送来的信件，信封上盖着“不看黄色黑色书刊”的大印，使我怔住了半天。随后下山找医生诊病，看到一幅红布黑字的长方形标语，横挂在一条巷子口上面，写的是“不看黄色黑色书刊宣传周”，我心里才明白，这又是一个运动。或者可以说，这是在修改出版法成功以后的应有的一个运动。所可惜的是，在修改出版法的争论中，许多人针对官方“修改出版法，是为了取缔黄色刊物”论调，而提出“什么是黄色刊物”的问题；拥护修改的先生们，始终未曾作明确的解答，所以黄色刊物的本身便是一个谜。这一个基本的谜未解开以前，又添上了一个什么是黑色书刊的谜，这倒是很耐人玩味的。
谜题既已悬，解谜应当人人有责。“黄色”在中国过去认为是最贵重的颜色。因黄色是象征土德的，而土又是居中央以应四方、四时，有大中至正的气象，所以历史上多半是把黄色用在珍贵的事物上面。《诗经》上的“绿衣黄裳”，是比喻上下倒置；赵匡胤做皇帝，是黄袍加身；而满清的黄马褂、黄龙旗，都以黄色而象征尊贵。现在是民国时代，传统的那一套，当然被打倒了，但大家口头上还不断地说“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以黄帝的子孙而不能读黄色刊物，对于这一谜底，我只好交白卷了。
说到黑色书刊，似乎容易猜透，但也并非绝无困难。中国一向是不很喜欢黑色的。黑人物、黑社会、塞黑、黑吃黑，都不是好东西，则黑色书刊，自然也不是好货；因此而运动人不要去看它，倒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问题是出在，什么书刊才算是黑色书刊呢？除极少数的例外，书刊都是白纸上印黑字。若因黑字而称之为黑色书刊，那将变成天下老鸦一般黑，等于叫人不要看书刊了。若系指不曾登记而私自发行的报章杂志，这在台湾乃绝无此可能，说“不看黑色书刊”，等于无的放矢。搞社会运动的先生们决不会干这种冤枉事。
思之思之，郑重思之。或许答案是这样的：书刊，都是立言的先生们写出的；而“言为心声”，所以书刊实际是立言的先生们的心。心就是良心，良心不应当用颜色来表现，但一般人又常认为社会上有种人是黑了良心的人。由此不难想见，是积累一些黑了良心的人所写成的书刊（为了生活而实逼处此的人，似乎不应列在黑了良心的范围以内），即是不顾公是公非，不顾大利大害，专为求得一人身家的享受，迎合权贵，发为吹牛拍马之词；尽可将来灭子绝孙，决不放过当前一丝半缕。像这类出于黑良心的书刊，当然是黑色书刊；这类的黑色书刊，自然应当运动人们不去读它的。不过，我常常记得朱元晦的两句话：“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所以黑色刊物尽管多，但除了强销情赠以外，市面上又找得出几个人去买它读它呢？所以“不看黑色书刊”的运动，早已收到成功了。
盖闻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欲立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法。台湾今日正处于革命的非常时代，所以用非常之法以立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所在多有；而免试升学，乃其中之一焉。
所谓免试升学，乃小学生住完六年小学后，不经考试，依其志愿即可升入初中之意。这在我国的学制上，是一大跃进。此一大跃进的目的，据教育部长张其昀的再三再四说明，是为了解决恶性补习的问题。
所谓恶性补习，指的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学生除了正课以外，还要由教师加以补习。这种补习的分量，几乎与正课相等，并且教师常常集中精力在补习上面，而忽视了正课；所以不参加补习的学生，连正课也学不好。一位能教算术四则题的教师，正规收入大约四百元左右，而补习的收入可以达到一千余元。其他的教师，也常常是补习收入多于薪金收入。所以称之为“恶性”，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在免试升学是不是解决此种恶性补习的正常途径。
根据我们当家长的人的了解，恶性补习发生的原因，不外下列几种：
第一，台湾六年的国民小学教育，因历年教室及合格教员的增加率，远赶不上学龄儿童的增加率，所以多数的小学，变成了三部制或四部制，即一个学生有的每天只上三分之一的课，有的只上四分之一的课；高雄地方，甚至有实行五部制的。少数几个有名的小学，学生虽全日上课，但每班学生常多至六十名以上，由一个教师包办，教课的注意力不周，改本子的时间更不足，便也只有马虎过去。所以台湾六年的国民教育，实际只等于三年、四年的程度。于是要升学的学生，便只好靠补习来补救。所以要消灭恶性补习的第一件基本工作，应当从健全六年的国民教育着手，使六年的国民教育，能名符其实。
第二，台湾的中学，有省立、市立、县立、私立几种。（另外有换校长最多，自打校长以至捉学生事故最频繁的华侨中学，系由教育部直辖，大概是国立的，但幸而只此一校。）大体地说，市立不及省立，县立不及市立，私立又不及县立。而在省立中学之中，又只有十来个中学办得不错。于是全省的家长，为了要他的子弟挤进这十来个好的中学，便只好加强补习，作升学考试上的竞争。事实上，能挤进这十来个好中学的，考进大学的希望最大，实关系于子弟的一生前途。于是发生少数中学不容易挤进去，而另有许多中学却招不够学生的情形。所以补救恶性补习的另一重要工作，便是要帮助已有的水准低的中学，向水准高的中学看齐。这一点能办得到，自然可以消灭因集中目标于少数几个中学而发生过分考试竞争的现象。
第三，补习出于家长要求的只占少数，出于教师的威迫利诱，使学生无可奈何，不能不参加补习的，则占绝对的多数。教师在上正课时随随便便，对于不参加补习的学生，平时加以歧视甚至虐待；考试的时候，又不出课本上的题，而只出他补习上的题。在上述情形之下，学生纵不想将来升入好的中学，甚至不想升学，但为了怕吃眼前亏，也只好参加补习。教师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待遇菲薄，一方面是因为教育行政的废弛。所以解决恶性补习的另一课题是要提高待遇，并加强行政上的督导。
第四，还有与上述有连带关系的一种情形，台湾稳赚钱的出版事业是印教科书，教书匠赚外快的办法便是编参考书。推销参考书的有效方法则是补习，而保证补习的有效方法则是考试时出参考书上的题。所以解决恶性补习的最容易的一种方法，便是限制考试题目的范围。昨天报上载有教育厅通令限制中学考试试题，大约即为此而发。但还要进一步推到平时的考试上面及大学的考试上面去，才算彻底。
由上所述，只要不是想出国，或者是想拿什么特别稿费的人，乃至只要不是夫妇整天在外面打牌跳舞，宁愿自己的儿女当太保的人，都可以承认，免试升学，没有丝毫治理到发生恶性补习的那一件真正原因；因而免试升学之与恶性补习二者间，实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实行免试升学的新竹县和高雄市，恶性补习的现象的确是停止了，这岂不是秘传单方，药到病除吗？但是要知道，医生去掉病人的病，并不困难，困难是在去掉病而病人依然能活着。假定只求去病而不管病人的死活，则任何人都可当医生。用免试升学来除恶性补习，正是只求去病而却不管病人死活的办法。好像把驼子用两块木板子夹得紧紧的，夹了几天，驼子可能夹直了，可是驼子可能已经死掉了。
最显明的是，由恶性补习所反映出来的，如上所述的台湾教育问题，都是今日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先解决这些最根本而迫切的问题，才能谈到进一步的设施。否则不止是废话，并且会把整个的教育搅乱，使各级的学校破产，以致无法收拾。
新竹县、高雄市实施免试升学，首先是大量扩充初中。旁的设备不必谈，课室和教员总得有。因经费限制，教室除临时添建一部分外，便只有挤用国小的教室。因合格的中、小学教员本已不够，只好由小学教员来兼任中学的教员。更因系志愿升学，各班级学生的程度过于悬殊，致使起码的教学效率也无法进行，遂使张部长又有天才创造的机会，在免试升学区增设许多职业训练中心，让免试升学的初中学生，可志愿去加入职业训练。这些中心的设备从何而来呢？挪用中学的。训练人员从何而来呢？还是由国校兼到中学，再由中学兼到中心。然而中学本无设备，国中教育又本无职业教育的技能，又怎样办呢？这样地追问下去，只是表现问者缺乏革命精神。革命要“从无变有”，而这种变，并不必经过什么程序，凭借什么条件，只是像孙悟空样，说变就变。
实施免试升学的结果：把原来已经百孔千疮的国民小学教育，因大量扩充的中学所作的有形无形的侵蚀，而更增大其伤痕。并且进一步把国民小学中的病象，扩大到中学里面去。不仅原有水准低的中学无法提高，并且把原本水准较好的中学（如新竹省中及高雄省中的初中部）都向下拉垮。逼得原来要自己的子弟用补习来达到升入水准较好中学的家长们，力量大点的，将十二岁左右的子弟送入未实施免试升学的邻区去升学；力量小点的，只好把小学未补习过的，再加上初中不补习便摸不到毛的功课，合并起来，加倍地补习。这好像本来吃APC可以退热的感冒症，硬说应当用科学内功；结果愈拖愈深，只有住医院。据教育机关负责的统计表示，四年来台湾的中小学教育的程度，是一年低落过一年；所以一般人的共同看法，台湾目前的教育方针，应该是质重于量。但据几位负责教育的先生们的亲身观察，认为免试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决考不取现时水准的省立高中，除非把高中的水准大力地向下拉。高中水准拉下后，决考不取现时水准的大学，除非把大学的水准再大力地向下拉。年来因为大批借读生的分发，台湾大学的水准已被拉下不少。假定免试升学扩大继续下去，结果必把台湾的教育水准完全拉垮。世界上办教育的，说是要求向上发展；而免试升学，则是要它向下发展。真所谓百年积累之而不足，一旦破坏之而有余。
但即使要新竹县、高雄市维持上述的现局，也已陷于无可奈何的窘境，因为起码的钱总是要的。钱的来源不外下述三种：一是人民的捐款，一是省府的津贴，一是出卖县市的公产。他们的公产已经卖光了，捐款则可一而不可再，而因班次必随小学毕业生之逐年增多而增多，经费也必随班次之多而增大，于是他们只有仰望于省府增加津贴。但省府为了弥补自身的四亿赤字，已经是大费经营。所以除非省府对国民教育、中等教育等紧迫问题，闭眼忍心不管，是很难有多的津贴的，所以新竹县、高雄市的负责人们，真是进退两难，火烧乌龟肚内痛。
台湾省政府在严家淦时代已开始内部化脓。周至柔先生走马上任后的硬派作风，好似一针盘尼西林，多少发生了一些阻遏继续化脓的现象。在台湾教育的生死关头，多少人希望周先生肯站稳教育原则、法理、事实的立场，再打几针金霉素之类，阻遏这已开始溃烂的杨梅大疮，并使它好好收口。山中万事不关心，但对于下一代孩子们的前途，谁又能忘记得干干净净呢？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新闻天地》第五四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