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慨

我为了能稍稍了解大陆沦陷后的一般文化工作者的情形，在可能范围内，总是想找点大陆出版的“学术性”的东西看看。就我所看到的极有限的东西来说，很粗略地得出了以下的三种印象。

第一种印象是他们对传统文化，还停留在五四运动初期的阶段。五四运动初期是反儒家，反儒家的道德精神，讲小考据，提倡文化传统中的旁支侧派，特别提倡《红楼梦》。现时大陆的学风，也是反儒家，反儒家的道德精神，讲小考据，提倡文化传统中的旁支侧派，特别提倡《红楼梦》。《红楼梦》几乎是他们的考证中心。他们把贾宝玉、林黛玉捧到天上，拿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一般人来和贾宝玉、林黛玉作比较，认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两人的有反抗性、有革命性，没有哪一个有他两人的伟大。贾宝玉、林黛玉是曹雪芹所塑造出的人物典型，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曹雪芹代替了孔老夫子的地位。贾宝玉主张焚书，这当然很合他们的味口；但贾宝玉又主张把四书保留下来，他们对这点反动气氛，却没有正式表示什么意见。可是五四运动的真正内容，在于科学和民主，他们却用专政来代替了民主；此一本质上的演变，真不知又把中国的历史拉回头多少年。

第二，在他们带点学术性的东西中，我决没有发见一本根据马列主义、根据唯物辩证法，写出了一本像样点的著作。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完全交了白卷，和苏联革命初期，在理论方面活跃的情形恰恰相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头脑赶不上苏联人。我的看法是，马列主义的所谓科学性、理想性，早被苏联、中共的现实政治，揭得穿而又穿，不能使人再在这一方面去认真地用思想，作研究，所以现在苏联也出不出一本像样点的著作来。其次，此一现象，也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器特厚，生命力特强，虽然经过共产党的大力改造，但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浅薄教条，所以共产党的思想，并没有在他们身上生根。

第三，我又发现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牵强附会，生吞活剥地插入几句马列主义的教条，以作为搪塞涂饰之具。在他们所引的教条中，不仅不能发生理论的解释作用，并且更显明地对照出这些教条在解释学术上的具体问题时的根本破产。但从这些搪塞涂饰的词句中，很容易看出这些学人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乃至被逼到无法形容的可怜的地步。王力在他的《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中说：“在史达林语言学的光辉未照耀到中国以前，我们是怎样遭受资产阶级语言学者唯心主义的影响。”试问，杀人的魔王，和语言学有何关系？而中国的语言学者，需要他的光辉来照耀？又如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说：“许多论文都重复地引用这些公式（按即典型的政治性问题），并根据它们来说明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样一些人物。现在苏联已经批评了这些错误的公式，这对于我们要比较完全地了解贾宝玉、林黛玉以及其他许多文学中的典型，是很有帮助的。”试问，公式是由客观事实所归纳而成，反转来用以解释性质相同的客观事实。幼稚的公式，不能解释活生生的事实时，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加以批评，而一直要等到苏联人的教示？难说出现在中国的许多事实，也和中国的共产党一样，是在苏联生根的吗？难说在中国人的五官百体中，单单缺少了一副发生认识作用的头脑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看了这类东西，心里真是万千感慨。但我也原谅他们，他们若不如此地卑屈，他们的生存便得不到保障。这种耻辱，不应落在他们身上，而是应当落在毛泽东身上。何以要弄得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匍匐在苏联人的面前，现出这样的卑微渺小？我不幸而是一个中国人，对这一点还是想向毛泽东请教一个明白；正和民国三十二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我告诉他“没有一个民族而可以为什么国际利益作牺牲”的一样（这是为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论）。当时毛泽东在送我出窑洞时，握住我的手说：“我将认真考虑你的意见。”现在，当然连这种语言上的策略也可以不用。

今天我在《人生》一七一期辛心先生《董显光的文化意识》的一篇文章里，看到我国驻美大使董显光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一日，在华盛顿青年会的“国际十字路星期日晨餐会”上发表演说的结末说：

……我们一旦回去（按指回大陆）后，将置基督教于我们宗教活动的第一位。……主持国家政务的人们，将会大部分是基督教徒的。我们已注意到儒教、佛教、道教大半衰落了……在中国永不会恢复其从前重要性了。它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人们……（该文后面，附有董氏英文原文）

我看完后，真是由作呕而心痛。

第一，从文化上说，董显光只能算是一个文化西崽，连文化买办的资格都不够。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它有没有东西献给人们，像你这种西崽怎么会知道？（在重庆某次的会报席上，会报的主席公开向与会的大员说：“用董显光这种西崽管国际宣传，怎会有办法？”可知他的西崽的地位是早有定论。）

第二，宗教信仰，是属于私人的事；纵使将来主持国家政务的都是基督徒，又谁有权力能把基督教“置”于宗教活动的第一位？若说由你们加以提倡，则近三十年来的事实证明，社会的趋向，总是走向你们的反面，所以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你们最好是少开尊口。现在台湾的佛教徒便有一百多万，他们虽然没有面包屑子作支持，但你这些政府的大员，将“置”他们于第几位？

第三，中国的文化衰微了，难道说你这些东西都很兴旺？希腊、罗马的文化，在中世纪的欧洲，衰微得几乎绝了种子。但它们会因此而没有东西可以献给人类吗？像你这种小势利鬼，只可以揩揩眼、摸摸头去钻个门路，怎好狂妄到文化的评价上去？

第四，使节对外讲话，是要代表他自己的国家的。自有使节以来，公开讲到文化问题时，只有介绍本国文化，赞扬驻在国的文化，以希望能在文化上彼此合作交流。像董显光这种无知无耻的话，只要稍有良心知识，并对中国文化又稍有点常识的外国人听了，真不知作何感想，岂仅每一个中国人会加以唾弃？蒋总统是基督徒，但当他以国家元首的地位和外国友人谈到文化问题时，他忍心说出“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完蛋了，因为它毫无贡献”的话吗？

前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先生屡次谈基督十二个门徒，分别四出传教，只有传到希腊、罗马文化范围内的一支，才得到文化土壤的培植而发荣滋长，其余的，则都没没无闻。所以他认为基督教会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结合。他的话，证以汤用彤氏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真是一部权威的著作）中所述佛教与中土文化互相影响的各种事实，是一种很可靠的意见。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决不会希望中国文化继续衰微下去。

我对这位董大使深刻的印象，是在民国三十四年重庆曾家岩某处的一次会议席上。当时美国的舆论，已因指摘我们的不民主而天天在恶化，大家正因此而焦虑。董先生以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的资格慷慨地站起来说：“美国所看重的只是实际的力量，并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他们骂我们不民主，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不要重视它，不必理它。”当时各位大员听后，面面相觑，静悄悄地几分钟没有人讲话。我不是基督教徒，此次不幸而拜读了董大使这一段话后，立刻想跪在地上向基督作虔诚的祷告说：“慈悲的天父，您伟大的教义，是含有以色列民族争生存的血和泪在里面。假定有这样的一个人，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曾当过袁世凯的小走狗，在九一八后，又曾受过日本人对报纸的收买；他随时准备出卖他的国家，但他说是为了您，您会不会让这种人进到您的天国呢？我祈求您，让我能真正知道您的意旨，让所有您的子民都能知道您的意旨。阿们！”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祖国周刊》第廿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