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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岑寂，忽得少夫兄自港寄来对我的命令二道：一道只有我和少夫可以清楚；另一道是“去年你答应写的文章，限你本月底以前寄到，切切凛遵勿违”。少夫分明了解我更无题目可写，但他又知道我的人生哲学是：一个人不论如何放浪，但对于内而太太，外而朋友的命令，总不能不服从，于是我只好在限定的期限内“缴令”。不过，我得预先申明两点：一、文章虽系逼出，题目则并非逼出，因为这确是我愿写的一个题目。二、这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偷了我学生的不少材料。这是应深致歉意的。
三月二十四日
萧查礼博士（Dr.Charles N.Sheet），已经于本月二十日回美国去了。在回国前的惜别会中，主人和客人，都不知不觉地流露出真挚的感情，欢笑声中，笼罩着漠漠无端的怅惘。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惜别会。我不会说一句英语，萧博士恐怕也不会讲两句中国话。平时，彼此遇着时，各人举起只手来点头微笑；此外，谁也不能作进一步的接触，谁也不想作进一步的接触。但是，时间一久了，我也自然而然地很喜爱这位美国老人，仿佛觉得自己也很能了解这位老人一样。所以在惜别会上，我也陪着大家欢笑，陪着大家怅惘。萧博士到东海大学来，是为了要在东海大学建立一个劳作制度。关于东大的劳作制度，已掀动了自由中国，而成为一条热新闻。我是一向不爱报导热新闻的。不过，我也得就自己观察所及，提出一点侧面的报导。
萧博士不是先决定一套完整计划再去实行，而是在一点一滴的实行中来决定计划。这十足地表现了美国人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精神；实用主义所蕴含的特征之一，是在不矜奇立异中，有坚韧的效率观念。因此，萧博士的工作领导，也和流行的群众运动者不同。群众运动者是要造成几个紧张镜头，煽动群众的情绪，因而来一套戏剧性的表演。萧博士则只是从早到晚背着扫帚，拿着铁锹，找着工作来做。在他的心目中，打扫一个厕所，填平一个小坑，捡去一个石子，都有同等的价值，都用同样的精神去做，因此到处都是值得他做的工作。他只是自己平凡地做，带着学生平凡地做。不仅做得实际，并且也做得快乐。他的噱头不是出在工作惊人成绩上面，而是经常流露在工作的情绪上面。学生年轻，他比学生更年轻。他在工作中有比年轻人更多的愉快，所以年轻人在为工作而流汗的时候，和他们在为自己所喜爱的运动而流汗的时候，并无两样。东大劳作制度的真正生命，是建立在这些不由纸笔所规定的情景之上。假定抱着东大的劳作计划来找东大的劳作制度，那将会使人一无所得的。
但是，我称萧博士是在自由中国最成功的一个美国朋友，并不在于上述的劳动工作，而是在于他对我们学生的态度。一般地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约略可分三种：美国人是在天真中带着粗鲁，英国人是绅士气中挟着兀傲，日本人是在礼貌中藏着狡诈。三种不同的态度，却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在不知不觉中所流露出的真实的计较之心。民族的计较，眼前现实利害的计较，从一块点心、一杯红茶或咖啡计较起。这其中自然也有例外。譬如像我所认识的不会讲中国话的几位日本朋友，却都是肝胆照人，富于风义的人物。这三种态度中最可怕的是日本的“支那通”，他们曾造成了中、日两国八年的战乱。最可笑的是美国人，它在世界上花了最多的钱，但也挨了最多的骂。作为一个国家看，不能不说它有气魄，但作为一个一个的美国人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初出茅庐的小气鬼。一群小气鬼跑到世界各地去花有气魄的钱，结果当然不会达到他们所期望的一般的友谊。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态度，也可分为三种：下流人见了外国人便捧，一般人则敬鬼神而远之，另一部分人则是在某范围内互相利用。这三种态度中，也有一个共同之点，即是不知不觉地对外国人所划的一道鸿沟，因之很不容易和外国人发展一种双方有利的合作关系。当然其中也有例外，但这种例外也是不足重轻的少数。萧博士的最大成功，与其说是表现在事上，不如说是表现在人上。他经常以天真无邪的态度，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有时固然显得有点呆头呆脑，但决看不出半分做作。东海大学有一个唯一公用的“红头车”，因为学校的经济政策的关系，它不蔽风雨的设备，和所发出的特殊噪音，从没有改善的机会。校中有地位的人士可以坐在红头车的前面，即是司机侧边，这是东海第二号的高贵位置。一般人当然只可坐在车的正常座位，据不太合乎科学的舆论，中年以上的人，坐它一次会短半年的寿命。萧博士，第一是顾问，第二是年纪大，第三是从美国远来的朋友，三者加在一起，谁也会承认他是富有坐车头的资格。但他从来不坐车头，这并非完全出自他的刻苦精神，而是为了和年轻的孩子们混在一起。有一次，风和雨从没有遮拦的前面吹打向坐在车头后面的每一个人的脸上身上，谁也没可奈何。萧博士此时自然而然地又展开了他的劳作，他从自己手提包中扯出了一块白布，和学生们左右上下地拉住布的四角。一块不够，又扯出一块来，遮住风雨的进路，这才勉强对付过去。说来也真幸运，假使这位老人不是到台中去买了这两块白布，恐怕他的劳作也是有心无力。但他为什么凑巧地买上了这两块白布，在我的想象中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一天夜晚，几个学生到我的寓所，站在大门前，说是向我“拜年”，后面却跟着有萧博士。于是我托学生翻译一句客气话：“进来坐坐吧！”他也由学生作翻译回答我：“我随他们（学生）的意见。他们进来我也进来，他们不进来我也不进来。”他既不是要来看我，更不是要向谁拜年，而只是毫无目的地挤在学生们的后面。
就我的印象来说，他似乎完全没有一毫计较之心：没有民族间的计较，没有地位的计较，没有年龄的计较。他真有点中国所说的“光风霁月”、“与物为春”的神气。所以学生于不知不觉之中，也以不计较之心报答他。学生对他是不厌、不捧，更说不上有什么利用，而只是彼此一体的合作。这里只有合作的观念，决没有“领导者”、“被领导者”那一套符箓。了解到这一点，才算对于他在东大工作上的成功，获得了更深而正确的根据。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工作来结合的。可是许多人确实做了不少的工作，但人与人的关系，并没有通过他们的工作而结合起来，则我称萧博士为在自由中国的一位最成功的美国朋友，应该可以得到大家首肯。
萧博士经常服务于美国贝利亚大学。据接近他的朋友说，他的年龄大约有六十九岁，但据萧博士自己确切的表示，则只有六十二岁。两说不同的共同根据，都在他有一位年轻的太太的这一事实之上。至于要进一步加以确定，则只好留待中、美两国富有考据兴趣的史学家们去加以考订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新闻天地》第四二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