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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共产党之争，简单地说，即是人性之争。这种说法，我觉得明快确切，比之心物合一那一类不可方物的哲学，实在简要而有力。
共产党拿着阶级性以反对人性，于是不仅不承认人类有共同的利害，并且也不承认人类有共同的知识与道德。所以人与人之间，没有可以互通的桥梁，没有可以互信的保证，只有靠劫制斗争，一如古代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的对待奴隶；其间决无由人性而来的所谓人格，乃至人格尊严这类观念的存在。
针对上述情形，所以人性才是反共的真正法宝。人性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才有人格的尊严和人与人的信赖，以构成真正有人味，人把人当人的社会。不过，这件事并不像说来那样简单，有时候，也免不了令人发出难以抑制的呼声：“我们的人性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下面这一件小事，只能算是一个不经意的例子。
穷教书匠可以请求子女教育补助金，这原是政府的德政。为了请求每一子女半年几十元的补助金，在开学之初，有“户口名簿”的校正，接着就是子女“在学证明书”。我三个儿女，恰恰是大、中、小学，一样一个；分别把证明书集齐之后，送到人事室填申请书。申请书上列明直属长官、主管长官的层层核准，我已经吓得心魂不定：原来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一堆一堆的“长官”，“长官”谁不爱干？难怪年来为了争夺这些长官，而头破血流者不少，这且不在话下。一一依照填就后，又有“联保人”一项，非要找两个保人，而且是联保联坐的“联保人”，经过几重“长官”的“核准”，时经半年，才得到近两百元台币的补助费。假定没有两人联保，我们这些穷教书匠，便会假报户口，捏造证件，来混领这样一笔“巨款”。天哪！我们忝为“教授”，在接受聘书之后，已经填过联保联坐的切结。现在为了这百把几十元，每半年又来一次，难道说这就是人格的尊严，人与人的信赖吗？我们的人性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了我这起码的人格尊严，只好扯掉三张证明书，牺牲这近二百元的收入算了。这正与司马迁“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的话相暗合。
当然，农学院这套做法，不会是自今日始，同时恐怕也不过是一种例行的做法。因此，我便感到有不少的办公事的人，能向老百姓找多少麻烦，便找上多少麻烦，能磨折老百姓多少人格，便磨折多少人格。一件事情，手续烦琐而没有一定可靠的标准，“临表涕泣”之外，常常是石沉大海，莫测高深。这是做事的周密吗？这是做事的效率吗？连办公事的人自己也多摆头不知所以。其实，这只是说明这一代的风气，大家随着风气转。在此种风气之下，包含两种意义：第一是事情应该怎样下手去做，大家还是胡然而天的莫名其妙；好像狗屁不通的学生作起国文来，只有抛下正题去乱扯。第二是做官的人只顾自己乱扯，不顾在此种乱扯之下，置对方于何地。因为大家没有人格尊严的观念，根本不感到这类的乱扯，是有伤他人的人格尊严；更想不到伤害他人的人格尊严，即是把人不当人，即是证明自己不是人，没有人性，所以没有同类之感。一个教授，连百把元台币的信赖都没有了，难道说，这就是人性的证明吗？
现在的时代，可说是人性的灾难时代。共产党正在发掘人性的根，“大力”地要把人性从根灭绝。我们自然比共产党好得多，在政治的间隙中，依然允许人性在潜存状态中存在。不过，要反共反得有力量，则只有在政治的正面，把人性发扬起来，使政治成为人性的集中表现。这话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也并不困难，所困难的是在于若干人物对于“人性”的观念，应当作点深切的反省。人性为人所共有，对自己的人性认为是可信可赖的，则对他人的人性也应当认为是可信赖的；觉得自己是一种人格的存在，则对他人也应当承认他一样是人格的存在。把他人不当人，同时也是把自己不当人。我们既基于人性而有共同的知识，有共同的良心，则一切问题应在共同的知识良心上求解决，而不要在共同的知识与良心以外去求解决。假定真愿这样做，便会发现在当前政治中，会有不少亟待改弦易辙，以求符合人性要求的地方；同时，政治的面貌也会立刻为之一变。农学院的联保，不过是可以举出的可怜之一例。因此，我此刻倒怀念起傅孟真先生的伟大来了。听说台湾大学因为他的面子，至今尚免除了“联保”之辱。为读书人多留一分颜面，即多为读书人保留了一分人格，“岂曰小补之哉”！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九日《自由人》第四二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