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美国人

世界需要美国，但有许多地方却不谅解美国。这种不谅解，有的是出于共产党的挑拨，有的是出于人类的嫉妒心，有的则是来自各民族历史文化所塑造的不同的态度与风格。

作者在本文中，指出中国人之不了解美国人，也和美国人之不了解中国人一样。作者不欲评论谁是谁非，但愿彼此应作互相了解的努力。命意纯正，发人深省。

美国，是今日自由世界的支柱，自由世界，正借重美国的经济力量和智慧力量以渡过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难关。美国自身，也正在意识的或不意识地，背负着亘古所无的历史重担而向前迈进。但是，世界需要美国，世界在许多地方却也不谅解美国。这种不谅解，有的是出于共产党的挑拨，有的是出于人类天生的嫉妒心，有的则是来自各民族历史文化所塑造的不同的态度与风格。至于美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自高自大的神情，因而引起其他民族的反感，也是很自然而很寻常之事。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各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问题。苏联为了它政治上的统治，要以自己的模型去改造人类的文化，所以它要推翻各个民族自有的文化。自由世界则是要求在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了解、互相融和的基础上不断产生更高的文化。美国朋友假定不了解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不向这一点上作更大的努力，便莫想能好好地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而历史的启示：今天没有了世界，也没有了美国，所以美国无从逃避这一种责任。

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中真能了解的已经是很少。尤其是留洋学生，它们离开了中国广大的农村，不仅是很少接触到自己国家人民大众的生活，而且生存一种厌恶卑视的心理来看自己国家人民大众的生活；在它们心目中的祖国文化，好像市侩们看到一位乡下佬初次走进都市一样，除了可怜可笑之外，一无是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文化，常常只能通过这些留洋学生去了解；甚至以为在文化虚脱状态下所产生的一般留洋学生，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则其不能了解中国文化，误解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当然之事。不过，中国文化，虽然在知识分子中没落，但在人民大众的生活态度中，依然是根深蒂固，可以说，中国文化，现在不是表现于文字之上，而是表现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社会上为什么没有生根，因而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中最懦弱得没有丝毫气力的知识分子。

我这里不想正面地谈中国文化，这不是一篇短文字可以谈得了的。我只想就自己耳目所接触的几件小故事，以看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生活态度上的不同，因而引发了我个人的一点感想。或许，在这些小故事中，也藏着有真实的文化问题在里面。

我邻居的一位朋友的孩子，学英文学得非常起劲，总想得个机会和外国人谈谈，测验自己英语会话的能力。有一天，住在附近的一位美国朋友的孩子在外面玩，他便跑拢去“会话”几分钟。过了几天，警察局找这位朋友的孩子去，说他骂了美国孩子的“父亲是狗”，美国孩子的父亲到警察局里去告了一状。我那位朋友的孩子，才知道自己英语会话的能力出了毛病；为了息事宁人，罚台币十五元了事。假定中国人遇着这种事情，大约有三种态度：多数人对于自己的小孩子在外面和人家的孩子闹了起来，总是劝戒自己的小孩子。因为中国人觉得小孩子所闹的问题，不必认真当作一个问题，并且认为对自己小孩子的教戒，可以养成小孩子的忍让和宽恕的美德。其次，若真正认为自己小孩子吃了亏，有时便直接去找对方小孩子的父亲母亲，请他转告他的小孩子：下一次再不可如此。很少有人把这种事诉之于法律，因为中国人认为小孩子们的事，是教育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此外，也有一种母亲，当自己的孩子和旁的孩子闹了架，哭着回来的时候，便牵着自己的孩子到旁的孩子家门口去大骂一顿。但社会上对于这种过分袒护自己孩子的女人，常众口同声地说她“泼妇”，所以这种妇人实际是很少的。总之，中国人遇着这种事情总是先从人情上想，从人情上首先原谅他人。美国人似乎遇着这种事情，便先从法律上想，要在法律上先保护着自己。

我十二岁的小女儿，有一天看了电影回来，在吃饭的时候，我问她看的是什么片子，她不高兴地说：“又是打红番。”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爸爸，美国人为什么常常演打红番的故事呢？”我说：“大概他们的祖先去开辟美洲时，是和红番作了许多生死斗争，他们才能有今日，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故事特别有兴趣。”“哼！我觉得文明人去残杀无知无识的野蛮人，算不得英雄。看电影的情节，好像白人的生命才值钱，红番越死得多越好，看了心里总难过。”我的女儿这样地回答我。我想：这也不错。中国的文化，本是向弱者同情，而“单打天下硬汉”的，才算是英雄豪杰。但想不到连小孩子也不知不觉地浸透了这种观点，而对荷里活的老板们苦心孤诣的作品，无意地投以轻视的一瞥。

有位教授，兴高采烈地得到赴美国进修一年的机会。但由台中跑到台北去办手续，顶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坐了十几趟火车。最后手续办妥了，朋友们为他饯行祝贺。那位先生不觉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受够了，早知如此，便不动这个念头。先前的兴趣，现在一起没有了。”大家问这是怎样一回事，他说：“向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手续，先要经过使馆的一个中国人。那位中国人，不仅在手续上百般刁难，并且说起话来，凶狠狡猾，不断与人以难堪、以侮辱，恰似以前日本特务机关里豢养的低级汉奸一样。可说没有一个办手续的人，不受他的侮辱过。”大家冷了半天以后，有人问：“日本的特务机关养这类的下流汉奸，那还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堂堂的大使馆，却养着这一种人为美国结怨呢？”其中一位朋友说：“这也难怪。美国大使馆所用的那一位人，大概具备了三个条件：第一，英文好而没有多大知识，第二，在美国人面前一定很恭顺，第三，一定瞧不起中国人，糟蹋中国人。有这三个条件，美国朋友认为这才是可靠的。”大家一想：事实大概是如此，饯行的空气，因此吹进了一阵冷风。

从前年说起，美国教会要在台湾办个大学，而这个大学，是根据基督的博爱的精神，挟带着学术自由的空气来办的。此风一出，鼓舞了全台湾的人心，各地争着这个理想的大学能在各自的家园左近实现。结果，在校址的选择上，台中市中了选，台中市民引为莫大的光荣，我还从侧面提供了一个“东海大学”的名称。筹备工作，逐步进行了，美国教会派来的代表，第一个要求是教职员要一律是基督教徒。经中国人的再三争执，才放宽为五分之一，可以用非基督教徒。共产党坚持学术思想的“党派性”，排斥异己，所以我们要打倒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教会，也一样地坚持学术思想的“教派性”，他们觉得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所教的物理、化学、数学、文学等等，有大大的不同，觉得基督的博爱精神，便是永远地要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所以这座理想的大学，须对非基督教徒加以限制，这是什么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其用心和共产党有什么分别？这是使自由中国的人们无法了解的。时至今日，该校还产生不出校长。中国人方面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学术成就的人，而美方教会则只愿意是一个傀儡，所以至今，相持不决；而社会上，也渐渐忘记这一件事情了。教会在中国办过不少的大学，正因为这种宗派性，所以有血性的学生激愤而跑到共产党方面去。纨袴子弟们则充当各形各色的买办，只有最少数的作宗教活动或学术活动。这种情形，美国教会朋友反省的结果，却认为是“教派化”的程度不够。这和我们自由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所作的政治反省，如出一辙。

在上述的小故事中，中国人之不了解美国人，也和美国人之不了解中国人一样。我不愿说这些故事中的谁是谁非，但彼此应该去作相互了解的努力，大概是不会错误的。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