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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侨筹办一所纯学术性的南洋大学，这说明了华侨在海外奋斗中，已慢慢由纯经济的动机，进而形成了文化的动机。此一事实的客观意义，是表现华侨自身已经有了高度的自觉，除了为个人物质生活的满足而努力以外，还感到应当为民族的过去和将来，也当尽一分责任。所以南洋大学之出现，对于华侨的自身，乃至对于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都是一件大事。
只看他们郑重其事地聘请林语堂博士充任校长，不能说他们没有眼光，更不能说他们没有诚意。林博士接受聘约以后，决心要办成一座第一流的大学，为华侨争光，为祖国争光，其着眼与用心，可谓能见其大。现在报章杂志喧传南大发生了波折，董事会与林博士之间，弄得很不愉快，这确是一个最大的不幸。吾人愿借此机会，一述对南大所不能自已的期待。
首先在董事会方面，有两点似乎值得考虑：
第一，董事会之与校方，不是一种劳资关系。董事会不是资方而是东主，校方不是雇佣劳动者而是宾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美德，就是东主对于宾师的尊重。相传满清骄横跋扈的年羹尧有一副对联是：“不敬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林博士办南大，力争上流，似乎没有误人子弟之意，则董事会诸公应发挥传统的美德，对于林博士及其他聘请来的先生，要代替华侨青年子弟，先做到尊师重道的情谊。
第二，办教育是一种事业。此种事业之经营，有一点与工商业之经营相似，即择人须慎，而任人必专。董事会只可以考成，而不宜于多所干涉。尤其是文化教育，说起来似乎每一个人都懂得一点；但真想办好一个大学，则需要从头到尾，真正有一套有系统的知识在那里发纵指示。最怕一知半解的人，强充内行，横生意见。譬如一个公司，假定每一股东都要自作主张，则任何有能力的总经理在经营上也没有办法。大家在文化上的贡献，应表现为出钱出力而少出意见，这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先存一个“我既出了钱，我便作得主”的心，那便使办教育的人无从负责，无从下手，结果，大家的钱和力都会白费的，这岂不与董事会诸公原来的伟大动机相反吗？
不过，我看过林博士的申明以后，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身，不免也发生一点感想；即是，林博士所说的蜚声国际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在学识乃至品格方面，都是很够标准；但我觉得他们可以在现成的文化成果中，尽一分头脑劳动者在契约范约内的责任。至于当存亡绝续之交，不计个人利害，不为环境转移，艰苦向前，百折不悔，以自尽其对文化上所应负的一份力量，则恐怕中国在国际蜚声的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无意及此。
因为在这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命中，似乎还缺少一样东西，即是起码的救世精神。救世精神的内容，是无穷无限，我们不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圣人，都能做大宗教家。但是我们只要留心人类历史，凡在艰难困苦的时代，能为人类延续文化命脉，开创文化生机的人，其内心总多少蕴蓄有一份悲悯之情，因而发生一种为人类担当责任的宏愿。于是人的交接主要是来自情意的感通，而不完全靠契约的关系；事的基础主要是来自精神的奋斗，而不完全靠外在条件的安排。因为当艰屯之运，不仅契约有时失灵，或者开始并找不出契约的对象。不仅外在条件根本不会完备，或者开始是一无所有，要经过自己精力一点一滴地去经营。不如此，便将发现芸芸众生，一无是处；茫茫大地，绝少机缘；满脑子的知识，极其量也不过是孤芳自赏。
现时欧、美诸先进国家，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艰难缔造，固然可以先谈好契约，安排就条件，以便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中国的处境，既迫切希望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能为祖国效力，而祖国不论从哪一方面说，也不能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安排并可以比美欧、美先进国家那样的条件。因此，我常常想，现在蜚声国际的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固然是民族的精华，但只要他们能在国际上蜚声一天，我们这可怜的祖国，会永远得不到他们的光顾，哪怕是在共产统治推翻之后。
所以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命中，能吹进一点起码的救世精神，以作为他们知识的动力，这为了祖国能够拥抱这一批肖子贤孙，恐怕是非常需要的。我这并不是专为南洋大学的各位先生而发，但是南洋大学的各位先生假定能多从这种地方转念头，或许对于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能有所帮助，第一流大学的志愿，便首先在此种精神之上树立其基础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