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教育”质疑

若把“计划”一词，作常识性的广义解释，则人事现象中，总含有若干计划性，值不得提出来标榜。若把“计划”限定为一个政府机构，根据政府的企图，去规限统制社会的活动，如“计划经济”之类，则其利弊得失，由各种情况和观点的不同，很难下一个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但拿计划经济的观点和办法，应用到教育上面，以形成所谓“计划教育”，则在现代教育史中，尚属少见的。

教育是对下一代的人负责的。仅就家庭言，当父母的只要能使自己的子弟受到合理的教育，使其身心有良好的发展，具备完整的人格，则当父母的责任已经尽到。有的父母，固然不免按照自己要做的事情去规定子女的教育方向，但稍有知识的，决不会以权威去强迫执行。因为这不仅当父母的不能完全料到他下一代的需要和环境，而且也不应把自己的希望去代替下一代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的权利。好心肠的父母，决不忍把下一代当作是上一代的无意志自由的工具。现代任何形态的政治家，他总不能说国家就是他的家庭，人民就是他的子弟，更不能把家庭中父兄对子弟所不能做、所不应做的事，通过政治的权力去为下一代越俎代庖地去做。政治是一种权力，权力是人类无可如何中的不愉快的产物。凡是正统的中西政治学说，无不以限制权力为第一义。所以一个政府，永远只能，而且也只应，处理摆在他眼面前的事情。把眼面前的事情处理得好，即是为将来开好了路，为将来奠定了基础。就教育来说，只要教育是合乎儿童、青年身心的正常发展，以养成他正常的选择力与担当力，则此一政府在教育上的责任便算尽到。至于下一代根据他的选择力与担当力去做些什么，这是应由下一代人的环境与意志去决定的。任何有能力的统治者，他不能完全掌握到下一代的环境，他不应彻底干涉到下一代的意志。因而仅仅根据这一代的眼前要求，以规定下一代人们的任务；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来看，确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所以言论自由，学术思想自由，是人类自由的最后堡垒。只有靠着此一堡垒，才可以为人类留下无限生机，才可以使人性保持其无限的可能性。现代的政治家，多半根据教育原理去谈教育方针，而不轻于根据一时的政府要求去规定一种所谓“计划教育”。这其中，实有现代政治家的不敢和不忍的良心在发生作用。国家越进步，这一国家的政治家之不敢和不忍之心也越加显现。所以杜鲁门含着眼泪宣布他不再竞选第三次总统了。

有人说，我国政府，因鉴于大学生毕业后无出路，以致学校毕业，即是社会失业。于是规定，政府能容纳多少人，学校便培植多少人，这是我们“计划教育”的骨干，并不一定有垄断下一代之意。假定是如此，我承认这是一番好的用心，但同时也使我感到这一用心是出自一种可悲的背景。中国有一句传统的经济政策的口头语是“藏富于民”，而现代国家之所以成其为现代国家，乃是“藏势力于社会”。所以现代国家真正的事业，在社会而不在政府。学校所培植出的人才，其最大的出路，也是在社会而不在政府。美国此次动员之成绩欠佳，其主要原因之一，为社会事业中的第一流人才没有动员到政府中来，即其例证。因此，政府办教育，其主要的对象是社会，是受教育者之本身，而并不完全是政府。有许多社会事业可以容纳高等智识分子，固然可使社会更能进步；即使没有许多社会事业，可以容纳智识分子，只要政府培养有大批的身心发育健全的青年，散布在社会，则这些青年的本身即是社会的动力，即可以自己之力创造自己的事业，以促进国家的前进。国家力量，是由社会各分子分别创造出来的。没有创造力的社会，决不能产生有创造力的政府。假定这时的政府，偏要代替社会去包办一切，此即所谓极权政治。极权政治之罪恶在此，极权政治之必然崩坏的原因也在此。我国传统，智识分子，只知向政府找出路，此为阻碍国家进步的最大原因。而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后，受共产党之影响太深。共产党是只承认作为统治主体的党，而决不承认社会的独立性；因之，过去国民政府也无形中是走的欧洲十七世纪的“万能政府”的路线。上述两原因反映在教育问题上，恐怕便是形成现在所谓“计划教育”的心理背景。殊不知，我们要国家现代化，政府正须准备走向社会的人才，使人才在工厂、商店以及农村和社会各个角落中，发生发酵的作用。至于受了高等教育而不肯走向社会，无能走向社会，这是教育本身的失败。政府应该针对这一点去用心，去下力，使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有人格独立尊严，有社会职业观念的青年，以转移智识分子的传统的风气，这才是建国的基本工作。若仅以政府的需要为培养人才的标准，则社会的需要，社会的动力，从什么地方产生呢？即退一步言，以统治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政府，今日退而统治七百万人民的台湾，将来还要上到大陆去恢复过去的统治，则即使台湾的青年，皆具有专门以上的知识与修养，使台湾成为一个文化的岛国，这不仅是将来上到大陆去的本钱，而且也应该是今日政府的抱负，也是今日在台湾的青年的抱负。若问青年都变成了智识分子，则谁个去生产养他？其实，青年都变成了智识分子，青年便会自己生产来养自己，只要教育的方针对，是不必要政府为青年担忧的。而自由世界中，青年受教育的程度，也会有自然的调节限制作用。至于因受共产党的影响而抹煞社会存在的观念之应当改变，更不待多说。因为今日的政府，是反共的政府，当然要反其道而行的。

于是有人说，大陆上专科以上的学校，思想复杂，积极的作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消极的成为政府的负担；假定今日政府在台湾，不极力加以计划的限制，岂不重蹈过去的覆辙？我认为大陆上教育的失败，假定政府人士，认为这仅应由自由主义的智识分子去负责，而不是当时的政府和国民党负最大的责任，则我敢断言，中国的教育只有更失败下去。关于这种根本性的检讨，暂时可置不论。我这里只想指出，大家都承认反共是思想对思想的斗争；若青年因受有高等教育而思想即接近共产党，则我们的反共还有什么前途呢？就整个共产党发展的情势看，凡是知识低落的地方或阶层，最适于共产党的滋长；而一个只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人，最易受共产党思想的炫惑。曾在耶鲁大学讲过学的杰·德菲斯教授，曾经统计过，共产党的指导者中的四分之三，都在二十一岁以前，即开始了激烈的活动。所以共产党的干部，只好从流氓下手，从儿童下手，决不信任成熟了的智识分子，决不允许思想有半点自由，因为他的本质是反思想、反文化的。我们反共，正应以思想去反他的反思想，以成熟的思想去反他的幼稚思想，这才有成功之望。一个政府的能力水准，是以支持他的文化意识水准去作衡断的。假定一个政府得不到一般成熟的文化意识的支持，这便是此一政府没落的信号，而应为该政府的负责人士，忧勤惕厉，深责痛改之资。如政府不此之图，反因此而怀疑文化，害怕青年之接受文化，更进而想以“工具主义”来代替自由演进的文化思想，其结果如何，真有令人所不忍言的。

卡来博士（Alexis Carrel）在其大著Man, the Unknown中有几句沉痛的话：“国民、民族，若是由以自己寿命为时间测定的标准的人来指导，则一定会发生大的混乱与破绽。我们已经知道了此种实例。倒不如，对于远的将来的事情，作一种豫备，多教育次一代的青年。把我们时间的地平线伸向我们的彼方，这是非常必要的。”（日译本页二四四）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事业有限。我希望负国家责任的人，应透过“工具”的观念，为后代多留生机，则个人的有限，岂不随着生机的无限而同其无限吗？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于台中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自由中国》第六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