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时代之儒学与明治维新

据日本历史的传说，应神天皇的八五年，即西纪二八五年，百济送了一批冶工、酿酒人及裁缝匠与日本，另外加上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之始（事实上，恐怕时间还要移后，因为应神天皇也是传说性的人物）。在这以前，日本根本没有任何文化。

不过，日本的中世纪，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佛教的天下，是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的天下，儒学只居于从属的地位。自德川幕府兴起（一六〇三年将军家康秉政，至一八六七年将军庆喜辞职，凡经二百六十四年），日本才渐渐走向统一之途。为了要在政治上找到精神的支持和设施的准绳，遂意识地提倡修己治人的儒学——在日本则称为儒教。据说，在顺德天皇（1211-1220）的遗诫中，已经说过“求治道于《六经》”的话。德川家康于庆长四年（1599年），在他的军事统一大业还未完成之前，便印行《孔子家语》，接着印行《贞观政要》等书籍，以表示他的祈向。不久，招聘当时的朱学大儒林罗山（1583-1657）总揽文教之责。于是宋明之学，通过禅宗的媒介，德川的提倡，才真正完全了凝铸日本民族的任务。德川近三百年间，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发荣滋长，为日本明治维新准备了精神的社会的条件。没有德川三百年儒学的培养，便不会出现明治维新的奇迹；这是日本的史学家，所不能不一致承认的。

儒学在德川时代，简要地说，尽了四种任务。第一是引发了日本民族性的自觉，使其完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各派儒学者的“尊王攘夷”（即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运动）、“王政复古”等口号要求之下，一面使日本面对西方的压迫，在精神上挺立起来；一面经过“大政奉还”、“版籍奉还”而很轻松地完成了以一个中央政府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的形态。第二是由儒家经世之学，渐渐建立起政治的规模；并且从武士的恩仇活动半径中脱壳出来，真正给日本人士以国家社会的意识。连对于过去武士活动加以理论化，使其能与伦理观念拉在一起，也是这一期的儒学者的工作。可以说，日本到了德川时代，才真正有了政治意识，才真正有了政治设施。所以制定明治宪法的元勋如伊藤、井上、金子诸人，都是深沐儒学的熏陶，决非偶然之事。第三，在德川以前，只有佛教对日本的平民，从信仰上发生了一点宗教作用；此外，日本的平民，可以说根本没有文化。德川前期的儒学，其活动固多限于幕藩的政治范围。但到中末时期，则承宋明讲学之风，展开社会的教化活动；每一著名的学者，常常弟子数千人；并且以“心学”激励平民，陶养世俗；不仅一般的伦理观念，由此而在日本的社会生了根，并且儒家的实践道德，教化了新兴的市民阶层，有如清教之教化了欧洲的新兴市民阶级一样，而形成了所谓“町人道德”，为明治的实业家们在人格上厚殖其基础。儒学的道德教化，在幕末而普及，而完成；接着来的便是明治的维新，没有一个史家能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线索。第四，德川时代的儒学，虽末期有一小部分受了清初考据学的影响，但主要的是程、朱、陆、王之学。其矫程、朱、陆、王之末弊而主张上追孔、孟的所谓“古学”，实际只是扩大程、朱、陆、王的范围，抑汰佛、老的影响；本质上依然是义理之学，换言之，实际还是宋明之学。宋明学的中心观念是“理”，理是没有上下古今中外的任何限隔的；所以不以树立门户，大抵只要于理为可通，即认其为学之所在。所以德川时代朱、王之学，既由分立而趋于会合折中；则一旦与西方文明接触，在“理无不同”的观点之下，一样认为可以贯通融会。德川时期中的排斥西化，就现时考证所得，只是排斥教会；对于西方天算制器之学，大体认为也是“理之见于形而下”者，应该加以研究接受。这种观点，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差不多。现人多以张之洞的口号为不通，为妨碍了中国的西化；但由张之洞的口号去接近西方文化，比由胡适之氏《红楼梦》等考证的方法去接近西方文化，实在简捷得多。所以日本德川末期的大儒，多尽了西方文化在日本播种的作用。没有上述四种工作，则国家不成为国家，社会不成为社会，个人不成为个人，如何能担当明治维新的大业？德川时代所准备储积的精神，在到明治而得到发扬，到了大正时代而渐归枯竭；大正以后的日本人物气象，与明治时代的日本人物气象，迥然不同，这在现代日本明智之士的中间，也有不少的人察觉到了。

以下，我把德川时期儒学的活动，作一个极简短的叙述，希望可以多少作上述论点的注脚。不过我这里所引用的材料，多限于各人由其所学以贯通出去，发生外部影响的这一部分；至各人学问的本身，则因篇幅关系，不能不从略，这是希望读者事先了解的。

德川时代的儒学，大体可分为七派。计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折中学派、独立学派、石门心学、水户学。

一、 朱子学派 这是德川时代的官学。宋学于镰仓末期传到日本，到了藤原惺窝（1561-1619）而开兴隆之运。林罗山出于惺窝之门，笃信朱子，历事四代的将军，其子孙继承不绝；这是最早的朱学，也是朱学的京学派。此外则有发源于土佐的南村梅轩的海南朱子学派，此派中最著名的则有唱尊王论的山崎暗斋（1618-1682）。然朱学在日本成就最大的应推大阪朱子学派。由八代将军吉宗的援助，于享保九年（1724年）创立怀德堂，以三宅石庵、中井甃庵等等递为“学主”，传承五井持轩的学灯。怀德堂的学风，以朱子为主，但亦不废古学与阳明之学。重视实业教育，教育儒学思想于工商业者之间；并涵养稳健的勤王思想。怀德堂的壁间标明讲学的宗旨为“尽忠孝”，“励职业”，“允许没拿书本的人听讲”，由此可以窥见此一学派的精神。后出的中井竹山（1730-1804）及履轩兄弟，俱以勤王论及其良好的经世意见留下很大的业绩。另为朱学一派的贝原益轩（1630-1714），著《益轩十训》，将儒家修己治人之学，具体化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间，以努力于庶民教化；其用心与怀德堂之诸儒正同。

二、 阳明学派 开日本阳明学派的为中江藤树（1608-1648）。其下分为省察与事功二派。日本阳明学派之共同特色，为较朱派更重实践。这一派后起的人物有大塩平八郎（1794-1837）、梁川星岩、佐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阴（1830-1859）、横井小楠（1809-1869）等。梁川星岩是一代诗人。他认为打开当时各种矛盾的途径，在于尊王运动；于是以其诗歌，联络并鼓舞各地的志士，在京师造成尊王攘夷的舆论。佐久间象山以西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因其为实学，故拿儒学精神，可以为圣学之资；故一面主张攘夷，一面主张“开国”。吉田松阴，以王学为主，并吸取朱学、古学、禅学之精华；更沉酣兵术，研究欧洲之军事技术与战史，以实践之力支持其尊王论。受其熏陶的人材，在明治时代多功业彪炳，使其恩师“二十一回猛士”之声名，永垂青史。横井小楠，常正视当时政治、社会、经济危机，主张开国采用西洋学术，以谋国家的强盛。总之，幕府末期的王学人物，在其知行合一，献身于国难之打开的这一点上，正表现王学的真正精神，大体是一致的。

三、 古学派 不满意于朱、王两派，以朱、王皆系阳儒阴释，非孔、孟之真传，遂主张应当回到孔、孟的身上去，以窥中国文化之全，这就是所谓古学派。最先倡于山鹿素行（1622-1685）。他对前代武士之实践生活，与以儒学的说明；将日本的传说，作儒学的解释，以提高日本民族之自信心。其次为伊藤仁斋（1627-1705）。他开始是服膺宋学；后以宋儒体用理气之说，皆系佛、老之绪余，又以《大学》非圣人之遗著，遂走入古学一派。他主张以爱他底实践，为修养的纲领；由日用寻常之努力，以扩充人人的四端，使道容易与庶民接近。其实这还是宋明之学。他住在京都堀川讲学凡四十年，故称为堀川学派。门下自并河天民、中江岷山以下，凡二千余人。由元禄中叶至正德末期（约1695-1715之间），风靡日本者约十分之七。其次，则有荻生徂徕（1666-1728），称萱园学派。他不重省察而重知命，且长于政治经济等问题，对当时的政治颇有贡献。仁斋尊《论》《孟》，彼则更上推而直通《六经》。其门下常聚数千人，以最卓越之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等为萱园八子，支配日本学术界者凡数十年。

四、 折中学派 此派主张不拘一派，采各家之长以成一是；并特别将儒学与经济关连。萌芽于榊原篁州，一时人才辈出。其中广濑淡窗（1782-1856），自设咸宜园私塾，五十年间，前后教育弟子凡三千余人，在日本近世教育史上，有不可埋没的功绩。

五、 独立学派 此一学派何以得名，我现在还不很清楚。其学风似与折中派无大出入，其得意之时代亦与折中派略同。或者这一派的人们，都与松宫观山一样，意识底要采各家之长，以创造“日本底儒学”。此派著名人物之三浦梅园（1723-1789），树立“条理学”，将儒学家的宇宙观与科学的宇宙观加以综合。一面以忠孝为立国之大道，提倡特殊之大义名分论；一面精研天文、历数、地理、医学、博物、生理、卫生等自然科学，使其成为日本近世儒林史上无比的学人。此派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二宫尊德（1787-1856）。他倡导采神、儒、佛之所长，以建立切合实用之教。平日以诚、勤、节、让等德目教弟子，以改正一家一村的日常生活，修造桥梁道路，整理耕地，植林，解纷，教化民众，为实践躬行之实，与日本社会以影响。

六、 石门心学 这是将朱学、王学的身心性命之精微，具体化而为卑近的日常道德，展开广大的教化运动，使儒家精神，普及于日本社会的一派。此派开宗于幕府中叶，宏扬于幕府后期，在日本儒学界放一异彩。其始祖石田梅岩（1685-1744），以四书、《孝经》、《小学》、《易》、《诗》、《太极图说》、《近思录》、《性理字义》、《老子》、《庄子》、《私论语》、《徒然草》等，虽为当时流行之书，但平民不易了解；乃以眼前生活之事实为材料，作实证的说明，使人能于困难复杂之现实环境中，心中有主，以确立生活之安定。到了手岛堵庵的时代，更力求教化工具之通俗化。以儒学的说明，纯化武家的修养；采不用文字的道词，对平民传授日常道德的要领；编适合于儿童的教材，使子女之入门容易。其道大行。及中泽道二出，更将此出自江户，流行于京都大阪的心学，宏扬于关东，开关东心学百年的基础。柴田鸠翁则凭借其优美的道词，普及心学的教化。其共同的口号是“你先知道自己”；除了忠孝的基本德目外，更提倡正直（他们以正直乃离人欲而就天理的表现）、忍耐、俭约等。他们不离开日常生活，不否定商业行为，所以他们的教化，成为日本的“町人道德”，一直到现在在工商业人士中尚保持其影响。因为心学是一种解放的思想，所以他们的教化对象，不论身份，不论都野，上自公卿大名，下至农商婢仆，都可以立于他们的门墙。他们在一百四十九个地方设有讲舍，教化及于日本当时的五畿七道五十九个国，登堂受业的凡三万六千余人，对于安定日本社会，凝结日本人民的精神，发生了莫大的作用。

七、 水户学 代表后期的日本儒学，与幕末政治以大的影响，直接开明治维新立国运者为水户学。水户学之创始人为朱舜水（1600-1682）。他的学生栗山潜锋、安积澹泊，乃初期的中心人物。舜水虽以朱学为中心，但不立门户，所以日本儒学各派的精英，渐会聚于水户，形成日本学术之一大总汇。朱舜水身膺亡国之痛，特望夷夏之防，故水户学派特发扬《春秋》的精神，阐明大义明分，确立国家道德，发展而为尊王论，鼓舞当时的士气，为“大政奉还”提供理论的基础。舜水长于史学，故水户学派特重历史之纂述，奠定日本史学的基础。因宋明学之基本精神在乎崇实，故水户学派当时强调“忠孝不二”，“文武不歧”，“集以思，宣群力”，以求一致对外。虽主张“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反对教会及西方的政治活动；但同时主张吸收西洋的文物，以求有益于文武治道。德川时代的儒学，至水户而集其大成；由此向前一步，自然开启维新的大业。

总之，德川近三百年的儒学教化，陶铸了日本国民及国家的精神。只有在此种精神之下，才能走向明治维新的大道。而德川三百年的学术，归根结底，都是宋明之学。思辨与实践合一，人格尊严，人格平等；从人格中发生力量，以及否定权势权力，求真理于自然之中（所谓天理），这都是宋明学的基本性格的一部分，这在日本都得到证明，得到成效。中国近三百年，则斥宋明学为空疏，或者主张根本不要中国文化，或者想从饾饤考据中去求与西方贯通之道；以小智小巧，走旁蹊侧径，以其遂标榜垄断之私；既不能从大纲维处了解中国文化，自然也不能从大纲维处了解西方的文化。自欺之人，使现代的中国，在文化上完全一无所有。我希望青年们能好好研究日本德川时代的这一段历史，从这一段历史中发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西文化相通的线索。有志了解自己的文化，一定要先把握住孔、孟、程、朱、陆、王这一个大纲维，知道中国人过去所说的学问，到底是什么；而不要随着终身在旁门侧道上彷徨，反自以为得意的人们说瞎话；这才是做学问的正当途径。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三民主义半月刊》第廿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