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民立命

唐君毅先生在《人文精神的重建》的自序里说：“民主自由，是为生民立命。”大哉斯言，我在这里将其含义略加申述。

张横渠讲的这句话主要是从教化上说明读书人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此处的所谓“命”，指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具万理而无不善”的人性。此性不受外在的、后起的东西的规定，而系与有生以俱来，所以称之为“命”。《左传》：“人禀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中庸》：“天命之谓性。”天命的命，实同于西哲“天赋人权”的所谓“天赋”。生民皆有此命，所以皆是完满具足，皆可以做顶天立地的人。但是照中国的说法，因“气质之禀，或不能无所偏；物欲之私，或不能无所蔽；是以于性之德有所不明，而触意妄行，或堕于夷狄禽兽之域”（见朱子《论语》“或问学而时习”节），生民的命遂坎陷蒙蔽在里面，伸长不出，站立不起，生人之道即将归于废绝。这是宇宙间最大的悲剧。读书人是要希圣希贤，是要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对于此种大悲剧之不得解救，即是自己性分内有所亏，自然不能不发生迫切之感，自然不能不拿出自己的担当来，以教化之力，就生民所固有之命，加以启迪诱发，使其伸长站立起来，以完成每一个生民的人格。这是从孔子以至宋明诸大儒建立师道、讲学不辍的一大共同悲愿。中华民族屡经巨忧奇变而依然能绵延嗣续，屹立于天壤之间，即是此种悲愿所发出的宏力。

不过，生民的具万理而无不善的命，同时也应该是在其生活上能有平等自由的命，亦即是政治上的天赋人权之命。假定有前者而无后者，则不仅不能在抑压委顿之下责人人从道德上去做圣贤，即使是圣贤自己也应从抑压委顿中翻转出来，使自己随着天地万物，皆在其分位上能各得其所。圣贤为了拯救天下，为了“一人不出地狱，己即不出地狱”，而可以忍受抑压委顿。但圣贤不仅不以抑压委顿期望之于他人，并且也绝不以抑压委顿的本身为道德，否则即是奴隶的道德。奴隶的道德，历史上常常成就了少数暴君的不道德，以造成罪恶的世界。所以人格的完成，同时必须人权的树立。人格与人权真正是相依为“命”而不可分离。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这才是立性命之全，得性命之正，使前者有一真确的基础，使后者有一真实的内容，于是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

中国的圣贤，对于人格所应凭借的资具，不是没有注意到。所以一方面承认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一方面又特别以“无为”为君德，并提倡爱民的德治。但是社会的经济活动必受到政治影响，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即不能解决。所以中国历史上人民生活的大破产都是来自政治上的黑暗。于是“制民之产”的愿望只好徒托空言。其次，中国圣贤对于政权运用的形式，除了“圣君贤相”以外，再没有想出其他的方法。君不圣而相不贤乃古今中外历史的共同现象。于是希望的是德治，而实行的是暴政、昏政。圣人至此，除了“隐居以求其志”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方法。且即使有了圣君贤相，实行德治，这也不过是由上而下的“雨露之恩”，对生民固有的顶天立地的“命”而言，依然是一种委曲。所以中国圣贤为生民立命的悲愿，结果只落在讲学著书的教化上面。然而教化尽管教化，我们也尽可相信人性之善而生民可以接受圣贤的教化。但在教化之下，眼看着生民婉转委顿于专制独裁之下，生命与意志失掉了自由和保障而无可如何，圣贤此时必悲痛于教化之无权、教化之无着落，即不能不承认此即教化自身之一大限制。何况政治没有民主，学术即绝没有自由，教化即绝没有自由。所以宋明讲学无不受到政治上的直接压迫；而今日独裁国家，不特对思想教育，百端统制；并且进而从读书人手上，夺去教化的大权；将独裁者错悖童的妄说，凭政治的暴力，来代替古今中外圣哲科学家们日积月累的真知灼见，逼着人们去背诵恭维，以毒害儿童青年，欺蒙愚夫愚妇，此之谓杜塞慧根，断绝慧命，即是“为生民绝命”。若有人起而指其愚妄，马上会说你思想有问题，其生命即因之不保。这是我们东方今日所面临的现实。假使孔孟复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号，以求能先从政治上为生民立命，打开从教化上为生民立命的困难。而孔孟在今日所讲的教化，亦必是以促成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教化。论中国文化而接不上这一关，便不算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甘苦。欲融通中西文化，首先必须从中国已经内蕴而未能发出的处所将其迎接出来，以与西方文化相融通，这是敞开东西融通的一条可走之路。假定于此而先把自己锢蔽起来，岂特徒增中西的扞格，且亦阻塞中国文化精神应有的发展之流，不足以言“通古今之变”。唐先生的此一惊天动地的补充，给今日谈民主自由者以一明确的指归，以见民主自由不是为了政客们的便利；同时给今日谈中国文化者以一当头棒喝，以见中国文化绝非供奉之资、独裁之具。横渠地下有知，当拊掌大笑，说“唐子可谓能为古圣继绝学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人生》第七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