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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先生此函，不仅对我个人，多所疏导，对社会当前风气，亦系一主要之疏导。我是主张在文化方面，应多做点疏导工作的。疏导即是“接引”。但恨自己学力不够，所以常常以此期望之于牟宗三、唐君毅两先生。故特将此信郑重刊出。惟我八月十一日给唐先生的信，虽无底稿，但年来这一些的问题，曾不断地私相讨论，所以内容大体还记得。因为唐先生此信中似乎把我的信在某些地方看错了，所以简单列举出来，并供读者参考。首先我得声明的，我平生除熊先生外，受牟、唐两先生的益处最多，对两先生的推重，有加无已，曾因此而招致若干误解，大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不过，我是一个富于妥协性的人，觉得可以彼此沟通的，便应加以沟通。所以遇到社会对两位先生的批评，常与人争得耳红面赤；但随后也把人家若干意见，提出来和两位先生讨论；因私人友谊太深，也常反复争论不休。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人认为文章太长，文字又近于艰深；我一方面觉得这是来自时代风气之薄，一方面也是我们接引的方法不足。所以主张文章不宜太长，内容非万余字可尽者，宁可运用技巧，分作两篇、三篇独立论文的形式去发表。文字方面，主张尽可能地力求平易，减少一般读者的困难。这里我决非以什么标准来说文章的好不好。因为刊物是要人读，而读刊物的是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当然我承认这其中许多不是关于文字，而系关于读者的程度及读者的耐性。同时我要求唐先生为《民主评论》写几篇轻松的文章，因为唐先生这一类的文章也写得非常地好；这是为了读者，同时也是为了唐先生。想借此使读者了解许多不易看懂的文字，是在内容而不在文字技术。其次，假定说我有一点思想，这思想的方向，可以说是与两位先生并无不同；但我觉得文字语意之间，总希望能避免误解。唐先生有一封信上，说到不平而后能使之平，我则以为平而后能使之不平者平。例如我认为政治民主，是要在思想文化上生根，如唐先生所说的种种。但我并不因此而认为民主政治便是浅薄不足道。某一问题的重要性，当视其谈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不一致。谈哲学时便推尊自己所信的哲学，谈政治时便可推尊自己所信的政治原则。我不很赞成各问题各部门都是层级的金字塔式的关系，在下的一部门为达到在上一部门之一阶段。因为这样一来，只能承认在最高一层的才有价值，而其他的部门会落空。有位朋友告诉我曾见唐先生有篇文章对民主政治，若有不屑不洁的口气，固然我知道这是唐先生对于许多假民主之名而否定学术文化之徒的愤激之辞，但我仍将这种情形转告唐先生，觉得不必引出此种误会。我知道唐先生对民主政治的热爱，而一直是为它想在中国如何能生根之道。因此而我们应倡导儒家精神，及西方的人文主义、理想主义；我从来未怀疑过这些文化的大流，会与民主政治相离反，或者以为会造成极权政治。同时我也从未以为谈到学术问题时必须落在政治效用问题上面。不过认为假定谈学术问题而涉及政治时，只指出民主政治必须以这些文化为根源，而在文字的技巧上，不要使人因此而误会到我们是在贬损民主政治。我曾经说过民主政治的本身，即是对政治的限定，对学术文化的开放。所以理想主义可以作民主政治的根源，而经验主义也曾为民主政治而努力。若是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对于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只作为是思想问题的争论，在政治观点上可以付之不问。若像许多浅薄者以为要民主便须否定儒家、人文、理想主义等，这是他对民主之未能真正理解，并且他所说的并不是民主，民主本身没有这种粗犷的否定性。若谈到理想主义等而便卑视政治上的民主，则人们也当然可以不加欣赏，因为大家不能离开政治上的现实。所以我以为学术上的争论，不必牵涉到政治上的争论。另外，我在那封信上，还提到不赞成唐先生在《西方文化之根本问题》一文中对黑格尔的意见，并对宗教为西方文化核心的说法，也表示怀疑。这不是反对宗教，而是觉得宗教以外也有一根有力的线索。这都是平日通信随便谈个人的意见。至于一谈到政治，我之所以尊重民主，是因为我虽未负过实际政治的责任，但我个人在实际政治中的痛切体会，反复推求，大陆何以沦亡，国家何能恢复，只有在这一点上求得答案。我们可以说文化问题不解决，国家无前途；也可以说政治问题不解决，文化也无从谈起。近年来在文化上的许多阻滞、诬矫、委曲，不是真正来自学术上的争论，而是来自若干政治上的干扰。学理上的争论，我认为是必要，而政治上的干扰，实际上并且也损害了政治。我决非以民主为摩登而加以趋附，更非想以此为攻击任何人任何派之工具。至于去年胡适之先生返台时，我曾主张对胡之批评暂时放下。第一，我并不是崇拜他的权威，因而转变了我学术上的基本态度。第二，我不是想借此作何种政治企图，或者是加入到捧胡的一派中去找个教书的饭碗。我那时的感触是，他的学问成就和思想路数是另一问题；但于此乱离之际，读书人应尊重读书人，应该使社会风气转一转，使社会知道读书人也是可贵的，使社会上多有几种标准。而人与人之间，一面应知道什么地方是与人不同，也应知道什么地方是与人相同，这便可消除人间许多隔阂。同时，我认为那时攻击胡氏者的动机和目的，与我们平日对他的批评并不相同。陈布雷先生在死之前不久，曾把他写给胡氏的一封长信的底稿给我看，内容是说明蒋总统在主张政治的自由民主上，与胡氏并无不同，但实际上遇着了哪些障碍，以争取胡氏的合作。去年与胡氏打对台戏的人，好像是说你要自由民主，我们却偏偏不要。这实在是对蒋总统与台湾以莫大的损失。我当时非常愤慨何以今日连陈布雷先生这样的人也没有一个。老实说，这是政治观点，不是学术观点。因此而引起的误解，我感谢唐先生给我以说明的机会。但是唐先生的这一封信，对于当前浮浅的风气，确是有力的一针。我之主张将此信发表，其意固然是作我个人的鞭策，同时也望社会好学深思之士，能因此而有启发。
徐佛观书于台北九月六日夜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四卷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