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真正的汉学家安冈正笃先生

日本现时的汉学家，大体说可分三派：一派是继承日本“国学派”反汉学的传统，但进一步以治汉学的外表来达到反汉学的目的。这一派可以津田左右吉氏为代表，他著了不少关于这一类的书，其所采的途径是以穿凿零碎的考据，把中国学术的真正精神拆散、曲说，然后作出中国文化一钱不值的结论。他在《支那文化与日本》一书的序言中，很清楚说明假定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承认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便会增加中国人的信心，增加中国人的抗日意志（此书系在中日战争中出版），增加日本对中国“活动”的困难。他所用的方法与态度，恰和五四运动后若干人所倡导的“新汉学”相似；而津田氏在上一序文中，也正是引中国这一派来相印证。这一派不曾了解学术的普遍性，最低限度，不曾了解中国文化的普遍性；更不曾了解一个民族的光荣伟大，主要是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在文化上不能传承和吸收的民族，是生命力已经僵化了的民族，因之也决不是能创造文化的民族。

另一派是受清代学术的影响，致力于中国学术专题的考证。他们是采取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在考据方面用力甚勤，成就也甚多。现时在各大学的汉学讲座中，以此一派最为有力。这一派之不同于前一派，是他们没有混杂着政治的动机，保持客观的态度，所以他们考证出的某一部分的事实，各有其学术上的贡献。他们对于自己所治的一门，都有浓厚的兴趣与深厚的感情。不像中国有些人抱着中国的东西向学生讲了半天，结果宣布“这实在毫无意义”。我不知这种人为什么不选择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去向学生讲，而偏选无意义的来自讨苦吃。

此外的一派，是受中国朱学和王学的影响，从思想上，从人生上，来了解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一派，这是日本汉学的正统，也是凝铸日本民族文化的一支最大的动力。日本的儒者太宰春台，认为“日本人之所以免于禽兽之行，皆由中国圣人之教”。其实，中国圣人之教之所以能使日本人免于禽兽之行，正由日本这一批儒者的真诚努力。日本大儒之一的伊藤仁斋，在《论语》每卷的卷首，都写上“最上至极，宇宙第一”八个字，由此可以窥见其无限虔敬的精神。由日本儒者此种虔敬的精神，所以儒教是中国的文化，同时也是日本的文化；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同时也是日本的圣人。这还有什么民族的间隔，乃至民族的高低呢？认真地说，中国文化，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死去，却在许多日本人的心中活着；这是中国的耻辱，是日本的光荣。西方的国家中，假定有人以基督是希伯来，苏格拉底是希腊，而认继承其文化大统，会有民族的问题，那才真是笑话。此一派实际为日本储积了明治维新的精神，也不断地从精神上提撕陶冶了明治一代的维新人物。到了大正时代，此风突为之一变。儒家在社会的影响，让位于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法西斯主义，因而酿成横决亡国之祸，而汉学乃缩入于书斋中，成为少数学人考据专精之业。当然仍有一部分人士，由近代哲学的修养，回转身来，从思想上肯定中国文化，阐扬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仍能在人生中生根，这可以“斯文会”的一派人士作代表。而活力最强，给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我这里要介绍的安冈正笃先生。

在上述三派中，固然我不以反汉学为目的者为汉学家，我也不以纯考证学派为真正的汉学家。纯考证学派，当然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但此种学术的价值，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并不相干，因为他们根本不落在文化价值的问题上面。中国文化的价值，必须在人生实践中去领取。而中国文化对人生实践所提供的不是瑰奇特异，而只是“布帛之言，菽粟之味”（程伊川祭程明道语）。这是意味着中国文化所给与人生的，一方面是平淡，一方面是经常。假定不从人生实践中去领受中国文化，则将觉得文字上所表现的只是一种平淡，而不见其为不可须臾离的经常。不能意识到是从经常中转出来的平淡，这是现代人所不能欣赏也不必欣赏的。因之，现代人（包括中国和外国人）便很不容易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核心，便也不容易承认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应占的真正地位。所以孔、孟而后，中国文化的命脉是在宋明的程、朱、陆、王，而决不在清代的阎、胡、戴、惠。日本的真正汉学，是由朱学、王学以上追孔、孟的这一派，而不是书斋文经堆里的考证家。明了了这个意思，便可明了我称许安冈先生之为日本真正的汉学家，决非阿其所好。

我之认识安冈先生，是在一九五一年旧节端午的那一天，由一位友人的介绍，他请我们在某一株式会社的别墅中吃精致的日本料理，盘中一尾鲤鱼，巧妙地栽着一枝小菖蒲，特别增人节物之感。那时中国大陆已经沦陷，日本还在占领之中，大家所谈的自然是国家的忧患、世界的忧患。但我发现彼此忧世之心相同，而他的风度，却于坚韧不拔之中，特别现出一种从容坦荡之致，当问题谈到紧迫时，他却引用一句朱子或阳明的成语，使我觉得问题的归趋，也只是如此。这我才感到因为他对于“理”是“资之深”，所以便能“信得及”，因为能信得及，所以自然能忧而不惧，思而不迫了。

不认识安冈先生的人，以为他总有七十上下的年纪，因为他成名得太早。见面，则好像四十几岁的人；而真正的年龄，还不到六十岁。我最先读到他的一本著作是《王阳明研究》的第十版，而其初版则为大正十一年三月，即民国十一年三月，这时他不过二十多岁。我不知道这部书是不是他的处女作，但他一生得力最深的，确是阳明之学，再由阳明而推扩开去，则绝无可疑的。他认为“凡人间所能创造的最庄严的人格，都由阳明所实现；他的这种创造人格的强有力的思想，凝结而成为阳明之学”（上书再版序）。这两句话，不仅表示他对阳明的信心，同时也表示他突入到阳明之学的中核，也突入到中国文化的中核。中国文化，都是中国圣贤，由人格创造中流露出来，以启发人人各自完成其人格创造的。此外，我读到他的《东洋伦理学概论》、《东洋政治哲学》等，这都是从身体力行中来阐发中国圣贤的实学，把握中国圣贤的精髓，以拯济人类灵魂饥渴的著作，不是玩弄烦琐的论理与空虚的概念的著作，所可同日而语。日本文部省于昭和五年特推荐《东洋伦理学概论》为最好的伦理学书，短期内销到十八版，诚非偶然。他以其身体力践的一贯精神，流露而为著作，前后不下二十种。此外，则击剑、围棋、赋诗、写字，都有精深的造诣。他的字，于深厚之中，有飘逸之致。假定我们因他对宋明学的造诣，而以为他是一个带点迂腐气的道学先生，那便大错而特错。他是带有英雄气、名士气的道学家，而英雄气更多于名士气，这是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

但是，若仅从一大堆著作中去了解安冈先生，则安冈先生也不过是日本许多作者中的一个作者；与一般作者去争一日之短长，这个是他的本愿。他是要在人生中实践中国的文化，要在社会中实践中国的文化。他要使中国的文化精神，给与徘徊于十字街头的日本人以启发，使其能浸透于日本人的云为动定之间，给日本人以一条正当可走的路。他以宋明儒讲学的精神与方法，在战争期间，曾办一个金鸡学院，这里所教的不是一堆泛滥的知识，而是圣贤切身作人处事的道理。学生来自社会各种职业、各种年龄，修学的期限也有伸缩性。这个学院是使每一个人反身切己而有所得，不是什么资格、文凭。几年的结果，他的学生遍日本，有海陆空军人，有各公司的经理，有中小学校长，有各机关的课长课员，大家都以师事之，称为“安冈先生”。他也“抗颜为师”，以师道自任。战后金鸡学院被废，他又结成全国性的“师友会”，以“攻究东洋政教的精粹，究明世界新的情势，给现代人以正当的教养与指针，以助成日本之复兴及内外文化之提携为目的”。每月开讲座两次，初一是“照心讲座”，由安冈先生讲阳明学，及其他中国圣贤之学。十五日是“时务讲座”，由名人作专题讲演。有一次，师友会在东京护国寺月光殿，作三天全国性的集会，特约我去作一次讲演。安冈先生告诉我说：“我要使你从这些全国各地的农村领袖中，知道除了混乱的东京以外，我们尚有一个广大而坚强的农村，可见我们日本不是没有前途。同时也借此机会，使日本各地农村的领袖，知道中国有这位徐先生。”集在这里的几百人，有许多人的年龄，和安冈先生不相上下，而且都是在社会上负责任、有地位的人。他们一概是自己动手来招待自己的先生和先生的客人，决不假手于“下男”、“下女”。这是中国“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在开讲的时候，其仪节之庄严肃穆，听讲时精神的凝集贯注，无一人一刻有怠容苟色。我感到从书本上所想象的旧日高僧大德、硕学名儒，上堂讲学的盛况，不图在日本躬逢其盛。真是既以自幸，尤以自愧。

因为过去有许多日本军人很尊重他，或支持他讲学，或拜他为师，于是有人说他是右倾势力，因此而于日本占领期间被盟总追放，直到旧金山和约签订的前夕才被解除。其实，这是一部分人的误解。一个真正以儒家精神为命脉的人，无所谓左，无所谓右，而只是一个“中”。落在现实上，尽可由道德的观点不赞成浮薄的自由主义，但决不会赞成反自由、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因为无自由，不民主，便根本没有道德。尽可由仁心的表露而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决不会落入狭隘的国家主义的陷阱中以致成为侵略主义。因为不爱自己的国家是不仁，因爱自己的国家而危害旁人的国家，一样地是不仁。除了道德，除了仁，还有所谓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吗？今日我们知道，当中日战争末期，日本曾有一派人，想找出合理的和平途径，来结束中日战争，以挽救两国的厄运。事虽不成，然这已可看出一部分日本人士对纠纷了六十年的中日关系，已发生了若干反省与转向。安冈先生此时正以其私人力量，影响着日本政府的此一部分的人们；且曾两到上海，实际研究此一问题的可能性。近两年我从《师友》月刊和许多归自日本的朋友中，知道他为了日本的前途，为了中日的关系，为了抵抗共党的狂澜，正在加强他的讲学活动。听说他不久将到自由中国来讲学，并与自由中国朝野人士交换文化上的意见。我想，自由中国的人士将欢迎这位真正汉学家，而我个人和先生的许多友人，更都引此为欣慰。

写到此，我又想到另外一位日本友人——中山优先生。他的识度深宏，文章典雅，曾与绪方竹虎氏共事于《朝日新闻》很久。现在卜居于东京附近的一个乡间，以阳明之学，教其乡人。我初去访候他的时候，看到一个渐有秋意的菜圃中，围着两间半老旧的房子。他的书案上有一部四书和什么人的诗集。他年老的和乡下人一样的太太，用中国方法炒了一大盘菜，我们就相对地饮起酒来，边饮边谈，上下古今，纵横户外，都有他一套精炼的见解。另有一次，他陪我到多摩川的河边散步，把他认为日本战后所应走的一条路，以亲切而确定的口吻描述给我们听。他是典型的乐道安贫，高人逸士，但他并不是避世遁世。现在他正和故军事理论家、不与东条合作的石原莞尔中将有关系的一群有志之士，结成一个团体，为其主张而作全国性的奋斗，一天一天地可看出其成就。旁人看他是饔飧不继，但他脑筋里却装满了圣贤的道理和对国家的经纶。他和安冈先生是两个典型，影响力似乎不及安冈先生大，但在他的身上，同样可以嗅出东方文化的真味，领略到东方文化的真价。一个像样的国家，他们的政府纵不很理想，但它的社会必定要有几个像样的人物，必定能容许社会上有几个像样的人物。若是一个国家连社会上也没有一个站得起来的人，或不容许社会上有一个站得起来的人，这个国家便只有走上灭亡之路。日本目前虽然混乱，但从这些日本友人看，我相信其一定会是前途无量的。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民主评论》第四卷第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