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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睡觉时，看了看觉老请我吃饭的帖子。今早起来，却读到老人突然逝世的新闻。在这世界上，在比我老一辈的人中，再没有像觉老这样一个深切爱护我的人，使我失掉心头最后的温暖，身托炎邦，心栖冰窟，这真是我平生最大的哀恸。个人的哀恸，只合用个人的眼泪偿还。我这时所不能不写的，却是由觉老之死，而感到辛亥革命精神的坠失，这或许可以提出来供世人共同的悼念。
我和老人认识并不太早，第一次见面，是在重庆司法院办事处的一个灯昏月黑的晚上。他听说我从延安归来，便找我问共党的状况。他听了我带着紧张而忧虑的陈述之后，他点头笑了：“共产党一向就是这样的东西，但不必悲观，只要抗战胜利，这问题总可以解决的。”我那时的感想是，如何在这位院长的身上，简直看不出一点现在大小官员由权力观念所转出来的声势。这种素直简朴的农村的气息，也或许就是当时开国的精神。这使我对辛亥革命，开始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以后读大东出版的《梅川日记》，文字真切，无半点浮词，而自然流露着六朝人的一种飘逸之气。其中有《偷金菩萨》与《沔阳监学》二则，尤使我大为感动。那时所谓革命活动的人物，是那样的认真，而又是那样的洒脱。你说他们是在革命，而他们又好像是在游戏，大家只是以一片天真之情，去干那被捉住便杀头的勾当。这批人，好像是在共同构造一个艺术品，因而他们也都成了艺术品中的人，脑筋里不曾安顿得上死生问题，更从何处能着半点权力观念？所以惊天动地的事业，被大家一哄就哄了出来。哄出来了以后，请黄兴先生来当总司令，请中山先生回国当总统，一切都是行所无事的，没有心机，不讲控制，一个世界就轻轻地改变过来了。于是我屡次找着觉老说：“这些故事，应该编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出来，使现时人仍能对辛亥革命的精神，再有一番亲切之感。权力观念，把现代人的头脑压昏了，如何能挑得起时代的重担？所以辛亥革命的楚人精神，对现代仍是需要的。”觉老听了，总是笑一笑说：“能演出来倒很好，只是没有人编得剧本。”这件事，也算我和觉老一桩共同未了的小心愿。幸好，前天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我的《梅川日记》找一本出来了，交正中书局再印。”
民国卅七年冬，徐蚌会战紧张，人心浮动。有一天，老人和我说：“我们一齐回湖北去吧，死还是死在故乡的好。”我听了惊奇地问如何回去法，他说：“我想当省政府的主席，你为我组织一个精练肯干的班子。我在上面无为而治，让你们猛干一场，挽救得多少算多少，你说好吗？”于是他老人煞有介事地催着我得便向总统提了出来，并开始着实物色人选，朱怀冰、彭楚恒两位先生，都在他打算之中。过些时，我对他说，这件事恐怕不会成的。他笑了笑说：“呵！那就算了。”自后，局势剧变，几个月没有见面。卅八年，有一次我经过广州，会见何敬公，他开头便问：“蒋先生对居觉老组阁的意见怎样？”我说：“哪里会有此事？”敬公随手拿中常会通过案子给我看。我连声说：“我不赞成，我要找他老人家切实劝阻。”随即匆忙地打听了一阵，找不见他老人家。第二天，立法院以一票之差失败了。过些时，我回到台湾，到草山去看老人，我说：“还是多活几年的好，幸而不曾成功。”老人也只是笑笑：“局势坏，他们要我干，我就把老命拿出来。立院诸公不愿我干，倒也是对我的体谅。”接着又照例儒、佛、老、庄，谈了一阵。这类的事，在老人，总是行云流水地过去了。老人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有无限的热情。《民主评论》出刊后，几乎每篇文章都看，看了后又提出来谈。年来爱护《民主评论》，爱护与《民主评论》有关的各先生，无微不至。对钱宾四、唐君毅、张丕介、牟宗三诸先生，尤称不绝口。与牟先生作忘年之交，朝夕过从。这次我来台北，告诉他老人家，说即将赴香港恢复《民主评论》，并告诉《民主评论》加强阵容的情形，老人听了大为欢喜，他说：“我也继续写点日记补白。”昨晚写的先烈张振武之冤狱一段，即是为《民主评论》所成的绝笔。我不知《民主评论》恢复后能继续几时，《民主评论》今后又如何能寄托他老人对文化的一点希望，我想这都会令《民主评论》的同人所同声一恸的。
楚人任侠敢任，而尝有守孤抱以轻天下之情，故历史上秉大义以发天下之大难者多为楚人。发大难而不计其功，有其功而亦不以此自拘自滞、自矜自恃者，亦多为楚人。盖楚人有性情之真，而少功名之念，此楚人之所以失，亦楚人之所以得。其事例则近见于辛亥革命。其人物，则近见于老人之平生，而老人则既死矣。老人年来不断劝我应接近现实，尤虑我或以孤直估不测之祸。老人对我个人的温情，和我对国家不能自抑的激越之意，尝不断交战于中。今后只能凭我个人的孤直来照顾我自己，再得不到老人的照顾了。然老人精神之所护持者，岂仅我一人？而由老人所象征的辛亥命精神之坠失，这也或许是说明了一个时代的悲剧。老人于入睡前，自己洗足，洗未竟而逝，死生大事，在老人都是一片轻松。死后有不少有知识有良心之书生，抆泪于老人之灵侧。则老人所象征之辛亥革命精神，或犹未尽死。我将以此慰老人，且聊以自慰。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