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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东京各报的夕刊，都载着“陈果夫氏死去”的一条短简消息。我看完后，便对其他的重要新闻看不下去了，在房子里徘徊了一阵，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写了这样一篇拉杂的东西，借以表示对果夫先生真诚的哀悼。
过去我和布雷先生有一段文字的因缘，有更多的生活接触。我虽不完全同情他对政治上的看法，但久而久之，却完全了解他在政治上的苦心。这种苦心，常有超出乎议论异同之外的感召力。所以由布雷先生之死所给与我精神上的冲击力，可以说是当然的。至于我和果夫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公私的关连更少，但我骤然看到他的死讯，使我发生了和布雷先生死时同样的凄怆之情，也许从这种地方，可以感到果夫先生有其真正的存在。
我和果夫先生开始认识，是在他接朱家骅先生的组织部长，聘请我当设计委员的时候。这已是他政治生活的尾声，内外的环境，和他个人的病势，都是一天一天地交相煎迫。他真正负责时候的作风做法，我没有直接的了解。他对国民党的是非功过，站在国民党外，固然容易论定；但站在国民党内，则颇属难言。社会上骂他是顽固反动，假定这是指他一贯的反对共产党而言，则过去骂他的人，今日对他应知所愧怍。国民党内有不少的人责备他狭隘自私，我也曾一样责备过他。可是平心而论，管组织的人，其职责经常是要分清哪是自己的，哪不是自己的；要做到这一层，已不容易，要叫大家都谅解，更是困难，所以久而久之以后，便容易犯这种嫌疑。而在国民党内，尽管有比他廓大无私的少数个人，却不见得有比他不狭隘的势力。所以我过去每和朋友谈到国民党的改造问题，总劝大家先求原则性的团结，再用原则来作选拔淘汰的标准。我从来不相信只要把某一部分人打下去了，便可以把国民党改造好。但关连到这类的政治性的说法看法，对于我个人早成陈迹，再不值得一提。我现在所感触到的，只是果夫先生所给我的印象，是爽健亲切、恳笃周到，富有东方的人情味。就是已经与他翻了脸的旧同志，每谈到他这一点，也都保留着对他的敬意。立夫先生喜欢谈中国文化，果夫先生没有立夫先生谈得圆满，但他的气质却保存着有中国文化的一面。这一点，我想总会留给国民党以好的影响。
果夫先生一和我见面，便喜欢谈他对组织的见解。好像他是以人的生理机体，作为党的组织极则，想由此而完成一套组织理论，以为国民党健全组织的张本的。他在台中养病的时候，有一次又和我谈得津津有味，简直打不断话头，结果受了他夫人的一顿指摘，才笑着分手。其实，人的生理细胞的组织活动，和人与人间的组织活动，完全是两个范畴。把生理细胞的活动拿来作一个要健全组织的比喻，好像说“人要有铁样的坚强意志”的比喻一样未尝不可。若超出了比喻的范围，那便有许多问题可以辩论了。但我从来未这样地辩论过，这不仅是出于我的世故，而且也是通过他热情的语调，感到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心情，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于国民党的一种悲愿。
果夫先生死于国民党之中，他以坚强的意志，和自己的沉疴奋斗，争取了生命的时间，但依然没有达到亲见九州同一的愿望，我不难想见他死时心情的沉重。而他平生由其气质之美所给与人的一种深切的人情味，在这沧海横流的时候，我想，当不仅我个人对他有感动的回忆吧！
八月廿六日夜于东京
一九五一年九月六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