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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岁七月三十日，为钱宾四先生六十揽揆之辰。《民主评论》既拟出中国学术论文专号，借资纪念，余更略举中国文化之一义而寿之曰：
中国文化，一忧患之文化也。《大易》乃吾族由自然生活进入人文生活之纪录，故实吾族文化之根源。《系辞》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明于忧患与故。”故乾坤之后，受之以屯蒙。屯蒙者，忧患之象也。乾坤既以易简知天下之险阻，而屯则“动乎险中”，蒙则“山下有险”，“君子以果行育德”。屹立于忧患之中，不畏怖堕退，且即挺身以担当一世之忧患而思有以解消之，于以保生人之贞常，延民族之命脉，中国文化之所凝铸而绵续者，盖在乎此矣。是故忧患乃人类之所同，忧患而“吉凶与民同患”，乃中国文化所特著。长沮、桀溺、楚狂之伦，栖神尘垢之外，自适其适，以全身而保命，此乃人情之所易安；喟然之叹，孔子岂无所动于中哉？然置一身于忧患之外，而俯视侧视斯民展转困顿于忧患之中，或且摭拾浮词，剽窃虚说，以鸣高而立异，此乃孔子仁心之所不忍不许。“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与而谁与”，其愿宏，其志哀，其心亦良苦矣。此乃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今日欲衡论中国文化之短长者，而不先用心于此等血脉所在之处，则亦惟成其慢心肆志而已。
民国二十六年，日人挟其飘风骤雨之势，荼毒京沪平津，全国学人，率青年子弟，徒步播迁于西南荒寒险阻之羊肠鸟径中，行列亘百数十里，与村民疲卒，共起居饥渴，扶携保育，境愈险而情愈亲，身愈危而志愈笃。故国土之精华，不数月而沦陷大半；而国脉不为之蹶竭，国本不为之动摇；八年苦撑，终获胜利，此乃忧患文化之巨大历史实践，其光芒与成效，当可为天下所共睹。乃喘息未定，生机未复，而共党裹胁之势已成。斯时也，社会土崩，政府瓦解；天下学人，既无再走之力，复无可走之方，亦惟有吞声匿志，以再度承担此亘古无伦之忧患。余以侥幸，苟全香岛，而先生与唐君毅先生，亦自江南大学，结伴只身而出。身无一日之储，居无一椽之藉，顾行装尚无卸处，方且相约，欲以赤手空拳，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举目无亲之地、惊疑震撼之时；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特无宗教旗帜之可资凭借号召耳。方事之始也，两先生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余一日破晓往视，见状，暗黯不能出一语。先生怡然曰：“此亦甚得，但不能生病。生病，则惟投之海中耳。”嗟呼！先生以学术负天下之重望者垂三十年，从未涉及现实政治；或居或行，自全自活之道，盖亦多矣。而必与三数友人，迫饥困之躯，讲学于举世不屑不敢不为之日，后无尺寸可资之势，前无程日可计之功，此岂中无所守者之所能侥幸一试者哉！先生与其二三友人，肩负中国文化之重荷，而忧患之文化，乃立足于义之所当为，心之所能安，不复计较现前之得失利害。盖在忧患中而有所计较，将见无一事之能作，无一路之可通，其势不归于消沮废坠不止。惟有投身于忧患激流之中，上承万圣千贤之心血，中闻父老兄弟之呼号，下念子孙绵演之命脉，而一本无穷之悲愿以弥纶贯通之，其为力初或甚微，然造化之机，固于此而一转矣。此《易》之所谓“一阳来复”也。故同一课室也，或以之为捷径，或以之为鼠壤，或以之为泉石；而新亚之课室，则固一人天悲愿之道场也。其精神之相去，不已远乎？先生在《新亚五年》一文中略谓五年艰苦奋斗，仅有一新亚书院之存在，此外更无成绩，此固先生之谦词；然比例而推之，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无数之忧患中，亦仅能延绵吾族生命之存在，使不致如古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诸民族，淹没于历史巨浸之中；黄炎子孙，于此而认取先圣先贤苦心宏愿之迹，斯亦可矣。至科学之发展，物质之享受，乃当前肖子贤孙之所应有事，何可以祖宗未能预为准备之于数千百年之前，而遽欲锻宗杀祖乎？新亚书院之存在，乃此忧患文化真诚之实践，其所成就，岂可一二计哉？数月前，香港友人来书，谓先生今年且六十，谋所以纪念之者。余奉书先生，先生则谓以西方习惯计之，明年始六十耳，窥其意，似有憾于还历之过速，而不愿见老之将至者。然忧患之文化，固人类中最能悠久之文化也。盖愿力之至宏，实由生机之至富。先生出入于险阻困顿之中，从容坦易，无愤厉之色，无急遽之词，无矜持之态。来台中，两度馆于余之陋室，余妇不觉贫家之添一客人也；讲学应接之暇，与童稚相嬉戏，童稚不觉与其平日之嬉戏有以异也。别经岁时，童稚尚念念不能置；则六十之年，岂足以为先生老乎？方今忧患之来，尚不见有所底止；老师巨儒，青年志士，煎熬于独裁虐政之下者，正不知有几何人。且举世汹汹于红祸与原子武器之中，几使人有末法末日之感。世界大思想家，穷搜冥讨，求在文化上挽救此一奇厄者，亦可谓亟亟矣。余以为中国忧患之文化，有宗教之真正精神，而无宗教之隔离性质；呼唤于性情之地，感兴于人伦日用之间，使人得互相抚其疮痍，互相舒其敬爱，以销弭暴戾杀伐之气于祥和恺悌之中；则人类自救之道，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此余之所以寿先生，亦所以慰万千在深忧巨患中之同胞与学人也。
七月廿三日夜于台中市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