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军人人格的面影

一个伟大军人的人格，非常近似于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人格。庸俗世故的人，永远不配称为艺术家。同样的，庸俗世故的人，永远不会作战，也永远不会教战。我所说的伟大人格，指的是从庸俗世故中超拔出来，把自己的真正性情，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直接连接在一起的人格。这种人格，不仅显现于千军万马之中，也常流露于日常生活起居之上。我和汤先生一段不平凡的友谊，适逢他的事业，实际已经告了一个结束的时候。但在寻常的交接往还中，他所留给我的一个伟大军人人格的面影，却始终无法磨灭。

当汤先生的丧事告一段落，我从他的墓地回台北时，胡宗南先生一定要我到他的寓所去谈谈。到后，胡先生拿出汤先生在日本治病中所给他的几封信，交给我看。其中有一封，已经潦草得不能成字了，这实是汤先生最后的绝笔。内中讲的是他无法付出医药费，要胡先生在老先生前为他想点办法。胡先生当时为他要了三千美金，但钱没收到而他已死去了。当时含着眼泪拿信给我看的胡宗南先生，也已经死去三年了。

汤先生曾经把住在东京的、与他是总角之交的一位朋友，介绍给我认识。这位朋友在闲谈中，谈到汤先生在东京入士官，以及在南京充当军校学生大队长的各种情形：“当大队长的时候，常常打完了野外，怀着几个烧饼，跑到我的住所，大谈大笑。他的胃病，大概和他饥饱不时地吃烧饼有关系。”从那位朋友的许多谈话中，可以了解，汤先生是把刻苦的生活，消解在他的豪气与旺盛的企图心之中，对他自己而言，反无所谓刻苦。

他住在台北，我知道他内心相当地苦闷。为了向他提供一分友情的安慰，所以每次去台北的次晨，一定到他的寓所去看望他。有好几次，正遇着他吃早饭，他一定拉着一起吃，并嚷着“加菜”。在我眼中看来，连加了一点什么菜以后的早餐，也决算不得是营养丰富的早餐，实在不够我的胃口。但许多人却异口同声地说“汤恩伯很有钱”，这也有原因。他常常是“打肿了脸充胖子”地招待朋友，帮助朋友，朋友却很难知道他生活的底蕴。他在朋友面前的豪举，以及他对事业的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他对自己生活的刻苦、矜慎，很自然地融合为他的统一的人格。其实，他何仅刻苦自己的生活，并且也刻苦他自己的生命。他悠然自得地，在三峡镇一家小医院里动手术。我去看他的时候，极不以为然。但他却以信任朋友的心情信任那位医生，极口称赞地说“割得很好”。事实证明，不可能割得很好的。

谈到他对朋友的信任，也使我发生若干感慨。我一九五一年去一趟日本回来后，有一天他来看我，谈了几句话，便问道：“某某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便把某某的来历，及我帮助某某的经过，和在东京来往的情形，都告诉了他，并说：“这个人有他的长处，同我的友谊不坏。”他听完后，笑着说：“你真是好人。我拿一封信给你看。”我拿信一看，原来是某某说我在东京如何如何地建立第三势力的。这真太出我的意外了，因为某某曾以此相劝，我当时很坦白地加以拒绝。谁能想到劝我的人竟会反咬我一口呢？汤先生当时说：“我决不相信你肯弄这些把戏。可是，某某的信，不会只写给我一个人啦！”但肯把这类的信件告诉我的，却只有汤先生了。

汤先生闲居的时候，除了很热心地研究军事问题以外，并常常请若干先生，对他和他的朋友，讲解文化上的许多问题。当时牟宗三先生便为他讲宋明理学。古今中外，只有名符其实的“大将”，才会很诚恳地关心到这类的问题；因为这是人格的修养，及与军事关连在一起，决定军事价值、国家运命的大问题。自外于文化之外的“大将”，一定是银杆蜡枪头的大将。我和汤先生认识，他实已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但他在我的心目中，却始终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的一员“大将”。

在汤先生死后不久的一天，陈养浩先生流着泪说：“不管怎样，汤先生的部下，没有投降的，没有贪污的。”这不仅说明了事实，也说明了汤先生的人格。我每和汤先生见一次面，总是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虽然在他的爽朗、乐观的态度中，总感到可能隐藏着若干的忧郁；可是，他口中，却从来不讲半句牢骚话，不讲半句为自己推卸责任的话。他的伟大的军人人格，自然不让他如此。他死在东京的病院，我常常想象到，他对生命作最后挣扎时的心境，或有点近于“引刀自刭”的李广的心境。太史公为这位数奇的将军立了传，而结之以“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我每想到汤先生，却常常不伦不类地联想到这两句文章，感到我不知如何才可以对他能尽到一分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