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汤恩伯将军

六月三十日在《中央日报》，看到“汤恩伯在日逝世”的消息。旷代人豪，挟带万千宏愿，长逝异国，命也何如。

六月初，我接到他从东京庆应附属病院来信，告诉我仓卒赴日及进医院即将施行手术的情形。因我年来稍稍了解他的心境，比复信说只要国家有前途，不患个人无事业，望他珍重安心诊治。以后接到龙佐良兄六月十三的信，叙述施行手术的经过。不久，又接佐良兄六月廿二日来信，说脉搏、体温、血压都很正常，稍加扶持，即能下床自行饮食；并谓预定七月底出院，赴热海休养，秋凉后返台湾。但佐良兄信后又说：“彼性情之急，在病中尤见显著，当遵嘱设法时加劝慰。”我为了这句话，预感到他的病并未脱险境，正想如何措辞写封信去安慰他。谁知现在所写的是他再也看不到的悼念文字。他平生对朋友，对部下，体贴无微不至；而对于自己的生活，总是马马虎虎。自己没有钱，还要济人之急；自己有了病，从未好好地治疗。有一次，我到三峡镇去看他，他却住在一家小医院里割盲肠。我劝他何必不到中心诊所，他笑着说，没有关系，这里便宜。他的气概，常压盖了藏在身上的疾病。延误再延误，竟至沉疴不起，这是为人多而自为少的一个人；退一步说，这是一个真正有事业心，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事业上而不很顾到自己生活的人。而这样的人，终于静静地死去了。

我当团长出发参加武汉会战的时候，在湖北花园，听过他一次激昂慷慨的训话，他那时好像已是兵团司令，因地位悬隔，我在军中生活极短，没有亲近的机会。民国三十二年我由西北回重庆，和军训部派出校阅完毕的委员们一路同车。他们闲谈中一致称赞汤总司令在河南练兵的成绩，为过去所未见。军纪严，士气旺，演习时投掷真手榴弹，对方可以接着反投过来。我心想，这是他战胜攻克的基本条件，果然名不虚传。但时经数年，中原会战失败，攻击者群起，我当真不知道应作如何解释，其中当然有战略的成败问题。不过，攻击他最烈之点，是说他做的事太多。可是，事后回想，他在敌匪交错地区，许多事情如果他不抢着去做，便只好由当时的共产党去做。共产党在抗战中是采取就地发展的政策，而政府则因当时远在重庆，消息隔阂，有鞭长莫及之感。他既以做事太多，为若干人所不谅，而各方负责者亦多消极坐待，共产党遂以其灵捷之手段，尽裹胁天下以去。来台后，有一次在谈天中，我问他，为什么过去能征惯战的将领，在战后的剿匪中很少战绩？他叹息地说，在以前，大家都掌握着自己训练出来的一个师、两个师，所以许多将领，都像生龙活虎一般。以后，大家都空了，谁也没有力量。当然，一个指挥官的独断专行，也是重要的因素。现在我脑筋里，正涌起他说这句话时感慨万千的神气。

卅八年到台湾后，我们才开始有交往。我觉得他对于事，对于人，都倾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从金门胜利归来后，认为时至今日，应当每一个人想办法，应当每一个人出力量，才是起死回生之道。他绞尽心血，看如何才能报仇雪耻。常常提出许多问题，和私人研究。尤其是日夜想到大陆问题，认为不论反攻退守，都应该保持当时在大陆成千成万的游击队；认为这种事情，应抢在大陆竹幕未完成之前，有计划地放胆去做。可是尽管他心跃血涌，但又苦无从下手。以后知道这种个人的私下积极，是有害无益的。于是约集上进心切的若干朋友，请些名流学者，讲述与个人修养及与时局有关的思想问题。他的天资很高，以做事的热情来读书，进益很大。后来想到这种健全个人的方式，似乎也不很合宜，于是一切放下，独居深处，与朋友见面，不再谈天下事。而早已埋伏在内部的各种疾病，也从闲散中显露出来，自己也慢慢感到非治疗不可。这三年来，我们见面很少，偶一见面，我感到他于一往豪迈之中，亦微露苍凉之意，我常拿些不着边际的话以相排遣。有一次，他告诉我，近来常读读诗，我便从徐道邻兄处抽借《十八家诗钞》中陆放翁的七律与绝句送给他，并劝他找点线装书在手边翻阅，他来信非常高兴。他的性情，可以忘记自己的荣辱，但按捺不住对国家的热情。坚信民族必有前途，但有时也不免有髀肉复生之感。这种情绪，或者会影响到他的疾病。我相信，他对国家的宏愿，和他临危的生命，会作一番真正的挣扎，因此而更增加在病院中的不安，更促短他百孔千疮的生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在九泉的眼泪，不会比我们活着的朋友流得少。

现在的社会，成就一个人很难，毁坏一个人很易。他平生豪爽过人，不事矫饰，更易使人误解。他从开始带兵起，士兵一律叫他为“伙夫头”；我去看他，遇到他吃饭时，清苦一如寒素。一个人的生活，是最兑现不过的。提到社会对他的说是说非，我便记得陈养浩先生的几句话：“汤先生有时和长官弄不好，但当面争执，从来不在背后用阴谋。汤先生这多部下，都在台湾，无人投匪，也无一人有钱，这是铁的事实。”我没有和他共过事业，当他勋名鼎盛的时候，更无缘往来。在台数年交往，言不及私，惟时时感到他性情的笃至。人世虽变幻不常，然人类之一片良心血性，终会互相辉映，历久不磨的。我相信他的人格勋业，终将在历史上占一崇高地位，这是他的朋友所持以慰他于九原，而亦为后死者之所以自慰。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