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台北《中央日报》昨天（三月八日）报导了雷儆寰先生于三月七日在荣民总医院因患脑毒瘤逝世的消息，我不禁感叹地说，这位朋友，真可算作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
我和雷先生，在重庆已有机会认识。回到南京，我当蒋故总统的幕僚，虽然一贯认为国共斗争的胜败，决定于国民党能否改变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反对以屠杀为斗争的手段，但对“党外人士”，却存有菲薄厌恶的心理；而雷先生当时正是负联络党外人士的责任，我不知不觉地，也对他存有菲薄厌恶的心理。彼此友谊的开始，是逃难到台湾，我不断反省，渐渐体悟到，只有民主才能挽救国民党。我在香港办《民主评论》，雷先生两次来港，发现他主张只有由国民党实行民主，才可以团结反共。两人的政治观点，在民主这一点上，有了相互的了解。《民主评论》的经费，是我向故总统蒋公要来的；他创办的《自由中国》的经费，当时似乎是由教育部资助。此外，还有由臧启芳先生创办的《反攻》。所以有两次曾由当时教育部长杭立武先生邀约在一起，交换意见，对于以民主救国民党，以民主团结社会，彼此间有了更深的了解、自信，我们的交往便多起来。
但在文化上，彼此之间，却有很大的距离。《自由中国》以胡适之先生为首，以毛子水先生为胡先生的代言人，是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殷海光先生本来和我私人的关系最深，所以开始也在《民主评论》上写文章，后来因文化观点便完全走向《自由中国》。《民主评论》当时以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三位先生为中心，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我则一面强调民主，同时也维护传统中国文化；于是我和唐、牟两位先生之间，渐渐形成要以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为民主政治的内涵，改变中西文化冲突的关系，成为相助相即的关系。我在政治方面多写些文章，唐、牟两先生在文化上多写些文章。由文化取向的不同，又时常引起两个刊物的对立与危机。
殷海光先生以后成了《自由中国》的主将，他最恨唐、牟两位先生，写了很尖锐的批评文章；我则奋起为两位先生辩护，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彼此成了嫌隙。但雷先生性情坚韧而宽厚，对朋友非常有耐心，一直维持住我们间的友谊。我由台中到台北时，他常常约集座谈，交换时局的意见。当青年反共救国团即将成立时，我有篇批评性的文章写给他，毛子水先生反对采用，他改动一两句，依然采用了。这种例子不仅一次。中美协防条约成立时，我从东海大学写信给他，大意谓国民党在有危机感时，举措比较谨慎。因协防条约的成立，国民党有了安全感，就会故态复萌。我劝他约集十几位有志节、有远见之士，组成一个经常性的座谈会，每月座谈两次，对时事交换意见后，分别写文章，鞭策国民党能走向合理的方向。他回信的大意说：“我们批评时政的言论，因为他们（国民党的领导层）知道我们没有组织，尚可以忍耐。经常性的座谈会，他们会误解为组织，便更难讲话了。”我所以要把此事记出，是说明我们在前一阶段主张民主，批评国民党有些做法不民主，根本动机是要救国民党，要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决没有向国民党领导层争权力的半丝半毫企图。
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进一步认为要实现民主，只有在国民党以外，再成立一个政党，使国民党处于合理竞争的地位，这对国家，对国民党都有好处。雷先生便经常邀集民、青两党及国民党中志趣相同的若干人士，在他家中交换意见，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当时的构想，是希望在美的张君劢、胡适之两位先生合作，当新党的领导人。张先生回信赞成，并愿与胡先生见面；胡先生回信则含糊其辞，根本不提张先生。过些时候，胡先生回台湾来了，雷先生特约集大家在他家中晚餐，欢迎胡先生，并正式谈组党的问题。当晚到了二十多人，胡先生一进来，和大家还没有好好打招呼，便挨着我坐下，和我争论文化上的问题，因为我曾批评了他。我当即笑着说：“今天是谈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容许各种不同的文化意见，胡先生现在何必谈这些？”但胡先生说：“这些问题应弄清楚。”以后大家虽然把话头设法转到政治上去了，但胡先生始终没有表示一种明确意见。我发觉胡先生不会陪着大家搞现实政治，而对我又有相当的敌意。假定我继续参加，则将来谋事不成，大家会感到我应负责任，所以自此以后，便不再参加。这里我应点明一点，到此为止，民主政治的活动（假定说这也算活动的话），还没有台湾本省人在里面。
一九六〇年，我到日本休假半年，九月一日回到台北时，雷先生知道了，马上来到民主评论分社要我和大家见见面。我此时才知道已有本省人士参加，下午在成舍我先生府上和大家见面。雷先生开玩笑地说：“大家都承认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反对党，现时万事俱备，只欠一个领导人。胡博士不干，欢迎徐先生来干吧！”我当即严肃地说：“各位组织反对党，我举双手赞成。但因我不是搞现实政治的材料，并且有部书急需写成，决不参加，所以今天不要把组党的情形向我说出来。”于是彼此谈谈日本的情况，我便走了。此时我的好朋友唐乃建先生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第二天（九月二日）一早便约我到党部，谈到雷先生组党的事，我告诉他：“雷要我参加，我拒绝了。从报纸上剑拔弩张的许多诬蔑的报导看，你们好像要有所行动，我非常反对。”唐先生笑笑说：“那你是两边都不参加了。”我为了避免是非，从党部出来后，立即返台中东海大学。九月四日轰动一时的雷案发生了，我十分愤怒，在特别到东海大学向我打招呼的一位年轻朋友面前，痛骂了一顿。自此案发生后，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没有真正舆论。直到近两三年，台湾的民主运动，已由外省人士合作的第二段，进入到今日以本省人士为主的第三段。
以下我叙述若干零星记忆。
故总统蒋公七十诞辰将届，由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岳军先生发表谈话，希望各方人士，以进言代替庆祝。雷先生特别来到东海大学，要我写篇文章，我不肯写，雷先生说：“你这个徐复观，就是蹩扭，平时不要你说话，你偏偏要说；现在要你说话，你却又不肯说。我远来一趟，决不能空手而回。”结果我只好写了一篇《我所了解的蒋总统》。抚心自问，我写的时候，实出于爱护之诚。不知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有位在大陆时当过省政府主席的先生，用红蓝笔详加圈点后转送给其他朋友看，《自由中国》这一期，听说销售了十一版，当然还有其他比我写得更好的文章在里面。因这一篇文章而把我与蒋公的关系，拉得更远，完全是我意料以外的。
有次我到台北，雷先生找来了，两人一起坐三轮车去吃饭。在车上我对他说：“我和你坐三轮车，会多惹是非，真倒霉。”他回答：“笑话，我才倒霉。有人会报告我又和不安分的徐某在一起。”说后彼此大笑。我曾告诉他：“你们的社论中有些话实在说得过火，何必？”他叹息地说：“我不是不知道。文章写出来后，我要把些过火的话去掉，他们（写社论的人）就大发脾气，说再也不写，我只好将就。”有次我过旧历年到台北中心诊所检查肝病，他特把排好的一篇社论送到我的病榻要我看，我调整了几个字，同时劝他：“政治问题是急不来的，我觉得你有些躁急了。”他说：“你比我小一大节，可以不急，我已这大年岁，不急不行。”但有一次，他也叹息地向我说：“这几年请你到台北，你总是不来，我很恨你。现在想想，来又有什么用，还是你对了。”他的坚韧、宽厚、容忍的性格，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民主斗士的性格。我不止一次地向他说：“你比适之先生伟大得多，为什么要这样佩服他？”他总是答道：“你不了解胡先生。”在最近印出的回忆录中，花了相当篇幅，为适之先生辩护，他对朋友，真可谓生死不渝。在这一段断断续续的十多年的交往中，我认识另一位与雷先生性格相近的朋友，便是夏涛声先生。但他不及看到雷先生的出狱而已先逝世了。
雷先生下狱后，有不少朋友因悲愤而发为歌咏，其中最使我感动不已的是诗人周弃子先生的“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之句。我也有和茧庐的一首七律，中间有一联是“一叶堕阶惊杀气，微霜接地感重（平声）阴”，也能表达出我当时的感情。我想到他在狱中漫漫孤寂的生活，曾把日人忽滑谷快夫著的两大册《禅学思想史》送给他，并附一短信，大意说：“你对民主已亲身作了实验，现在狱中，也不妨对禅宗所说的境界，在生活中实验一下，可能对健康有好处。”这部书，他出狱后还给我了（这部书上册扉页右上角还留有“新店自力新村书刊检查”的小圆图章）。他在狱中，依然不屈不挠地做他在监狱中可以做的民主工作，这即是四百万言的回忆录。他不肯像我一样，在现实上走到尽头时，便逃进古代各种各样的思想领域中去，这正是我比他渺小得太多的地方。在我心理上，总感到他的十年监狱，是替我们要求民主的人们坐的。一想到这点，心中就非常难过。
他坐满不折不扣的十年监狱出来时，我已在香港。一九七一年暑假，我返台湾，住在台北市光复南路三十四号三楼妻买的一层楼面（早已卖掉），当然会去看他的。谁知我还没有去，一个清早，他便来了，妻实在有些发愁，因为知道他还在监视之中，而我们惹够了麻烦，不愿再添点什么。但他坐下来，依然热情洋溢，一如当年，谈得非常高兴。临别时，郑重地向我说：“有一个重要文件，你非看一下不可。”约好第二天早上在衡阳路大三元酒楼上见面，同吃早点。他住在木栅，到衡阳路要比我远两倍或三倍；我七点钟左右到，他已经等许久了。拿出一份文件给我，叫我带回去看。我到家里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写给政府当局的一封长信，内容不外是“要反共，便必需民主”的这一套说了几十遍的老话。我当时感到：此公经过了十年劫火，还没有烧烂他追求民主之心；我们国家中，需要这种人！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由美返港经台。进荣总检查身体后，在青年会住了几天，知道他已患了前列腺癌，生命无几，便约同齐铁生先生（这是他出狱后几乎是唯一可以常来往的朋友）一起去看他；见面后，不像想象中的衰弱。他除了又一次详细叙述一九四九年四月左右在上海帮助汤恩伯将军的保卫战时，他极力反对滥捕滥杀的故事外，再三劝我应赴美国去求发展。我说：我既不懂英文，又这样年老，赴美国便是等死，还有什么发展？但他一直坚持“以你的学问，应当到美国去”。他夫妇两位要请我吃饭，齐先生设法谢绝了。我知道这是和他最后的一面，在有些凄恻的心情下，和齐先生向他告辞。年来我不断地想，他何以会这样地劝我？
四百万字的回忆录被没收了。但他在严厉抑压的情形下，在已经为日无多的余年中，终于写出了一部简单的回忆录，并终于能在香港印出，这表现了他争历史是非的坚强意志。将来的史学家，自会从他这类的材枓去了解历史。他这部回忆录，从文字技巧上说，写得并不算十分成功，因为他此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我从这中间了解到许多我所不曾了解的事情，例如其中《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二）毒素思想产生的原因”的（5），分明是指我说的（页三一），我在国民党中有这样多的朋友，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使我有反省的机会。尤其难得的是，他写得非常质朴真实，决没有因感情而来的夸大，这可以说是由于他的民主素养。从去年十月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看，可以断言，中国不论走哪一条路，必然要通过民主这一关，否则都是死路。而现在的人民，将来的史学家，在评断政治人物的是非功罪时，必然以这些人对民主的态度为最基本的准的；玩弄假民主的，其罪恶必然与公开反民主的人相等。综合我真正认识雷先生以后三十年间，他的情形，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民主而奋斗的大标志。我含泪写这篇杂乱的悼念文，要为他的历史地位作证。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至十五日《华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