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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中市大度山坡上的东海大学的右界，与一批穷老百姓隔着一条乾溪。从乾溪的对岸，经常进入到东海校园的，除了一群穷孩子以外，还有一位老婆婆，身材瘦小，皱纹满面，头上披着半麻半白的头发。她也常常态度安祥地，有时带着一个孩子，有时是独自一个人，清早进来，捡被人抛弃掉的破烂。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第一次偶然相遇，使我蓦然一惊，不觉用眼向她注视；她却很自然地把一只手抬一抬，向我打招呼，我心里更感到一阵难过。以后每遇到一次，心里就难过一次。有一天忍不住向我的妻说：“三四十年来，我每遇见一个穷苦的婆婆时，便想到自己的母亲。却没有像现在所经常遇见的这位捡破烂的婆婆，她的神情仿佛有点和母亲相像，虽然母亲不曾捡过破烂。你清好一包不穿的衣服，找着机会送给她，借以减少我遇见她时所引起的内心痛苦。”妻同意我的说法，但认为“送要送得很自然，不着形迹”。这种自然而不着形迹的机会并不容易，于是有一次便请她走进路旁的合作社，送了她一包吃的东西。这位婆婆表示了一点惊奇的谢意后，抬起一只手打着招呼走了。
现在我一个人客居香港，旧历年的除夕，离着我的生日只有三天。不在这一比较寂静的时间，把我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一点出来，恐怕散在天南地北的自己的儿女，再不容易有机会了解自己生命所自来的根生土长的家庭，是怎么一回事。但现在所能记忆的，已经模糊到不及百分之一二了。
浠水县的徐姓，大概是在元末明初，从江西搬来的。统计有清一代，全县共有二百八十多名举人，我们这一姓，便占了八十几个。我家住在县城北面，距县城约六十华里的徐琂坳凤形塆。再向北十五华里，是较为有名的团陂镇。团陂镇过去三里，是与黄冈县分界的巴河。巴河向上十多里又与罗田县分界，便称为界河。据传说，徐姓初迁浠水的始祖，是葬在古田畈附近的摩泥（泥鳅的土名）地，古田畈及县城附近的徐姓，最为发达；许多举人进士，都是属于这一支的。我们这一支，又分为军、民两分（读入声），这大概是由明代的屯卫制而来。在界河的徐姓是民分，而我们则是军分。
军分的祖先便是“琂”祖。村子的老人们都传说，他是赤手成家，变成了大地主的人。因为太有钱，所以房子起得非常讲究，房子左右两边，还做有“八”字形的两个斜面照墙，这是当时老百姓不应当有的，因此曾吃过一场官司。八字形的斜面照墙，在我们小时，还留有右边的一面。而早经垮掉的老大门，石头做的门顶梁和石头柱子，横卧在地上，相当地粗大。上面的传说，可能有些根据。
琂祖死后，便葬在后面山上。在风水家的口中，说山形像凤，所以我们的村子便称为凤形塆。琂祖有六个儿子，乡下称为“六房”。我们是属于第六房的。由琂祖到我，大概是十二代，所以琂祖应当是明末的人。若以凤形塆为基准，则凤形塆右前方的村子，我们称为“对面塆”，又称“老屋”；这是第六房原住的村子，在曾祖父时才搬过来的。隔一道山冈的左后方村子是“楼后塆”，住着第三房的子姓。从左前方的田畈过去的村子，住着二十多家的杨姓人家，我们就称他们的村子为“杨家的”。
大概在曾祖父的时候，因洪杨之乱，由地主而没落下来，生活开始困难。祖父弟兄三人，伯祖读书是贡生，我的祖父和叔祖种田。祖父生子二人，我的父亲居长，读书，叔父种田。伯祖生三子，大伯读书，二伯和六叔种田。叔祖生二子，都种田。若以共产党所定的标准说，我们都应算是中农。但在一连四个村子，共约七八十户人家中，他们几乎都赶不上我们；因为他们有的是佃户，种出一百斤稻子，地主要收去六十斤到七十斤，大抵新地主较老地主更为残刻。有的连佃田也没有。在我记忆中，横直二三十里地方的人民，除了几家大小地主外，富农、中农占十分之一二，其余都是一年不能吃饱几个月的穷苦农民。
我母亲姓杨，娘家在离我家约十华里的杨家塆，塆子比我们大；但除一两家外，都是穷困的佃户。据母亲告诉我，外婆是“远乡人”，洪杨破南京时，躲在水沟里，士兵用矛向沟里搜索，颈碰着矛子穿了一个洞，幸而不死，辗转逃难到杨家塆，和外公结了婚，生有四子二女；我母亲在兄弟姊妹行，通计是第二，在姊妹行单计是老大。我稍能记事的时候，早已没有外婆外公。四个舅父中，除三舅父出继，可称富农外，大舅二舅都是忠厚穷苦的佃农。小舅出外佣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下巴河闻姓大地主（闻一多弟兄们家里）家中当厨子。当时大地主家里所给工人的工钱，比社会上一般的工钱还要低，因为工人吃的伙食比较好些。
母亲生于同治八年，大我父亲两岁。婚后生三男二女。大姐缉熙，后来嫁给“姚儿坳”的姚家。大哥纪常，种田，以胃癌死于民国三十五年。细姐在十五六岁时夭折，弟弟孚观读书无成，改在家里种田。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我家被扫地出门，母亲旋不久死去，得年约八十岁。
父亲读书非常用功。二十岁左右，因肺病而吐血，吐得很厉害；幸亏祖母的调护，得以不死。祖母姓何，是何家铺人，听说非常能干，不幸早死，大概我们兄弟姊妹都没有看到。可能因为父亲的天资不高，所以连秀才也没有考到。一直在乡下教蒙馆，收入非常微薄。家中三十石田（我们乡间，能收稻子一百斤的，便称为一石），全靠叔父耕种，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所以母亲结婚后，除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外，弄饭、养猪等不待说，还要以“纺线子”为副业，工作非常辛苦。她的性情耿直而忠厚。我生下后，样子长得很难看，鼻孔向上，即使不会看相的人，也知道这是一种穷相；据说，父亲开始不大喜欢我。加以自小爱哭爱赌气，很少过一般小孩子欢天喜地的日子。到了十几岁时，二妈曾和我聊天：“你现在读书很乖，但小时太吵人了。你妈妈整天忙进忙出的，你总是一面哭，一面吊住妈妈上褂的衣角儿，也随着吊出吊进，把你妈妈的上褂角儿都吊坏了。我们在侧面看不过眼，和她说，这样的孩子也舍不得打一顿？但你妈总是站住摸摸你的头，儿上几声，依然不肯打。”真的，在我的记忆里，只挨过父亲的狠打，却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有一回我在稻场上闹得太不像话了，母亲很生气，拿着一枝竹条子来打我；我心中一急，便突然跑到她怀里去，用脸挨着她的胸口，同时用手去抢住竹条子，原来是一枝大茅草梗，母亲也就摸着我的头笑了。这一次惊险场面，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叔父只有夫妇两人，未生儿女。他一人种田，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这一窝子”，心里总有一股怨气；但他不向我父亲发作，总是向我母亲发作；常常辱骂不算，还有时动手来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叔父在堂屋的上边骂，母亲在堂屋的下边应，中间隔一个天井。一下子，叔父飞奔而前，揪住母亲的头发，痛殴一顿。母亲披着头发叫，我们一群小孩躲在大门角里哭。过了一会儿，才被人扯开。父亲是很爱自己的弟弟的。加以他到黄州府去应考，一百二十里路，总是由叔父很辛苦地挑行李。考了二十多年，什么也没有考到，只落在乡间教蒙馆，对叔父会有些内疚。所以在这种场面，还要为叔父帮点腔，平平叔父的气。
叔父这样打骂我母亲的目的，是要和父亲分家，结果当然只好分了。叔父分十五石田和一点可以种棉花的旱地，自种自吃，加上过继的弟弟，生活当然比未分时过得很好。但我们这一家六口，姐姐十三四岁，哥哥十一二岁，细姐十岁左右，我五六岁。父亲“高了脚”，不能下田；妈妈和姐姐的脚，包得像圆锥子样，更不能下田；哥哥开始学“庄稼”，但只能当助手；我只能上山去砍点柴，有时放放牛，但牛是与他人合伙养的。所以这样一点田，每年非要请半工或月工，便耕种不出。年成好，一年收一千五百斤稻子，做成七百五十斤米，每年只能吃到十二月过年的时候；一过了年，便凭父亲教蒙馆的一点“学钱”，四处托人情买米。学钱除了应付家里各种差使和零用外，只够买两个多月的粮食，所以要接上四月大麦成熟，总还差一个多月。大麦成熟后，抢着雇人插秧，不能不把大麦糊给雇来的人吃。大麦吃完后，接着吃小麦；小麦吃完后要接上早稻成熟，中间也要缺一个月左右的粮；这便靠母亲和大姐起五更睡半夜的“纺线子”，哥哥拿到离家八里的黄泥嘴小镇市去卖。在一个完全停滞而没落的社会中，农民想用劳力换回一点养命钱，那种艰难的情形，不是现在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大姐能干，好强，不愿家中露出穷相，工作得更是拼命。村子的人常说“他家出女儿不出儿子，几代都是这样”。因为早死的姑母也是如此。我还记得的一次，家里实在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姐姐又不肯向人乞贷，尤其是不愿借叔父的；她就拿镰刀跑到大麦田里，找快要成熟的，割了一抱抱回家，把堂屋的一张厚木桌子侧卧下来，用力将半黄的大麦穗，一把一把地碰击到侧卧着的桌面上，把麦子碰击下来；她一面碰击，一面还和我们说着笑着。母亲等着做麦糊的早饭。
我们四围是山，柴火应当不成问题。但不仅因我家没有山，所以缺柴火；并且因为一连几个村子，都是穷得精光的人家占多数，种树固然想不到，连自然生长的杂木，也不断被穷孩子偷得干干净净。大家不要的，只有长成一堆一堆的“狗儿刺”及其他带刺的藤状小灌木。家里不仅经常断米，也经常断柴。母亲没有办法，便常常临时拿着刀子找这类的东西，砍回来应急；砍一次，手上就带一次血。烧起来因为刚砍下是湿的，所以半天烧不着，湿烟熏得母亲的眼泪直流。一直到后来买了两块山，我和父亲在山上种下些松树苗，才慢慢解决了烧的问题。分得的一点地，是用来种棉花和“长豆角”的。夏天开始摘长豆角，接上秋天捡棉花，都由母亲包办。有时我也想跟着去，母亲说“你做不了什么，反而讨厌”，不准我去。现在回想起来，在夏、秋的烈日下，闷在豆架和棉花灌木中间，母亲是怕我受不了。我们常常望到母亲肩上背着一满篮的豆角和棉花，弯着背，用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笃笃地走回来；走到大门口，把肩上的篮子向门蹬上一放，坐在大门口的一块踏脚石上，上褂汗得透湿，脸上一粒一粒的汗珠还继续流。当我们围上去时还笑嘻嘻地摸着我们的头，捡几条好的豆角给我们生吃。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当我发脾气，大吵大闹，因而挨父亲一顿狠打时，母亲才向父亲生过气。却不曾因为这种生活而出过怨言，生过气。她生性乐观，似乎也从不曾为这种生活而发过愁。当她拿着酒杯，向房下叔婶家里借点油或盐，以及还他们的一杯油一杯盐时，总是有说有笑地走进走出。母亲大概认为这种生活和辛苦，是她的本分。
辛亥革命的一年，我开始从父亲发蒙读书，父亲这年设馆在离家三里的白洋河东岳庙里。在发蒙以前，父亲看到我做事比同年的小孩子认真，例如一群孩子上山砍柴（实际是冬天砍枯了的茅草），大家总是先玩够了，再动手。我却心里挂着母亲，一股正经地砍；多了拿不动，便送给其他的孩子。放牛绝不让牛吃他人的一口禾稼，总要为牛找出一些好草来。又发现我有读书的天资，旁的孩子读《三字经》，背不上，我不知什么时候听了，一个字也不认识地代旁的孩子背。所以渐渐疼我起来。
这年三月，不知为什么，怎样也买不到米，结果买了两斗豌豆，一直煎豌豆汤当饭吃，走到路上，肚子里常常咕噜咕噜地响，反觉得很好玩。到了冬天，有一次吹着大北风，气候非常冷，我穿的一件棉袄，又薄又破了好几个大洞；走到青龙嘴上，实在受不了，便瞧着父亲在前面走远了，自己偷偷地溜了回来。但不肯把怕冷的情形说出口，只是倒在母亲怀里一言不发地赖着不去。母亲发现我这是第一次逃学，便哄着说，“儿好好读书，书读好后会发达起来要做官的”。我莫名其妙地最恨“要做官”的话，所以越发不肯去。母亲又说，“你父亲到学校后没有看到你，回来会打你一顿”。这才急了，要母亲送我一段路，终于去了。可是这次并没有挨打。父亲因为考了二三十年没有考到秀才，所以便有点做官迷，常常用做官来鼓励我；鼓励一次，便引起我一次心里极大的反感。母亲发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后，便再也不提这类的话。有时觉得父亲逼得我太紧了，所以她更不过问我读书的事情。过年过节，还帮我弄点小手脚，让我能多松一口气。十二岁我到县城住“高等小学”，每回家一次，走到塘角时，口里便叫着母亲，一直叫到家里，倒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这种哭，是什么也不为的。十五岁到武昌住省立第一师范，寒暑假回家，虽然不再哭，但一定要倒在母亲怀里嗲上半天的。大概直到民国十五年以后，才把这种情形给革命的气氛革掉了，而我已有二十多岁。我的幼儿帅军，常常和他的妈妈嗲得不像样子，使他的两个姐姐很生气；但我不太去理会，因为我常常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
以后我在外面的时候多，很难得有机会回到家里。即使回去一趟，也只住三五天便走了。一回到家，母亲便拉住我的手，要我陪着她坐。叔婶们向母亲开玩笑说，“你平时念秉常念得这厉害，现在回来了，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吧”。但母亲只是望着我默默地坐着，没有多少话和我说；而且在微笑中，神色总有点黯然。我的世面见得多了，反而形成母子间的一层薄雾，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文化。
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我由北平飞汉口，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天。母亲一生的折磨，到了此时，生命的火光已所余无几；虽然没有病，已衰老得有时神智不清。我默默地挨着她一块儿坐着，母亲干枯的手拉着我的手，眼睛时时呆望着我的脸。这个罪孽深重的儿子，再也不会像从前样倒在她怀里，嗲着要她摸我的头，亲我的脸了。并且连在一块儿的默坐，也经常被亲友唤走。我本想隐居农村，过着多年梦想的种树养鱼的生活。但一回到农村，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是千疮百孔。而我双手空空，对他们，对自己，为安排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丝毫有所作为。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压力，只好又压着我奔向南京，以官为业。此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武昌住医院。我回到南京不久，哥哥死在武昌了，以大三分的利息借钱托友人代买棺材归葬故里，这对奄奄一息的母亲，当然是个大打击。此后土崩瓦解，世局沧桑，我带着妻子流亡海外。当时估计，我家此时已由中农升进到富农（这都是用共产党所定的标准），但绝对没有资格当地主。弟弟和侄儿侄女们，应当凭劳力在自己的故乡生存下去；而我的内心，是深以出外逃亡为悲痛的，所以劝他们都安心留在故乡不动。等到知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已被扫地出门，使全家“白天无一碗一筷，夜间无一被一单”（弟弟辗转寄到的信上的话），母亲当然迅速倒下，而我也由此抱终天之恨，与乡土永隔，连母亲有没有坟墓，也不得而知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明报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到香港后，与弟弟、侄儿们联络上了，才慢慢知道，我们的土砖房子，拆了做“水库”；从祖父祖母起葬在山上的坟，一起被挖掉了。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