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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好读陆放翁“今皇神武是周宣，谁赋南征北伐篇”的这首诗，觉得他有燕赵慷慨悲歌之气。但现在的心情，慢慢地转变了。对于流亡的人来说，则《豳风·七月》的诗，较之歌颂宣王南征北伐的诗，更有亲切之情，更增加对乡土的慕恋。
《豳风》，据说是周公自作，或与周公有关的诗。《诗经》把它列在十五国国风的“变风”之末，有人说这是孔子删诗所定的次序。大儒王通推原孔子定这种次序的用意说：“言变之可以正也。”好像《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去泰来一样，以见人道之不可终穷，我想，中国圣人的用心大概会如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在他的悲怀宏愿，不肯使人类走上了尽头路。
《豳风》主要的诗是《七月》。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七月》这首诗，一面是歌咏农民的辛勤，同时也是歌咏农民的德性。农民的辛勤和德性，在周公，至少是在作诗序的人看来，就是周朝王业和风化的根本。周公作这首诗叫瞎子唱给成王听，用共产党的术语说，是要成王向农民学习。做皇帝的人，不可忘记农民。要向农民学习，要算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国家迎寒迎暑祈年等大典，都要歌《七月》。郑康成根据《周官》，以为《七月》兼风雅颂三义，则其应用的范围更广。自此以后，《豳风·七月》成为政治的教材，成为艺林的佳话，下开田园诗人、田园画家的广大分野。钱宾四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把农业文化的静穆敦厚之美，描写得有声有色。而我的朋友程兆熊先生，是学农而由艺以进乎道的；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常以幽峭空灵之笔，写绵绵不尽之心，总是把人类的前途，归到土的上面，归到农的上面。依我看，两位先生对农业的厚意深情，都可说是《七月》篇的流风余韵。
农村，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地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到了不能对他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到了不能从他的土生土长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这种个人、集团、民族的运命，大概也会所余无几了。刘裕把他未做皇帝时的耕具，陈设在庙里，想借以使他的子孙，能睹物兴怀，知创业之所自。可是他的儿子（或者是孙子）走进去看到这些东西，简直觉得原来出身微贱，惭愧万分，赶快叫人搬走。这恰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心情，而刘裕的子或孙，也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命运。
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假定其中没有蕴蓄着一点可宝贵的生命，则中国历史的存在，全是偶然；而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家们，假定对他所管理最大多数的农民，缺少最低的同情与了解，则他的管理方针，自然会牛头不对马嘴。中国过去做官的人，多半是从农村中来，官告一段落了，也多半依然回到农村去；他们的身上多少总有点土气，他们的脑子里多少总还沾点民情，所以坏也有个限度。清末以来，智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但一离开农村，便永远不想农村，永远不回农村。即使官没有了，也把农村括来的钱，多的汇到外国，到外国去参加人家的现代化。比较少一点的，也竭尽一切的方法，住在都市上，过各种层次的现代化生活。这些人的心中，根本没有自己的钱从何处来、自己的祖宗从何处来、乡下人何以要拿钱来供给自己的现代化生活等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地骑在农民的头上，无穷尽地油滑、浮夸、诈骗、流荡下去。油滑、浮夸、诈骗、流荡，这正是我们都市的“市气”。而“市气”就是这些人的现代化。台湾层出不穷的学生流氓组织，据保安司令部负责指导的人分析其原因说：“父兄位居显要。”“受都市不良生活之感染，不谙物力艰难及农村之疾苦，养成其趋腐逐臭之习惯。”（见六月廿五日军闻社讯）这是当然的。正因为这批孩子的显要父兄，忘记农村疾苦，不谙物力艰难，整天沉浸于腐臭市气之中，所以他们的孩子才家学渊源，箕裘不坠。中国过去是以市井之徒为可鄙，以市井之气为可羞。而这却正是现代智识分子的生命，一直到海外逃亡而不自觉。当着这些市气冲天的现代人，假定也有人出来再赋《豳风·七月》之篇，使这些忘本的现代人，也亲一点土气，也想一想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代一代的来源，或许可以使他们稍敛一点虚伪浮夸之习，稍存一点朴厚凝重之心，倒未尝不是促使大家在流亡中重新想问题的起点。更不说甚么戚继光练兵，要“再换清水”（农民），曾国藩用人，特注重“乡气”了。
共产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曾以农民的代表者自命。及凭农民打下了天下以后，农村却被视为半封建的、落后的，革命的对象。所以一再地土改，挖农村的根，剥农村的皮，翻农村的面；几千年农村在精神上、物力上的蓄积，大概这一次给搞完了。将来纵使能回到大陆，恐怕所看见的已经不是我们所自出的农村。那时的寂寞，我现在已经预感到了。
所以我纵使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能像周公一样，重写一篇《豳风·七月》的诗，以咏叹农民的辛勤，歌颂农民的德性，则共产党将视我为反动；而自由中国的大人先生们，也会视我为落伍，妨碍了他们的现代化，我将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幸而我不是诗人，更不能作像《七月》那样伟大的诗篇。但农民这一代所受的欺凌诬蔑，好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处女，被人加以强奸后，不说强奸者是强盗，反骂被奸者是娼妇，我实在因此而心酸。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现在是如何的现代化，但试就他本身推上去，他的若祖若宗、若父若兄、若亲若戚、若乡党中，总可以记忆出若干农村的生活史；在这些生活史中，有的是可敬，有的是可怜。如何能在记忆中，一二三四地数出那样多的罪恶。农村中含有可恶的因素，那一定是由商业资本及贪官污吏所直接间接带进去的罪恶。这是稍有良心、稍有常识的人，所不能不承认的结论。因此，我痛恨我自己不是诗人，坐视这一代忘本的人们，随意将农民加以欺凌侮蔑，除了心酸以外，再无其他方法表达这一代农民所受的积苦烦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还会有伟大的诗人，作出新的《七月》篇来，唤起现在人的记忆，在记忆中抓住一点自己生命的根子，重新在历史的车轮中站起。
真正说起来，我就是这群忘本的人们中的一个。我的家庭，我的村庄，我的亲戚，都是道地的农民，所以也都是道地的穷苦。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我父兄的艰辛，一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但我每一想到我在外面的生活情形，虽然比贪官污吏、阔少洋奴，要整饬微薄得多，但一和我乡下的生活对比，便不觉满身汗下；我真的忘本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父兄亲戚，依然有这样大的距离。我的妻，初结婚时，人情世故，一窍不通，简直把她无办法。抗战发生，到乡下去住了两年，居然前后两人。美德呈显，娇习尽除，大家都说她贤德。我常想，农村环境的教育力量真算大。假定现在做官的人，也有机会在农村中住一两年再出来，一定会和我的妻一样，在做人做事上大有进步。可是我现在常拿以前的农村生活故事，来教导我的孩子，他们却只当笑话听。可知人是最容易忘本的动物。二十年前，我有一次坐长江的江船去上海。江船的客厅里，坐着许多客人聊天，有母女两人，也坐在客厅的角落上。母亲大约五十多岁，衣着是乡下小康之家的样子，整洁质朴；女孩十八九岁，蓝褂黑裙的学生装。母亲拿一块在船过芜湖时所买的酱豆腐干，自己吃一点，分一半给她的女儿，脸上是表现着无限的慈爱，无限的安静自然；可是她的女儿把眼睛向四周一望，满脸通红，以很生气的神情推回母亲的手，于是慈爱的母亲当时也觉得非常惘然了。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已经现代化，船上坐的都是现代化的人，在官舱客厅里分芜湖酱干吃，有失她现代化的女儿的面子。这一小场面，给了我这样深的印象，到现在还不能忘却。那不仅说明了市井与乡下人之不相喻，也说明了今日谈中西文化者之不相喻。像那位女孩程度的西化论者，对她慈爱的母亲都要翻她一白眼，则对其他的人当然更要目为国粹派、冬烘先生，而值得拿去枪毙了。则今日中共之把农村整得死去而活不转来，一般反共而又学共的人们又何尝不暗里从旁叫好？——只要不整到他自己头上的话。因为他们也是明目张胆地说农村是罪恶的渊薮。
说农村是落后，那是当然的。生产技术的不进步，基层政治的腐化贪污，教育的不发达乃至不适合，都是落后的主要原因。假定能改进技术，澄清政治，普及教育，农民岂有不欢欣鼓舞之理，更有什么丧心病狂的人来反对呢？但我们说农村是落后，这是拿外在的东西作尺度去说的。若就一般农民做人做事的基本精神而论，则我觉得不仅不是落后，而且是中国能支持几千年的一种证明；也是中国尚有伟大的潜力，尚有伟大的前途的一种证明。“市气”人物之不了解这种精神，脱离了这种精神，甚至诬蔑这种精神，正是现代悲剧之所在。
上面所说的不是理论，而是一个社会性的事实。农业生产，是人力直接用向自然，是人力直接为了自己，这其中，能缺少人类的一段真精神吗？而人类的真精神，是蕴蓄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发展性。
有人骂农民是赋性游惰。但我们试想一想，农村最闲散的时期，是稻已收场，麦刚播种，一直到第二年菜花结果的前后。这种闲散，是来自农业本身的季节性，如何能说是农民的游惰？即在这种闲散时期，农民一面忙着清理本年的生计，一面赶着计划来年的生计。同时，农桑收场，正是农村手工副业的开始。我家是在冬季做蜡烛，夜晚总是忙到三更才睡。没有副业的人家，都羡慕能有一点副业。我们的手摇纺车还没有淘汰，诸姑姊妹，更是起五更，睡半夜，赶着纺点棉线拿去卖，或以此弥补一年的亏空，或以此添置过年的新衣。最可爱的是小康之家，在除夕的前十多天，一家大小，都是紧张而愉快，忙个不休。一年劳动所得的一丝一粟，此时都蕴蓄着生命之花，与劳动者以安慰、鼓励。新年到了，“教化子也有三天年”（教化子即乞丐），讨债的只能讨到除夕为止。这一不成文宪法，打断了穷人生活上的纠缠，使他也能随春到人间而松一口气。除夕到了，全村大扫除，贴门神、春联，放爆竹。自此之后，一直到灯节，各人堆上笑脸，满口都说吉利话，一团喜悦，一片温情。整年劳苦，亲戚朋友都少往来。新年大家带点礼物，彼此来往一番，聊通一年的款曲。农村的新年，才真是人情味的世界，才真可以看出是人的世界。“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在弛之中，更合上发乎人情自然的礼节，如腊祭、迎年、乡饮酒之类；这种先王之教，一直浸润在农村，使中国的农村，不是由鞭子所造成的冷酷黑暗，而富有温暖光辉，以积蓄发展民族的生命，这实在是支持中国历史的主力。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乡下的家过新年了。大概此生此世，是永远不会的。都市的年，好像渗了水的白酒，没有真味，因为都市的人情味早已渗假了。
有的大人先生们，或许因此大发议论，说上述情形正是表现农民的懒惰、无计划、不紧张、攸攸忽忽。但是，这是完全失掉了记忆的人，或者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人的说法。新年一过，我父亲便把一句成语告诉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要我们各人早作各自的准备。这句成语，是家喻户晓，引以互相警惕的。严氏《诗缉》说：“《七月》之诗，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节物之变，而修人事之备，皆豫为之谋也。”程子曰：“此诗（《七月》）多陈节物大要，言岁序之迁，人事当及时耳。”可见三千年前，中国农民，已经是有计划的生产，难说到现在反退步得一塌糊涂，硬要等今日共产党来为他们搞生产计划吗？农民自己的计划，是自己生命的发舒；为农民所立计划，是对他们生命的剥削。现在的大人先生们，难说对这一点都分不清楚？农民第一计划的是粮食如何能新陈相接，其次是肥料的积集分配，再其次是就去年的经验，今年那一丘田应该种什么；至于人力的计算，有余如何利用，不足如何补充，更要费一番打算。一个忙季来了，譬如插秧、割稻、种豆、耘田，农民都要抓住那几天内做完才有利，过了那几天即不利，总是全家大小，不分昼夜地去争取这种天时。稻子收早了“没有煞浆”（谷子尚未十分成熟之意），收迟了便会生芽。更要抢着天气好。所以我村子的人，常常问：“你是割了多少稻子才天亮的呀？”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叹气说：“我有很久是两头不见大二了。”近村传为笑谈。我乡里称母亲为“大二”。早出时，母亲未起，夜归时，母亲已睡，所以说两头不见“大二”。都市的时间是以钟表来计算，农村的时间，是以各个人的生命力来计算，这种以生命力来争取时间，用摩登的话说，是“抓住重点，突破困难”。《千家诗》上载范成大的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又“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五十岁以上的大人先生们，难道《千家诗》也不曾读过？
朱柏庐的家训，正是反映农村的生活秩序，所以也特为农村所重，常常把它写作“中堂”挂。开首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我父亲在乡下教书，但在严冬时也是每天东方刚发白便起来捡猪粪牛粪，积蓄肥料，全村人都仿效起来。夜间关门，总要招呼一声门闩闩上没有。乡下人骂关门不关上的说：“你怕关掉了尾巴吗？”后来我见到许多都市称暗娼为“半开门”，我才明白乡下人为什么骂半关门了。
勤俭两个字，是农村经济的骨干。但在政治不安定的时候，与其用勤俭两字去表征农民的活动，无宁用勤苦两字更为恰当。我小的时候，常常晚上没有饭吃，那还可以说是太穷。但我祖母的时候，听说粮食是够吃的，因为要存点粮食备粜，慢慢再添一点产业，便在农闲的日子，晚上只喝点米汤或吃点豆子当饭。我妻的前一代也是如此。问起来，乡下人大半都是如此。真西山说“数米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这确是农村之常。家里有老人，每月初一和十五的两天，能买两次肉给老人吃，那就算小康之家。此外，乡下人吃肉，便要靠过节、祭祖和过年了。自己死了人，要给吊丧者以大块的肉吃；送葬时要请一对喇叭开路；尤其是老人的棺材和寿衣，几年前就应准备好；这是乡下人有一个孝的观念，有一个礼的观念在驱使他不得不如此。至于“大出丧”这一类的玩意儿，那只是极少的缙绅之家，尤其是上海人爱来这一套，农业社会是当不起的。谁能把这一套硬栽在农村里去，以指实农村的罪恶？
因农民的普遍穷困，生存的要求太迫切，所以农民打算的范围很窄，有时表现得很小气。我村子里常常用酒杯借油借盐。假若一酒杯的油和盐借后没有还，那就很难再借第二次。但乡下人并不是没有大方的时候，割谷割麦收豆子的日子，可以让女人小孩去捡，有时还要送他一把。过新年的头三天，以及有婚丧庆吊，对于乞丐都特别大方。尤其是遇着插秧割稻，彼此都是无条件的帮工。乡下做屋，只有木匠、泥水匠要工钱，小工都来自亲戚邻里，照例是不要工钱的。只要自治稍有轨道，农村的守望相助，最为容易。农村的保甲，比市镇容易编。征兵征工征粮，完全是落在乡下人身上，大人先生们对于都市是不敢轻易下手的。农民的自私，是迫于生活的煎迫，他有什么资格和商人、和官商合一的大人先生们去争一日之短长呢？并且安分守己的自私，岂不贤于朝市中的勒索诈骗吗？
因农业本身的制约，不能鼓励人的冒险，也不能有什么飞跃性，这是真的。但谁能因此而抹煞农民的奋励上进的精神呢？抚孤守志，教子成名，农村这类的伟大母亲，代不绝人，蒋母就是伟大的例证，这都是农民坚贞奋励的标志。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多半出于乡下贫困之家，所以有“茅屋出公卿”的成语。我和我同时住师范的几个朋友，都是穷得没有“年饭米”的人家，若非父兄咬紧牙关，忍饥挨饿，如何能有升学的资格？就是现在的显要中，总还有不少是这样出身的。在生死之际能坚持一种信念，立下自己的脚跟，如忠孝节烈、耕读传家之类，这是中国文化在农村中最深厚伟大的成就。吸收农村这些美德而伸长到政治上的，一定是贤良的士大夫，一定是政治清明的时代。抹煞农村这种美德，骑在农民头上，吸农民的脂血而还骂农民没出息的，一定是最无良心的智识分子，一定是最没落的朝代。
自由中国的人们！多增加你对农村的记忆，对农民的记忆，对你自己在农村流过汗流过泪的父兄亲戚的记忆吧！在这种记忆中会使你迷途知返，慢慢地摸出走回大陆的土生土长之路。流亡者的灵魂的安息地方，不是悬在天上，而是摆在你所流亡出来的故乡故土。
六月廿日于台中
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民主评论》第三卷第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