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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所纪录的回忆，对整个七七抗战来说，只不过是一点一滴。因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年月记得不完全，而且也多错误，请阅者谅之。
民国二十二年秋季，因为我不满意割据的局面，便决然离开广西。在离开以前，和当时总部参谋处的罗科长（江西人，忘其名）谈得不错。他说和新疆的盛世才有交谊，我便托他介绍，要到新疆去效力疆场。及到了南京，偶然听到当时的内政部长黄绍竑，奉命暗中作戡定新疆的准备，我的目的是疆场而不是某一特定个人，便丢掉了罗科长的介绍信，向黄绍竑投效，被他收留了。以后回想起来，此一改变，等于从阎王老爷手上抢回了性命。那位罗科长，听说后来便死在盛世才手上。二十三年五月，由绥远归绥城出发，和罗中天、孙以仁几位，带了四部汽车，经百灵庙绕到居延海二里子河，侦察交通状况，及给水情形，作行军设站的准备。及返回归绥复命，才知道此事已因胡宗南的反对而取消了。我及由我约来的十多位日本士官同学，当然一起解散失业。
回到南京后，穷得生活发生问题。有位国学馆的老同学陈锡九兄，在南京市府担任会计主任，由他介绍和市长石蘅青先生见面，谈得非常入港。他很讨厌南京的警察，要我为他成立保卫团，担任乡区的治安，并兼上新河的区长。但我依然对沿途的交通水泉等状况，提出了近十万字的报告。正因为这种关系，所以黄绍竑调任浙江省主席后，又找我去当保安司令部的上校参谋，使我有机会跑到向往已久的西子湖边去。
当时黄似乎有一番抱负，很留心物色了一批精干的人才，如王先强、胡子威、贺扬灵、孙煦初、陆桂祥、吴绍彭等，很有点朝气。但我去了几天，叫我拟一个电稿，拟得他看不中意，便一直冷藏在那里，拿冤枉钱。但在这冷冻的约略一年之中，我四赴北平，追上了我现在的太太——王大小姐，算是我一生的最大收获。
大概到了二十四年夏天，黄奉命兼沪杭甬指挥官，秘密筹备这一方面的抗战工作，我们便在主席办公室的小楼上，从事各种准备计划。这时的幕僚，以徐景唐为首，都是陆大出身，或很有名望的前辈先生，其中只有保定三期毕业，和黄同乡的一位韦中校，便算是阶级最低的。准备工作，第一当然是建筑国防工事；安徽的杨鲁原先生，担任工程处长，的确是位吃苦而又能干的难得人才，很得黄的信任，大家对他也无不心服口服。他的太太是以《渔光曲》出名的王人美的姐姐，我们很羡慕他有这样的一位姨妹，可惜从来没有见过。我结婚后，大家都住在车站附近的国泰第一旅馆；我太太从来不打扮，当新娘子也是一样。当时的旗袍很长，扣子又多，我太太常常只是扼要地扣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杨鲁原的嗓门很大，几多次站在旁边忍不住地说“这位名士派头的太太”。
除了工事之外，便是拟定各种演习计划与将来作战的计划。黄是一个妙人，整天地沉着脸不与幕僚讲话，使幕僚对他莫测高深。有人告诉我，他和李济琛从广州坐船到梧州，两人在一个厅里，整天便没有交谈过一句话。我是日本陆军士官尚欠六个月没有毕业的学生。各种计划的题目，交给徐景唐，徐景唐当然不分配给我做。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好事。但当时偏不服这口气，见到题目便写，写成后直接塞到黄的办公桌上，黄一看到总是眉毛一皱，嘴巴一努。我也不管这一套，但经过两三次后，重要的计划及向中央机构呈出的重要公文，几乎都直接交到我手上。我经手办的重要公文的特点，是对问题照顾得周密，条理很清楚，而文字非常明快；但我并不懂公文程式，所以每一次把稿起好后，便低声下气地，拿到那位韦中校面前，请他帮我装头安尾。这位韦中校来日已经是牢骚满腹，又看不惯我那种飞扬跋扈的样子，所以一拿到他面前，他便瞪眼拍桌地说：“这样能干的青年上校，连这种事都不会做？不会做，好好地学学啦，总是找我干吗？”我总是陪着笑脸，老辈前老辈后地达到目的。说也奇怪，公文程式，本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但我当时硬是不学，一直到在湖北省府保安处当科长时，才费一两个钟头把它弄清楚。
二十五年夏天，作了一次交通动员的大演习，当时旁的地方很少这样做。演习完了，要编一本“纪事”报到中央去；我们开会决定共分五章，由五个人分别担任，我担任最后一章。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黄跑到楼上来，因为我的年纪较轻，便向我开腔说：“纪事编得怎样？”“我等他们各位编好后，才方便写总结，所以还未动笔。”黄明白大家还未着手，便说：“你一个人负责编吧。我有事到上海住几天，编好后用电话告诉我。”我便在三四天内赶编完成。当然，图表是指示给另外的专门人员帮忙画的。马上用长途电话问是否要把稿子送到上海由他校阅一遍，他说：“赶快付印吧，印好后送几本到上海来。”这类文件，是由省府自己的印刷所秘密印刷的，很快地便印好，我亲自送几本到上海交给他，他看了一看，一言不发。我随即告诉他：“想请两个星期的假。”“为什么？”“结婚。”“你还未结婚啦，等一等。”他上楼去一会儿下来，交给我一千元的支票，“送你点贺礼”。这在当时要算很重的礼。以后我回想他的种种情形，大概是要极力向中央表现他的军事才能，取得对他的军事信任。
民国二十四、二十五这两年，是上海文化界，以抗日为中心，争辩得最热闹的时候。照常情讲，我应当留心这些情形，甚至应当和他们有点来往。但除偶然的机会，和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们在一块儿吃饭闹酒以外，对上海的热闹文坛，完全不闻不问，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不过救国会的一般人主张团结抗战，我内心是非常赞成的。有一次，我和黄从上海坐汽车回杭州，车上把经过我用红铅笔圈点过的一篇文章，交给他，要他看。他稍为翻了一翻，把眼睛蹬着我。我说：“日本逼得我们太不像话，只有奋起抵抗。要抵抗，便必须团结。我希望主席对此事应有所努力。”这是我第一次向他谈政治问题。他听后一言不发。但过了两三个月，大概是二十五年八、九月间，我和他一起赴南京，在火车上，他叫他的一位矮子副官，把委员长蒋公回给他的一封亲笔信送给我看。信的内容说得很痛切，很坚定；强调抗战一开始，不论如何艰苦，绝不能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即是投降。一定要有作战到最后一人的打算。当时我看过后非常感动。他之所以把这封信给我看，大概一面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也让我不要为外面的浮言所惑，坚定对委员长的信仰。而委员长之所以回他这封亲笔信，可能也有要他转告广西的李、白的意思。
西安事变后，黄调湖北省府主席，沪杭甬的军事责任交给张发奎。我也随同回到武昌，当保安处的第一科科长。当时湖北的情形，军事势力及学校军训，是在以丁炳权、阮祺、韩浚、杨啸伊等黄埔学生手上，听说他们是蓝衣社。党部是在CC手上，听说他们与蓝衣社很有些磨擦。省政府的秘书长、民政厅长及有些专员县长，听说是杨永泰留下来的政学系。我则什么也不是，对他们的情形，只是“听到说”，实际什么也不知道。只感到生活的气氛，不如在杭州的爽朗；对抗战问题，也无法加以关心。
但在二十六年六月，委员长召集全国教育界重要人士，集合到庐山，举行盛大的训练。编成两个总队、六个大队，黄被调为第二总队长，黄便带了几个幕僚上山。当时余家菊先生好像是省府法制室的主任，调派为总队部的书记，余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连法制室也没有干。我调派为总队部的副官。因为我的名字，与“副官”的声音相近，所以许多初见面的人，以为我是当副官。有一次住在北平饭店里，茶房都叫我“徐副官”。其实，我倒真当了这一个月的副官。我是个乡下人，没有见过场面，这次才看到委员长以及其他许多阔人。阔人和名流学者讲演，我是要陪着去听的。听了许多人的讲演，只留下两个印象。一是王世杰讲演，殷锡朋站在侧边，有时为他写黑板，但写了两三个白字。这本算不了什么，但无形中使我这个乡下人对中枢大员，不免打了点折扣。二是训练副监周亚卫的讲演。他是军学前辈，而又是以怕老婆名噪一时的。可能是因为经常在太座威压之下的原故，所以弄得他讲话讲得很慢，而音调又是断断续续地有些低沉。但我仔细听，在他每一句寻常的语句中，都有确切的意义，我承认他对典范令确有研究。这在中国军人中，是少而又少的。有几句话，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你们要经常把口闭着。在他人面前张着口，人家便以为你是子。”在训练中终于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日本军阀逼着我们无路可走，于是委员长在七七这一天，聚合全体学员，发表了震古烁今的抗战宣告。当时委员长悲愤激昂的情形，使几万教育界的人士都为之感奋。而我能亲自听到这次历史性的动员宣告，真可谓为毕生最大的荣幸。
这次庐山集训，可以说是对文教界的大动员，也可以说是全国的精神总动员。随着抗战的宣告，大家纷纷下山，各就各人的岗位。抗战发生后，千千万万的教员学生，历尽无限艰辛，由沦陷区走向后方，由后方走向前线，这次庐山训练，应当算是一个关键。
抗战发生，黄以湖北省主席，兼军委会第一部部长。第一部即后来的军令部。我随他到南京，并没有机会参加第一部的工作，因为第一部完全是陆大的天下，我是插不进去的。黄似乎也没有正式办过公。到南京不久，便随他到太原去一趟。当时八路军集中陕北，还未渡河，我在正太路的车上对黄说“这个问题应当解决”。此时阎锡山在雁门关，黄便赶到雁门关。我听说在雁门关，黄、阎为八路军问题，曾联名打了一个电报给委员长，不知确否。到雁门关后，又匆匆经同蒲路、陇海路回南京。第二次我又随他从浦口坐专车，到徐州转陇海路，由陇海路转平汉路到石家庄。此时我军已节节败退，林蔚文在石家庄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此时周恩来也到了石家庄，不知由谁人出面请他作了一次国际大势分析的讲演，听完讲后，我对黄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黄笑而不答。在石家庄开完会后又到太原。此时的作战计划部署，及黄到北方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不过，从侧面观察感到我们军人的精神和学识，实在太落伍了。在车上，送了两首诗给黄：
登车慷慨上幽燕，
不信金瓯自此残。
宫阙九重留帝宅，
长城千里剩雄关。
破巢尚有求完卵，
击楫宁无共济船。
未许新亭空洒泪，
如公一柱已擎天。
太行落日乱千峰，
也似秦关百二重。
胡马正寻千里牧，
将军真欲一丸封。
徒闻上将矜奇策，
只见青磷怨大风。
莫道此行行不易，
河山入眼总匆匆。
黄看到我的诗，还和了两首。等到第三次随他北上时，在车上发现他带着一堆《杏花天》、《肉蒲团》这类的下流小说看，我立即感到：“这还算得一枝柱吗？”
回到南京，第一部长交由徐永昌，黄以湖北省府主席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阎锡山。这次黄便约了以陶子钦先生为首，一共五个幕僚同行。并向广西要一个卫士大队，广西先给了他三十个卫士和三十枝短枪。我们到了太原，阎锡山要组织一个参谋团，作为总幕僚机构，以陶子钦先生为首，以楚溪春为副。实际这是一种假客气，黄也知道，所以只虚幌一招，并未成立。但阎答应给他两个师的装备，让他成立两个直属师。他便调湖北乡政训练班的学生两千人到山西，先成立战地军政干部训练班。由我担任教育长，作为两个师的骨干，并商同周恩来，由他派政工人员，帮助训练。这一计划，幸而因战局的迅速恶化终于告吹了。旧式军人，总要有自己的部队作资本。黄在归绥时，要由广西调士官来编孙殿英的残部五个旅作入新疆的本钱。可见他的想法做法是一贯的。
我到太原不几天，八路军也开到了。有一次，阎宴请我们和八路军的将领。我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在谈话中，他们对苏联期望很大；对外面的事情，非常地隔阂。
当时任务的分配，由阎直接指挥北面作战，黄指挥东面作战。我们一出娘子关，前面已经垮了，军队纷纷后退。碰着赵寿山师长，便要他守乏驴岭、雪花山一带。我们马上回到娘子关车站，住在车站附近，早经构筑好了的山洞里。情势紧急，黄昏时，黄赴太原讨救兵，我们连通讯设备都没有，便只好利用车站的电话。晚上七、八点钟，前方赵寿山向副司令长官求救的电话来了。但副司令长官不在，大家彷徨无策。我便只好拿起听筒，自称副司令长官，用“打应急符”的方式，在电话中指挥起来。大约以后两点钟三点钟便有一告急的电话，我便要在电话中打一道符，不准他后撤。这样挨了两夜一天，正面勉强顶住了。赵寿山这样叫唤，主要是怕把他这一部分丢在前线不管。乏驴岭离娘子关车站不远。只要在电话中让他知道副司令长官是稳坐娘子关，便可以增加他的信心，他更不好意思随便向后开溜了。这是我必须打符的主要原因。但第三天一大早，敌人由右侧方的谷地窜了进来，车站已经听到清晰的枪声。恰好孙连仲的黄旅到达，这是当时最好的部队。黄旅长说，“奉命来保卫副司令长官”。我请他立刻阻击快绕到车站附近的敌军，他的部队很迅速地堵住了山口，并以一部绕到敌后，打死了敌人不少，还俘虏了几个日本兵。在一个日军死尸身上，搜出一本《部兵操典》，在《操典》里夹着一张非常漂亮的，大概是他的新婚太太的照片。我当时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的两句诗写在照片的反面。战局由此得到暂时的稳定。
黄从太原回来，知道我以他的名义指挥部队的情形，当然心里很高兴。但是接着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石家庄稍南，从地图看，有一条直通山西的谷道，谷道口名为旧关。我向黄建议，敌人正面攻击顿挫，可能由这条谷道出到我们的右后方。应当派出一小部分兵力，到谷口去监视。黄不以为然，但我再三争持，弄得他怒目相对。
此时冯钦哉总指挥，穿着长袍和中式大衣，住在隔壁的洞里。他大约有两个直属师，在保定附近与敌接触后，便不知何往。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怕说出来，黄又要用上，所以怎么也不说，以便保存实力。孙连仲也来过，他的气质，和冯钦哉完全不同，说话质朴有力，一见便知道是能练兵打仗的好将领。当时大概他的部队两边都需要，弄得孙有些为难的样子，详细内情，我不很知道。
有一天，我在洞口外散步，遇到一个年轻军人，在那里徘徊瞻顾，我有些疑心，便和他聊天。他说：“我是陕西××警卫团李振西团长的副官。团长听说黄副司令长官住在附近，要我来打听是否确实。”接着他告诉我，杨虎臣下台出国时，把最精锐的部队和装备，编成这个独立团。所以一团有三千五百多人，作战很勇敢。从陕西开出抗战，归冯钦哉指挥。第一次在前线上损失了四五百人，李团长受了伤，掩护了冯的直系军队安全撤退。但冯说李团长作战不力，要撤职查办，把部队编到他的直系军队里去。这在当时的名称，即是要把它“吃掉”。李团长急得走投无路。全团很团结，冯有点顾虑，不过总是会完蛋的。所以想找副司令长官。我问李团长还能动不能动。他说，伤的是腿部，有人搀着还可以走几步。我便叫他回去报告李团长，请他秘密来见黄，并说“副司令长官一定会明辨是非曲直的”。我进山洞后把上述情形报告给黄，并向他建议：“我们一点预备队也没有，最好看到李团长后，命令他为长官部的直属预备队，冯钦哉便没有话可说了。”过了半天，先前看到的副官和一个卫士，果然搀着瘦长个子的李团长来到洞口，我便陪着他见了黄。黄照我的意见处理了，并给他以安慰。李团长当时好似含冤无处告诉的孤儿，一朝得救，感激得眼泪也流了出来。因为有这个偶然的遇合，才使我们没有当俘虏。
大概过了五六天吧，敌人果然从我先前顾虑的一号谷道窜了进来，一直窜到司令部（实在不成一个司令部）右后方的一个山上（我忘记了山名）。大概是等后续部队，稍为停顿一下，此时我们才发觉。但司令部已在敌人可以控制到的范围之内。冯钦哉便发牢骚，说风凉话，主张立刻开溜。但赵寿山这些前线部队，岂非一下子完蛋。于是下命令要李团长反攻，这一天打下来，敌人是被打退了；可是李团牺牲重大，全团只剩下几百人。黄于是一面电军委会褒奖李团长，准调他回西安整补，同时电西安的孙蔚如，叙述李团的战功，对他调回西安整补的事，请他予以帮助。可是在李团开拔时，李的副官牵了三匹马来找我，对我说：“这三匹马，两匹是大走马。一匹叫黑老虎，也非常精壮。都是杨主任（虎臣）下野时交给团长的。团长现在回后方，认为徐参谋用得着，所以要我送来。”我一下子吓呆了，赶快说：“我并不会骑马，也不会招呼马，送给我，我没有办法，必须带回去。”但那位副官说了就跑，弄得下不了台，只好找两个勤务兵暂时招呼。我把这件事报告给黄，并说一定要带到西安，退回给李团长。黄知道训练一匹大走马成功，是很不容易的。并且训练成功后，若是骑的人不内行，也会糟蹋掉。他赞成我的意见，把马交给卫士大队的莫大队长，嘱他好好招呼，并叫他路上不要使用。为了这件事，后来在路上，我几乎被莫队长一枪打死，黄也把莫赶走。几经周折，三匹马依然在西安物归原主。
在这一仗打完后不到几天，又发生一个插曲。有一天上午八时左右，司令部山洞的对面山脊上，相距约五百公尺，很炽烈地，步枪机关枪，直指向司令部的洞门射击，这是从后面而来的射击。当时直接的印象，这回我们完蛋了。黄对陶子钦先生说：“三十枝短枪，由你指挥突围。”“没有问题，我负责。”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出于误会呢？”便叫号兵拼命吹号，没有效果。山洞和射击我们的山脊之间，隔着一个凹地，我便说“我想去看看”。陶和我的关系深，反对。黄不作声。其他的人，当然都是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我说：“只要跑出洞门，滚下三十公尺，便是死角，让我试试吧。”说完冲出洞口，睡着向下滚了一段，跑到对面的山脚下，大声喊叫说：“你们是什么部队？不要误会呀。”只喊两三次，山上便有回声问：“你们是哪一个单位？”“我们是黄副长官的司令部！”“呀！对不起，误会了。”一场虚惊就是这样平静下来了。我慢慢走回山洞，心里想“真侥幸，没有死掉”。后来大家研究，认为冯钦哉早想开溜，可能是他耍的把戏，先把我们吓跑，他便可以为了保存实力而自由行动了。是否如此，没有确证。
这种小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敌人依然由我先前顾虑的一条小路，向我右后方迂回成功，再没有什么部队可以用来阻击，快被包围了，于是开始大撤退，大混乱。黄临走的时候说：“徐参谋，我们先到寿阳，交你八枝短枪、一架电话机、两千元法币，用我的名义指挥掩护作战。”我只有答应：“是，尽力而为。”但心里已经不断地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指挥部，本身没有组织，没有可以与各部队直接联络的通讯设备，没有情报侦察机构，甚至没有确实的战斗序列”。我在黄的幕僚中虽然阶级最低，但因上述的各种原因，事实上是当了他的负责的幕僚长。但对于周边部队的情况，始终蒙在鼓里面。恐怕黄本人也不清楚。娘子关正面，因我的僭越指挥而把战局稳定下来，乃是偶然的机会。现在是没有可能的。
在撤退的流动中，我带着八条短枪和一架电话机，不能成立一个独立的临时指挥所，首先必须依附到一个军事单位里去。于是就近找到了一位见过面的军长（忘其姓名）的司令部去，我坦率地把黄交给我的任务告诉他，请他帮忙。他立刻愁眉苦脸地说：“怎能做得到呢？联络不上呀！”“为什么？”“唉，你不知道部队的情形。在撤退的当中，连我自己的部队也联络不上。他们把一切通信的东西封锁起来，一直要撤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才肯恢复联络。因为怕早早地联络上，会交给他们以任务，他们吃不消。说你不信，我把通讯队长找来你和他谈谈。”事实果然不错。同时我想到这位军长可能也是这种人中之一，若和他军部共行动，会彼此不便的。我便带着我的八条短枪，单独向寿阳追去。此时四川邓锡侯的部队，刚刚开到。
黄这次是住在土洞里面，我把实际的情形告诉了他，他也没有话讲。只说“彭德怀在这里，晚饭后你和他谈谈”。原来我们以前到雁门关时，彭德怀大概是先到前方了解情况，也和我们住在一起；第二天，一声不响地走了。这次一块儿晚饭后，黄和我便同他闲聊。我问：“你的部队现在的位置？”“有十四个团聚结在盂县。”“你的计划怎样？”“我们绕过寿阳，从昔阳方面配合友军，向敌人侧击。”我便疑惑起来，向他说：“我的看法，时间是决定的因素。现在敌人尾追我军的，不过一个师团，并且他们正在行进中，并没有集结。盂县的贵军，正处在他们行进的侧面，此时赶他的后续部队未到、先头部队未聚结的间隙，贵军立即开始侧击，新到达的四川部队从正面反攻，可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像你的计划，从盂县绕过我军战线的后方，再向右侧方前进，最少要多花三天时间。在这三天时间内，敌人后续部队到达，攻击开始，我们可能已经垮了，还侧击什么？”彭听了我的话，面现怒容，脸朝着山洞上面，说一句“我不赞成你的话”，再不说什么。黄向我望望，向彭望望，一言不发。这次谈话，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他带了二三十个十三四岁的红小鬼，都活泼可爱。第二天一大早，又人不知鬼不觉地走了。我以后常常想，他们的战术思想为什么这样差呢？过了三四年后，才知道他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
在寿阳，黄已完全失掉了指挥的机能。不几天，这条战线便垮掉，于是退向榆次，此时山西北面的战线也崩溃了，接着太原失守，我们一路退向临汾。沿途看到人民在仓皇中奔逃，几十里路长的大行列，拥挤、杂乱、茫然、悲戚。有位非常漂亮的少妇，牵着一匹驴，驴上坐着她三四岁的孩子，走进同蒲铁路的一个车站里面，东望望，西望望，想弃驴挤上车吗？连车顶都堆满了人，她挤不进。牵着驴继续向前走吗？她也不知走向什么地方。那种彷徨凄切的表情，我没有能力形容于万一。我常常想，当时代的巨轮碾了前来时，不管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总归是一齐被碾得粉身碎骨而死。
到了临汾，中央发表黄调浙江省主席，结束了这一幕混乱的哑剧。他当然希望我也到浙江，但我自己知道，就对事来说，我是一个最好的幕僚，就对人来说，同时也是一个最坏的幕僚。不愿再和黄在一起了，在西安呆了几天后，便只身回到武昌。当民国二十五年正在金山乍浦建筑国防工事时，独山是一个管钥地带，我再三向黄建议，工事不仅要以由公路来进攻的敌人为对象，还要考虑到敌人可能由海上登陆，绕到我们防线的后面，明代的倭寇，便是从金山乍浦的海上登陆的。黄坚执不从。我在武昌，听说敌人果然从乍浦海面登陆，我们全线不战而退，便写了一首七律寄给他，记得收尾的两句“可惜金山三尺浪，至今犹似旧潮痕”。现在想起来，“依旧潮痕”的，又岂仅是金山三尺浪吗？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大学杂志》第四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