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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日本回到上海时，偶然认识了一位小姐，她出身于刚没落的大家庭。我回到武昌，住在孔庚先生家里，她家住在汉阳；我们两人从汉阳坐一只小划子到武昌，到了武昌，又坐回头到汉阳，这样在小划子上一坐便是大半天。武昌找不到事做，我只好到上海。她母亲刚死，迟几天，她也追到上海，两人一起住在长沙客栈。但当时从来没有发生肉体行为的观念，这连我自己回忆起来也是无从索解的。等到我的钱快花完，说要到广西去找事做时，她坚决地反对，并且说“住在上海，生活也没有问题”。说完后，便把她带的一只小小的旧皮箱开给我看，里面有文徵明画、祝枝山写的《前后赤壁》的长卷，裱得非常精致，还有许多翡翠和许多鸡血、田黄的图章。她说：“我妈告诉我，这些东西在当铺里可以当钱的，我们慢慢地当了维持生活。”当时我对字画完全不懂，也不知道翡翠很值钱，只在先施公司里看到所标的鸡血、田黄的价钱是相当可观的。她箱子里大概有近百副左右。我告诉她：“我从日本回国，不能使家庭和朋友们太失望。我到广西一找到工作，便接你去，找不到我就回来。你暂时还是找个中学教教书等我。”她送我上船后，一个人回到客栈。夜很深了，船快启碇，她又跑上船来要我上岸，或者同我一起走，那怎能答应，逼着她上岸。我站在甲板上，望着她在夜雾迷蒙中消失了孤弱的影子。但我一到广西后，却渺无音信；再写多的信给她，也没有一个字的回音，这件事，令我怎样也不能死心塌地，非要找出一个下落来不可。于是在第三营干了三个月，又请求长假，黎营长当然不肯；我便老实把情形告诉他，并请他代为报告团长。当我请假的风声传出后，许多排附又联合起来到团长面前挽留我；团长便准假三月，并示意给我，回来后，当为我想办法。三个月中，由上海追寻至武汉，追寻的结果，对我来说是很悲惨的。这一直到两年后在北平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才很侥幸地弥补了些创伤。追寻三个月后，再回到警卫团，升我当少校团附，这在当时的广西，便算升迁很快的，但在广西前后总共只住了一年多一点，这是因为把恋爱的事情告一段落后，便经常想到国家的问题。我当时认为不论怎样，国家必须统一。李、白当时在地方建设方面的进步，不能构成割据的理论根据，这便使我内心终是忐忑不安，所以终于又提只箱子投入到不可知的茫茫人海中去了。但我回想起当年警卫团官兵们的讲理讲是非的情形，不是今日任何大学的先生们所能企望于万一。当然，绝对多数的学生还是肯讲理，很有是非之心的。
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九日《新闻天地》第一二一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