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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二十三期留日的陆军士官同学，因反抗而被捕，而退学返国。却在长江一带，怎样也找不到工作。后来由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写封信给白崇禧先生，在南宁旅馆里住了一个月，分派我到警卫团第一营去当上尉营附，这大概是二十一年六月前后的事情。当时广西精兵简政，励精图治，虽与中央处于对立状态，但全省只有军队十五个团。警卫团长冯璜，在日本住过步兵专门学校，听说是白先生的得意干部。第一营长白如初，听说是白先生的侄儿，但不是很亲的。我头天下午搬进第一营部，和营长见面，人倒也蛮和气。第二天是星期一，全团到北校场去操制式教练。在操场，营长顺便介绍和三个连长见了面。这是我第一次和我国军队发生关系，我以好奇的心，随着营长东看看，西看看，脑筋里却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在收操半小时前，团长下令，各营集合，由各营长指挥，操营制式教练。我们的营长突然地“报告团长，我的喉咙痛了，请徐营附代我指挥”。团长听完后，只说一个“好”字，责任便交到我身上了。可是，第一，我从来没有喊过中国口令；而中国的口令和日本的口令，大同中却有小异，这是我当时一上操场便可以听出的。第二，当士官学生，排制式教练还要轮流练习，每人只有一两次机会，我可能一次也没有轮流到，更从来没有指挥过连教练的机会，何况是一个营，一下子站在我面前一大堆，把我的脑筋和眼睛弄得有点发昏了。第三，营长大人事先没有打半点招呼，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我的不意，心理上没有丝毫准备。可是这是不能讲理，不能叫饶的。把心一横，我不作队形变换，只是“开步走”地走走，也就混过了。于是从“立正”喊起，接着“向右，看齐”，再接是“拕枪”，当时广西拕枪的口令有预令，我依日本口令，没有分出预令来，全营的枪上肩，已经是前后参差，阵势有点不稳了。再“开步走”以后，走到校场一边的尽头时，当然要喊“向后转走”；可是“走”字落错了脚，全营稀里哗啦地转得乱七八糟，笑声和骂声都有。正不知道怎样下台的紧急关头，团长跑过来接替了我的指挥，这样才能收操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