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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十月左右，桂系军队讨伐国民党左翼残存在武汉的政权。唐生智的军事力量，因分化而没有什么激烈抵抗。大概到了同年十一月左右，武汉已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胡宗铎的十九军，陶钧的十八军，成了控制湖北政治的军事力量。这都是从桂系北伐时的第七军发出来的。第七军到了湖北后，它的声光反为湖北人所统率的十八军、十九军所掩，这便伏下民国十八年南京出师讨伐桂系，第七军首先倒戈，以致桂系势力瓦解的导火线。
在桂系未到以前，我参加武汉商民协会的工作。桂系到了以后，我和一批年轻人（事后才知道，其中有国民党的左翼，也有共产党），展开了保卫原有的省市党部的工作；后来一网成擒，几乎丢了性命。我和陶子钦（钧）先生，家乡相距只一公里多一点，本来很熟识。正因为有这点关系，才救出了同时被捕的五六十个人。陶先生对我很好，先要我当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军法官，当了三天，便私自离职。司令部的参谋长是现在名女作家聂华苓女士的父亲，他要以弃职潜逃的罪名拘捕我，陶先生便请我住到他军部里的副军长室（当时副军长尚未到差）；偶然和聂参谋长碰面，彼此笑笑也就算了。胡、陶把南京派来接收党务的方子樵先生的一批人（里面多是黄埔学生）又一起撵走了，陶先生要我去搞汉口市党部的工作；我当时以为不是左便不是党，立刻拒绝了。至于左到底是什么东西，连现在我还说不出一点名堂来。更妙的是，我不曾加入到国民党的左派，乃至什么党什么派都不是。后来依然得陶先生之力，我到武昌省立第七小学去当校长。
当校长正当得有声有色的时候，胡、陶集团派送他们的弟弟（当时他们只三十多岁）赴日本留学，目的是想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陶先生也把我拉在一起。这样，便于民国十七年（昭和三年）三月左右，一行十一个人，一起到了日本。这里我得交待一句，我们到日本以后，胡、陶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封锁汉口日租界，以致胡、陶的保送无效。这年下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没有接收我们。
到东京后，在与中国留日学生有很深关系的成城学校的日语班学日文，同学的人数不少。教日文的一老一少，老者姓服部，忘其名，很有点文化修养，对中国学生的态度非常亲切而自然。有一次，四川的一位同学向他请教一个辞汇，他很感慨地说：“这都是你们中国很流行的辞汇，怎么一革命就都革掉了？”在我的记忆中，凡是日本的“支那通”，十之八九，都在参加谋害中国的某一方面的工作。这位服部先生，当然也是支那通，但他可能没有参加这种工作。
这也奇怪，当时的日本人当然轻视中国人；但我的内心，对一般的日本人，也潜伏着轻蔑和敌意（日本女人除外）。不过他们读书风气之盛、生活的质朴、工作的勤勉，却令我非常佩服。成城学校为学生烧开水的一位老工人，我们去要开水，十次有九次他都在看书。有位阔人的弟弟，跑到横滨去狎妓，回来后努着嘴一脸不高兴；追问之下，他才牢骚地说：“有什么意思！她一面和我××，一面还拿一本书在看。”
到了民国十七年冬季，我的日文可以勉强看书；而我的兴趣是在学经济，决不在学军事，便到明治大学的研究部去挂了一个名。偶然遇到一位日本学生，随便聊天，聊得很不错，他便常常到我住的地方来，很纯真地想帮助我。有一天，他要我去看一位当时颇为有名的经济学教授；我看过这位教授著的《价值学说史》，他也很热诚地接待我。要我以后常常去，并开了一张我应当看的书单给我。我以后没有能继续学经济，和这位日本学生和教授，慢慢失掉了联络，连他们的姓名也忘记了（教授可能是姓青木）。但他们这种无所为而流露出的对一位陌生人的热情，及被书籍埋得没有多少空隙了的那位教授的书斋，至今回忆起来，还难免有一番怅惘。在这种怅惘中，消解了中国人和日本人间的界限；只觉得自己没有出息，辜负了这位纯真的日本青年学生和热情的教授，也和平生辜负了国内许多期望过我的师友一样。
民国十八年五月左右，胡、陶已经垮了。到了下季，我在日本的生活已没有着落，我便写信问他们，愿不愿继续接济，因为我知道只要他们愿意，接济几十个留学生的力量也是有的。他们回信，进士官学校便可以，否则有心无力。我知道，当时回国是无路可走的，便请东京中国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先生向冯玉祥那里找了一份保送公事，决心进了士官学校。马先生是湖北枣阳人，又是冯的驻日代表。好像他有两位漂亮而功课又很好的小姐，成为当时大家谈天时都很健羡的对象。
大概是这年冬季吧，也或许是十九年的初春，我到青森县的弘前联队，以二等兵（或者是上等兵）资格入伍。中国人在这里入伍的一共八个人，三个广东人中有两位是华侨家庭。有一位是湖南人欧阳禧，貌不扬而性情刚健，且懂点拳术，后来曾帮我挡过一次群殴的风险。他在抗战中被日人捉住砍了头。有一位是傅作义的侄儿傅朴，很有点气概，我不了解他为什么回国后没没无闻。有位是汤玉麟的参谋长的儿子，实在不是继承父业的材料。有一位钟石盘君，大家说他曾充张宗昌警卫旅的旅长，他带着有两位太太，人倒很不错，现在台湾长斋念佛。我们八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虽小吵过几次，有一次广东姓白的要和我打架（因为我讲话刻薄了他），我当然打不过，幸而个子又长又大的傅朴冲上来，把姓白的一下子丢到床上，我才没吃眼前亏；但大家年轻，雨过天青，彼此一块儿生活得不错。
我们的中队长（连长）是陆大毕业的。日本陆大毕业生，在成就与出路上，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另外有位上尉教官和一位中士班长，是专门管教我们的。还有一位上等兵，是为我们做点杂事的。那位上尉教官，听说阎锡山在这里入伍时他是中士班长；阎做了督军后，他去过山西一次，大概因为实在没有出息，不久便回来了，一副无精打采的老好人的样子。中士班长，愚蠢而又非常瞧不起中国人。有次问我：“假定我在中国，可以担当什么职务呢？”我说：“很难安排。”“为什么？”“给你当勤务兵吧！你的样子又令人一看就讨厌，有什么办法？”他听了气得要死。有一次，他考我的步兵操典，我的理解力，他当然只有甘拜下风。诸如此类的，我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行，日积月累了不少。有个星期天，我在书店买了一本日译的《西线无战事》的小说，一回到学校，便被没收了，给中队长叫去痛骂了一顿，这便开始了我在士官学校中一直过着不舒服的生活。不过有两件事值得一谈。第一，我们八个白领兵，当然不会翻杠子，被那位班长很奚落了几次。于是，我们在夜晚有空的时候，避开班长的耳目，拼命练习，手上都练起了泡，不太久，每人的杠子都翻得很不错。第二，苹果刚熟时，打完野外，教官带我们到一望无际的苹果园去休息，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苹果，大家吃个饱。
六个月的入伍完毕，正式入校。学校的步兵中队长，态度一开始就对我不太友善。加以我未入士官以前，因为喜欢看河上肇的东西，因而读了些马克思、恩格斯及苏联的理论家们的著作。所以我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群不读书社”，专看《在马克思主义之旗下》的这类苏联读物。其实，我什么政治关系都没有；但日本中队兵们看在眼里，当然很不舒服。其次，我讲话一向非常随便，尤其是在日本人面前喜欢争中国人的假面子。有一次几位日本士官和我聊天，有一位说：“我们日本，不到五十岁的人，不能当政务官。贵国的蒋介石样，太年轻了一点了呢！”我说：“他比你们天皇还大几岁。”这话一出，几个日本士官简直张皇失措，一哄而散。这当然是小情报的资料。而我的擦枪和内务整理，又经常不够水准。大概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加在一起，除了一位战术教官对我不错以外，中队长及他的麾下，对我的仇视一天深一天。有一次，整队准备出发去打野外，中队长甚么事故理由也说不出，却当着全体同学面前，把我大骂一顿，叫我不必随队出发，大概预定回来以后，决心开除我。幸亏他在中途，马因滑蹄而跌在马路上，把中队长的腿跌断了，住了一两个月的医院，才挽回我被开除的命运。
中队长的腿好了返校。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我为了避避风头，赶快到队部请三天外出休假，我们的中队长说：“准你一个星期吧！”我便立刻到一位从黄兴起便与湖南留日学生有缘的老太婆家去藏了起来。果然我们同学中，有一部分主张退学回国，有一部分反对；两种不同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张退学的同学，当然希望能做到全体退学才有声势。有人出主意说，要做到全体退学，只有找徐某回校来发动。于是几位湖南同学找到我藏的地方，以大义相责，非要我返校正式出头不可。我便选定在大家正吃晚饭时（不可能借地方给我们开会）出现在饭厅里，把平日所积的国仇私恨，慷慨陈词了五分钟，同学非常激动，决议全体退学，并把领章、佩刀，一起解下交出，以示决心。推了九个代表，第二天向中国大使馆请愿，由蒋作宾大使接见；看样子，他是一位忠厚长者，大概处境困难，同我们讲些含糊不清的话。
从大使馆返校后，我们九个代表立即被捕了。陈骏南、崔燊星（名字可能有误）和我三个人拘留在一个宪兵队里，各人分别关一叠席子的小房间里，大、小便都要在这小房子内行之。宪兵队长问我们：“为什么日本教育你们，你们还要反抗我们日本？”“日本士官教育，是爱国教育。我们爱国，便必须反抗日本。”我们这样答复，那位队长也就无话可说了。
关了两天，又押返学校，限期离日，这总算是释放了。原来我们被捕后，中队长集合同学们说：“徐某是共产党，你们今后再不会看到他。”同学们都知道我什么党也不是，并且这次是大家逼着我出头的；听中队长的口气，凶多吉少。年轻人重意气，便大家绝食，不释放不吃饭，所以很快地把我也一起开释出来了。我心里很清楚回国做抗日工作，是毫无结果的。但当时也只好互相砥砺，先回到上海，为抗日而效命。当然，也有几位同学，临时又溜回到学校里，读完他们的课程。
我在这次日本士官教育中，对他们军事动作的确实、武器保管的认真，留有深刻的印象。除此以外，觉得日本军人，收容我们中国学生，反而培养了我们的反日精神。我们同学中，只有最无出息的少数几个人，才在抗日中当了小汉奸（一起退学返国的同学中，倒一个也没有）；此外，其余的没有一个人感到日本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共存的。这就说明了中日两国过去悲剧的命运。
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大队长是金子定一中校，他戴一副近视眼镜，态度从容娴雅。有一次，我们到他公馆去看他，他的会客室除窗户外，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当中一张小圆桌，主客围着圆桌而坐；当时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书城”，引起我十分羡慕。我喜欢买书的癖性，和此一印象也有一点关系。
一九七二年六月《明报月刊》第七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