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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书生活

用一个基本概念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便是历史哲学。用一个基本概念来解释人生的态度,便是人生哲学。假定能用一个基本概念来解释一个时代的性格,或者也可以称为时代哲学。虽然很少看到时代哲学的名称,那只由于当代的人,总是匆匆地过去,并不曾停下脚来思考自己的时代;等到下一代的人来思考他的上一代,而可归纳为一个概念时,却已经划入历史哲学范围里去了。不过若是历史哲学的名称可以成立,则又何妨有所谓时代哲学?因此,我常常想,许多先生们实际上早已在有意无意之间,提出了我们的时代哲学,这即是“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一句非常流行的基本概念。并且,假若这一说法可以成立,则我正是此一时代的宠儿、骄子,因为我的人生哲学与这一时代哲学是恰相配合的。我由教室走上战场(这名词对我有点夸张的意味),再由战场走进教室,这些一波三折的人生,只有用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哲学才能加以解释。

我是八岁发蒙读书的。有一次,当穿着又薄又破的棉袄,实在抵不过冬天的北风,而身上有点发抖的时候,很有些逃学的意思。慈爱的母亲,摸摸我的头说:“儿,好好地读书,将来会发达起来做官的。”我当时虽然勉强上了学,但对于“做官”两字,却发生莫名其妙的反感,这种反感,一直保持到十年前与官场绝缘时为止。仔细回想,反感的来源,并不是由于秉性的高洁,而是不愿有一个什么明显的目标压在自己的精神上,使自己不能任天而动。我的老朋友,都会承认任天而动,是出于我的天性。几十年来,始终想不出做官的好味道,大概也是植根于此。

我能从县高小毕业,家庭实已受尽了千辛万苦。但毕业后的打算,则是想在乡下一面学中医,一面开一个小中药铺。我对于中药铺的药香和装上许多抽屉的药柜,从初次遇到时便有点神秘之感。而乡下的郎中(我们乡下人对医生的称呼),从东村走到西村,总受到农家恭敬的招待,无拘无束,也有点使我羡慕。但结果以一个偶然的机会,糊里糊涂地考进了武昌的第一师范,只好放弃原有计划。不过我还私人借了点债,和一位姓陈的同学好友,顶下一个小中药店;于是我的初步志愿,完全由这位好友担承过去了。

民国十二年暑假,师范毕业。但当时不仅休想在武汉找一个小学教员,连回县里找一个县立小学教员,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我们同学联合起来,向县的劝学所(后来的教育科或教育局)所长汤老四大吵大闹。汤老四是汤化龙的堂弟,是以“狠”著称的;但吵闹的结果,我们每人以半价待遇的教员分发到一个位置。我分发在县城里的第五模范小学。当年同事的师范前辈詹伯阶先生,现在还在台北金瓯商职任教。小学教员,什么都要教的;音乐一课,我可以按风琴,但唱不出声音来;图画一课,我只会勉强在黑板上画一枚树叶子。最得意的是向学生讲《左传》,这不仅在现在想起来是笑话,在当时也只是适应少数学生的要求。所以这场面弄得相当地尴尬。尤其难堪的是,读师范虽然是公费,但零花钱是由家庭辛苦筹措出来的。现在毕业当教员了,对家庭的生计,总要有点交代。可是,合五块半到六块银洋的待遇,维持个人生活,还要私下借债。这种经济窘境,简直逼得我无路可走。当时听说武昌创办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馆,我于是铤而走险,跑到武昌去参加考试;我当时只是在无路可走中,以暂能脱离窘境为快,并没有什么堂皇的目的。

参加考试的有三千多人,我的卷子是黄季刚先生看的,他硬要定我为第一名。他在武昌师大和中华大学上课时对学生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当旁人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是得到鼓励,而是心里又抱愧又好笑。因为我一向喜欢逛旧书铺,当考的前一天,在一家旧书铺里拿起张惠言的文集看了半天;第二天入场,我选择的题目是“述而不作”,不知如何从张惠言谈礼的文章中受了些暗示,写上一两千字,居然把这位国学大师蒙混住了。平生辜负了许多师友的期望,黄先生正是我抱疚的恩师之一。因为自己太不成才,所以从来不敢公开说是他的学生。

在上述的一阵兴奋之下,只有住进国学馆,生活完全靠考课的奖金维持;我从来不用功,考课的成绩,时好时坏,生活得朝不保夕。有一次,原系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此时也在国学馆教《周易》的刘凤章先生把我找去说:“我知道你很穷。但不要灰心。像你这一枝笔有一天露了出来,一定会名动公卿,还怕没有饭吃吗?……我现在介绍你到汉川分水咀周家办的私立小学去教书,每月四十串钱,暂时维持生活,你愿意吗?”刘先生是真正知行合一的阳明学者,对《周易》很有研究,我们平时很怕他,不敢和他接近。突然听到他这一番恳切的话,精神上得到的鼓励,超过了季刚先生所给我的鼓励。于是一面为了穷,一面受到刘先生的感动,便在民国十四年下季,又到汉川当上四个月的小学教员。

维新小学,设在周家祠堂里面;周家是大姓,除了一个姓黄的和一个姓什么的学生以外都是周姓子弟。校外是一片广大的棉田。教员除我以外,还有姓周、姓李的两位,一位是孝感人,一是黄陂人,都是师范的先后同学。我在应付上课之余,用功看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这是季刚先生吩咐我的。此外,便和那位周先生闲聊。我和周先生,根本不曾把小学放在脑筋里面,整天以开玩笑的态度胡混;而那位李先生却一本正经的,非常认真。于是三个人分成两派,我和周先生非常亲密,把李先生孤立起来。对他的一股干劲,总是暗中好笑。当然是不欢而散的。

民国十六年十月,我当了省立第七小学校长,那位周先生已死,我四处打听李先生的下落,请他来当教员。当时省立小学教员,每月可以拿到七十到一百二十银元的待遇,比各县小学的待遇好得多。所以和李先生再见面时,他以惊喜的眼光问我:“老徐,你当时这样讨厌我,为什么现在又特地请我呢?”我开玩笑地答复:“当时讨厌你太认真,现在希望你能像那时一样地认真。”原来我在国学馆读书时期,渐渐浮出了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当图书馆长,一是当大学教授。在三四个月的小学校长期间,又浮出了第三大愿望,即是要娶一位湖南小姐做太太。当时教员中的两位湖南小姐,使我时常想到世上除了咸汤、甜场、辣汤以外,应该还有一种由易牙秘传下来的甜辣汤,给人的味觉以庄严的感动。

十七年三月间,突然由当时湖北清乡会办陶子钦先生,叫我和他的弟弟、侄儿及当时清乡督办胡今予先生的弟弟们到日本去留学。这真是喜出望外。到日本后,我的兴趣是经济学。对于河上肇的著作,片纸只字必读。但学经济学便得不到学费的帮助,于是糊里糊涂地进入到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

九一八事变发生,反抗、入狱、退学,怀抱满腔救国的热望,和同学们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才真正和社会接触。一个多月的呼号奔走,所得的结果是冷酷、黯淡。于是同学们各奔前程,再不谈什么救国大志。我随孔雯掀先生回湖北,便住在他家里;他为我向当时省主席夏斗寅找工作,没有成功。同时我不知怎的突然想组织一个国共之间的政党,即是要以唯物辩证法来完成三民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发展完成了的三民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说干就干,当时也集结了十几个年轻的人,开了两三次会,研究宣言和纲领,并取了一个“开进社”的名称。“开进”是进入作战位置,完成作战准备的军用术语。不到一两个月,组织也要钱,恋爱也要钱,而我已经一钱莫名了,为了生存,只好放下一切,跑到广西去当营附,正式过起丘八生活。我以后常常回想,当时一同组党的十几位青年,从何而来,分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没有再遇到过其中的一位;因而不仅记不起他们的名字,连姓也一个记不起;这在我的一生中,真是一直到现在还想不透的谜。假定说我一生中有过政治梦,大概就是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十多年后,在旧皮箱底下,偶然找出当时拟就的宣言底稿,文章写得不坏,我看后笑了一笑就扯掉了。

我的丘八生活留在将来再写。

抗战胜利,三十五年,我回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呈请志愿退役。当时正要裁军减员,退役正符合政府的政策。但退役后还是在南京瞎忙一阵。自民国三十年起,对时代暴风雨的预感,一直压在我的精神上,简直吐不过气来。为了想抢救危机,几年来绞尽了我的心血。从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我大体都看到了。老实说,我没有发现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甚至不曾发现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说起。难道说这样大的国家民族,就此完事吗?于是我假定,国家的人才恐怕是藏在党政军以外的学术界,尤其是各大学的教授先生里面。因为我自己想当大学教授而无法当到,所以对大学教授的评价非常地高,以为这些人正是真才实学、血性良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元气。于是由我内心所蕴蓄的二十年来的憧憬,及由对时代责任感而来的迫切期待,便急于想和这些先生们通通声气。但隔行如隔山,一个丘八凭什么和他们来往呢?我在奉化蒋公那里要来一笔钱,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办一个纯学术性的刊物《学原》。我是想以此为桥梁,有机会和教授先生们接近,由此来发现国家的新希望,同时也是我想回到学术圈里的一个尝试。对于此一刊物的问世,我除了由衷地感谢蒋公以外,也永远忘记不了陈果夫、陈布雷两位先生。

上面的一切,在三十七年年底,统统告一结束,我和妻子出走广州。三十八年三月,我应奉化蒋公之召,到溪口住了四十天,曾提出了一个自称为“中兴方略草案”的文件,内中有一点是希望三民主义的信徒能和自由主义者团结合作。这在我个人的认识上,也是一个大的转变。我的用意不是注重拉拢几个人,而是想把自由民主的精神注入到国民党内部来,以洗涤沉疴,打通社会,重新在社会中生根生长。我当时的认识是,国民党的新生,是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但在大陆上,政治权力葬送了国民党;所以国民党的新生,是要靠社会而绝不是政治权力。这一底稿,在三年前我已清出将它付之一炬了。不过香港《民主评论》的出刊及其以后的态度遭遇,都是顺着此一意愿下来的。

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湖北的老先生们,说我的古文写得不错。但不久因受二周文字的影响,见了之乎也者的文章便头痛。后来除了偶然的机会外,很少写文章。三十八年六月《民主评论》在香港出刊,不仅其势非写文章不可;同时,也实在有说不尽的话,以稍能一吐为快。当时有的朋友在背后说,“徐复观的文章,是钱宾四、唐君毅这些先生捉刀的”。一年以后,又有朋友说,“徐复观的文章写得不坏,可惜只能写政论,不能写学术性的”。这倒是事实。不过,在我个人,只是因为要了解问题而认真找材料,因找材料而落下心来读书,因读书而开始衡断当代的所谓学术,一天一天地,把我的精神,引导向另一方向去了。因我个人的社会经验与历史,越是熟的朋友,对我的评价越差;一生中在军事上的知己,只有一位老德国顾问;在政治上的知己,只有××××。于是也有朋友为我叹息说,“优孟得时皆贵客,英雄见惯亦常人”。但我总是想:在乱世能做一个常人而不做反常的人,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何况发蒙读书时,我父亲给我起的学名正是“秉常”二字呢?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常往来于港台之间,且去过两次日本。一九五二年起,住在台中简直动弹不得。当时台中省立农学院院长林一民先生,不知听了谁的吹嘘,跑到我家来要我教新设课程“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当时我告诉他,我是丘八出身,并没有进大学去教书的资格。林先生以为我是骗他的,硬说我在大陆上是武大的教授,并开玩笑地说:“你若不答应,我便跪下了。”我太太在旁说:“你就答应林院长吧。”这样便踏进了大学的门。第一年是兼任,第二年改专任。我接受专任的条件是不教国际现势,改教大一国文。因为我对与时事有关的东西,开始发生了衷心的厌恶。

假使不是有“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门新课,假使不是林院长对朋友过分热心而把我估计错误,更推远一点,假使不是办刊物、写文章,一个退役丘八,不会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教室的。这一切都是偶然中的偶然,不用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哲学,如何能加以解释?在农学院教授会的欢迎会上,我说:“平生三大志愿,竟然达到了一件,所以我真是以感激的心情来接受农学院的聘书。可惜娶湖南小姐做太太的志愿,真是此生休想。”说完后,名植物生理学家易希道教授马上说:“徐先生把湖南小姐说得这样好,可是有的人却觉得吃不消,时常感到不自在呢!”大家哄堂一笑,简直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事后才知道易教授正是典型的湖南小姐,而山东佬罗清泽教授,对自己的学人太太,虽敬礼有加,但因专心学问,以致温情蜜意,或稍减于昔日东京追求角逐之时。难怪我们的易大姐,不免含颦带恨地发出一点牢骚来。不过,罗公当时的神情,似乎很是得意。这是当然的。辣味比甜味有时更能满足人的口福啊!

因为我是半路出家,所以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功课的准备上面。教国文,最大的准备工作,便是把预备的材料读得烂熟。对前人文章的好坏,只有在熟读中衡量得出来。我曾经选过几篇近代人的名作,初看一两遍,觉得有声有色;但细声一读,便读垮下来了。经不起读的文章,讲时感到非常窘迫,学生听得也没精打采。有几篇古人的短文章,初看很平淡,但越读越觉得深厚,越觉得有精神。讲的时候,不是在对学生作字句的解释,而是自己在作文学的欣赏,学生们只不过在旁边见习;这便自然会使教者听者,都感到兴味。我开始以为读文章是我国的老习惯,这两年看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知道他们也常提出同样的方法和经验。同一篇文章,有不同层次的讲法和领受。只要教的人出于真正的责任心,则许多中学国文课本所选的文章,在大一国文中一样可以选用。我教大一国文,似乎稍能收到一点效果。但农学院的学生本不是学国文的,所以从结果上说,总不免有空虚之感。

当我听说私立东海大学会设立在台中时,我的确曾动过念头;因为它有文学院,有中文系,可以教出一点结果。等到和我有相当友谊而又是东大创办人之一的两位朋友随便谈谈后,知道他两位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暗示我的能力还不够,我便立即对此断念了。一九五五年七月间,突然接到台大文学院沈刚伯先生来信,说东大曾约农校长托他征求我到东大的同意,这当然是由于曾校长听过了沈先生的推荐而来,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这在我的一生中,是唯一的受到朋友善意援引的一次。当时我的好友张研田先生,极力反对我来东大,并且因为看到我在日本时所读的经济学书籍,便说:“你如不愿教国文,可以到农经系教经济学。”农经系系主任宋勉南先生也这样劝我。我说:“已经是四不像了。这样一来,更成为四不像。”研田兄才因此接受台大训导长的聘书而同时离开农学院。这一段友情,真有点像男女热恋中的难分难舍。到东大后,听说有某要人曾以两次长途电话要曾前校长解我的聘;也有人说,我们讲中国文化,影响了基督教义的宣扬。但这些先生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一个事实。我只是竭心尽力,教学校分配给我的功课的精神劳动者。假使因我们的教课,而能使中国的学生,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可耻,那只有归功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伟大及主持校务者的努力、认真。我们除对功课本身负责外,一切都是多余的。所以我现在辞去中文系系主任的兼职。

到东大已经四年,我教的功课,由大一国文而转换到大二国文,这是东大重视本国文化所特设的一门功课;它的内容,主要是思想史的材料,所以涉及到先秦及宋明的重要思想家。讲授的方法,是在某家的整个思想轮廓中讲解他重要的一篇或两篇文献,所以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另外,我开了《文心雕龙》及《史记》两种专书;初开时,也有朋友为我担心;不过,我是以自己的研究工作来带着学生研究。以后我还准备开一门“经学发展史”。我把这些功课,都当作通向某一门学问的钥匙来教。假使因此而能提供东大中文系的学生以做学问的钥匙,为中国文化开辟出一条新途径、一个新面目,则我想当教授的愿望,或稍有点意义。但这是关系于以后个人的精力和学校的环境的。

没有追求到手的小姐,永远是最美丽的小姐;没有追求到手的职业,可能也是最理想的职业。大学教授,对于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主妇了;只能希望以道德的责任心,补偿一天一天消逝掉的桃色美梦。进入到这一圈子以后,使我深深感到“教书三年成白丁”的话,是一个事实的真理。我要想从白丁中逃出来,须有相当的毅力。同时,我和这已经结了婚的职业,不会再离婚吗?这也在未定之天。但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人生,配上糊涂官打糊涂百姓的时代,一切都是偶然。因此,我的任天而动的生活性格,正和我的人生哲学及时代哲学相配合,用不上多作盘算的。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自由谈》第十卷第八期 ouYRa/Msae+2jYy2l3duPJf89+YmoDCNXF1bpyyzBWwdmTbP0fKpulvlKk4RYm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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